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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多少位哲学家死后葬礼上的送葬人数超过5万人？答案是只有一位，他就是让·保罗·萨特。
对于名人葬礼，法国人的热情要明显高于其他民族。伏尔泰的迁葬仪式、雨果的葬礼，都曾经引发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围观。但这两位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
1980年4月19日，萨特的灵柩从巴黎的Broussais医院出发，沿途经过他常去的蒙帕纳斯大道，最终抵达蒙帕纳斯公墓。灵车一路缓缓前行，马路两侧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动。这场被视为存在主义时代最后的盛大谢幕的葬礼，据斯坦福哲学百科记载，参加人数在5万至10万人之间。公墓现场到达的人数超过2万。当波伏娃将一朵白玫瑰抛向棺材时，人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复杂的情绪，场面一度混乱而壮观，甚至有人跌入墓穴。一生都在对抗“他者凝视”的萨特，用他的死亡完成了最后一次在“人群注视中定义自我”。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多少位哲学家仅靠其哲学思想就成为了情场常青树？答案是只有一位，还是让·保罗·萨特。虽然卢梭、罗素这些前辈海王们，也有不俗的战绩，但他们大多还同时借助了，或者是俊朗的外形，或者是显赫的出身。
在西方哲学大佬中，最高频出现的形象，是因为思想太深而导致没有异性缘的单身界不倒翁。其中的几位典型，要数一辈子没离开过哥尼斯堡，终生未婚的康德；磨镜片磨到死，异性缘基本为零的斯宾诺莎；还有那位怀揣着一颗风流成性的心，却在现实中屡战屡败，最后对着一匹被鞭打的马痛苦的尼采。
只有萨特，让西方的文艺女青年们忽略掉他一米五三的身高、苏格拉底级别的颜值、经常同时向不同方向眺望的目光，完全沉沦在他用存在主义构建的温柔乡里，将哲学撩妹发展到艺术的高度。每当遇到让他心动的女性，萨特会先盯着对方的眼睛，极其专注的倾听，然后用存在主义框架重新解读对方的痛苦和渴望。当女子被深邃的哲学理论绕晕之后，萨特开始展示自己作为受难天才的脆弱，并告诉对方你是自由的，我们的关系是偶然的，不应该被契约束缚。他用这套形成了逻辑闭环的理论，直接消解了女性出轨的负罪感，把出轨升华为对本真生活的追求，让那些女性觉得自己不仅仅是情人，更是自由的共同创造者，为他们的偶然之爱买单。
有时候，萨特也会遇到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此时，萨特的“必然之爱”波伏娃就会出场，负责他临门一脚的神助攻。一方面，波伏娃以她当时“全法国最杰出女性”的品牌形象现身说法，让人潜意识里觉得，如果连波伏娃这样独立聪慧的女性都愿意接受偶然之爱，那加入他们就等于加入了一个最高级的智力俱乐部。同时，波伏娃还会告诉对方，我们这种关系是超越世俗的，是自由的，让那些求知欲强烈但又涉世未深的女孩觉得，如果不接受这种安排，就是不本真的。
在萨特之前，情侣间的不忠通常被视为道德败坏，或是激情导致的迷失。但在萨特之后，不忠被合理化和哲学化，为现代人处理多重伴侣关系提供了一整套话术。知情同意和绝对透明的原则，为现代的开放式关系提供了基石。萨特和波伏娃，也成为了开放式关系的亚当夏娃。
1905年6月，萨特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但是在萨特还不到两岁时就不幸去世。小萨特被母亲带到了外祖父家生活。作为德语教师和圣经学者的外祖父，家中藏书万卷，小萨特如鱼得水，3岁便开始大量阅读。外祖父也视他为神童，悉心培养，寄予厚望。
1924年，萨特进入法国最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哲学。在这所精英荟萃的学府里，不安分的萨特充分展现出一个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所有特征：聪明、反叛和自负。
1929年，在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拿到了第一名的萨特，和名列第二的西蒙娜·波伏娃，在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口头达成了他们的爱情契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爱情关系实验。这一年，萨特24岁，波伏娃21岁。这份没有纸质文本的契约执行了51年，直到萨特去世。他们成为了彼此最亲密的伴侣、最严厉的批评者、最忠实的战友，以及最重要的知识对话者。
1935年，30岁的萨特受胡塞尔的影响，痴迷于研究现象学和想象力。他尝试通过人为诱发幻觉来理解想象的本质。在巴黎圣安妮医院，他找到担任精神科医生的老同学丹尼尔，给他注射了大剂量的致幻剂麦斯卡林。致幻效果持续了几个月甚至几年，让他一度认为自己陷入了幻觉性精神病和抑郁症。
在波伏娃的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他照顾萨特的过程。三年后他出版的文学作品《恶心》中，反复描写的那种“粘稠、肿胀、挥之不去、想吐却吐不出来的感觉”，与麦斯卡林引发的身体反应是高度一致的。这本书让萨特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他试图告诉读者，在你开始为自己负责之前，世界必然显得令人作呕。这种“恶心”，正是萨特式存在主义的感性起点。
从1940年代中期一直到70年代，为了维持高强度的写作，萨特长期大量服用兴奋剂，每天服用200毫克的安非他命，一天要抽好几包烟。兴奋剂确实帮助他成为了一名高产作家，但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让他欣慰的是，文学界不需要尿检。
1940年，参加了二战的萨特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关了9个月。这段经历对他后来成为哲学家帮助极大。在这一年，和萨特一样成为德军战俘，后来成长为哲学家的法国人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除了萨特，还有梅洛-庞蒂、列维纳斯、保罗·科利和乔治·古斯多夫。
在德国的战俘营有“俘虏大学”，敌军的俘虏可以去上学，也可以任教。课程结束后颁发文凭，红十字会提供教学用的书籍和材料。其实早在一战期间，就有一位大哲学家是从战俘营中成长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作为奥匈帝国的士兵，在意大利前线被俘。当时他随身携带了《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利用在战俘营的9个月时间，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的最终修订。
之所以战俘营能成为哲学家的训练营，是得益于1864年《日内瓦公约》的签订。这部多次修订，到今天已经被194个国家认可的国际法，为“人道主义”订立了标准，尤其是保护战俘的人权。
如果回顾一下1864年的中国，那一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南京陷落，江南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人口损失接近7,000万，而当时的中国总人口数是4亿多一点。
1943年，萨特在巴黎出版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虚无》。当时的巴黎仍然被纳粹占领。由于萨特既不是犹太人，当时也不是知名人物，这本充满了抽象理论的哲学书并没有引起审查严格的纳粹审查官的关注，不仅顺利出版，也没有为萨特带来任何迫害。但是，在战后法国社会进入清算、审判和责任追问期间，《存在与虚无》立刻被重新解读，成为一本反极权哲学书籍，成为了“时代之书”。因为书中恰好提供了“你必须为你的选择负责”这一观点的哲学基础。如果将此书的出版时间推迟到1946年之后，他不可能拥有同样的道德权威，因为他已错过了法国需要对二战期间的法国人的行为进行追责的这个风口。
书中“最核心的观点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个看似简单的命题，实际上却包含了对西方整个传统哲学和神学的颠覆。传统的理论认为，所有事物都有其预定的本质和目的。一把刀被塑造出来之前，工匠已经先设计好了它的本质——用来切割。上帝在创造人类和自然之前，也是预先设定好了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目的。人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个预判的本质。
但萨特说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没有上帝，没有任何超越性的存在预先给人设定的本质和任务。人是先被抛入这个世界，先已经存在，然后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塑造自己的本质。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本质的人，完全由你的选择来定义。所以人是拥有绝对自由的。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都可以做出选择。即使你被人用枪指着，你仍然有选择反抗还是不反抗的自由。所以，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
同时，萨特还提出，你的每一个选择不仅是在塑造自己，也是在定义你认为人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当你选择结婚，你也是在宣布结婚是有价值的；当你选择撒谎，你就是在宣称撒谎是可以接受的。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为人类树立一个榜样。这种无法逃避、没有借口可以推脱的责任，沉重到让人想吐。所以自由不是一种馈赠，而是一种惩罚，是每个人必须接受的刑罚。
但是，人们还是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自由、推卸责任。萨特把这称之为“自欺”。自欺不是简单的撒谎，而是一种深层的自我欺骗，试图让自己相信自己不是自由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固定本质的存在，从而摆脱选择的焦虑。他举了一个服务员的例子，他说一个服务员的一举一动都太像一个服务员了，他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倒咖啡的动作，都仿佛在说“看，我就是一个服务员”。萨特说这就是一种自欺。他的选择自由永远都在，当他过度认同这个身份时，就是在自欺。
推而广之，当你说“我控制不了我的脾气时”、“当你认为我必须服从命令时”、“你说我天生就是这样时”，都是在自欺。因为没有任何之前的因素可以决定你现在的选择，唯一可以决定的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唯一责任人。
萨特将人和物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存在。石头、桌子，这些没有意识的物，不会怀疑自己的身份，不会想成为别的东西，没有超越性，被定义为“自在的存在”。而人的特点是有意识，而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识总是指向它所不是的东西。当我意识到桌子时，我不是桌子；当我意识到我的过去时，我不是我的过去；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时，我又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是在意识的我，另一个是被意识的我。而这两个我永远无法重合。所以意识的核心是虚无，一种与自己的距离，一种否定性。
正是这个虚无使自由成为可能。因为我不是我的过去，我可以超越他；我不是我的身份，因为我可以重新定义自己；我永远与自己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就是自由的空间。萨特将人的这种存在方式定义为“自为的存在”，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存在，一个永远向着未来敞开的可能性。
萨特认为，他人的目的对我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威胁，把我从一个自由的主体降格为一个被定义的客体。在他的戏剧《禁闭》这部作品中，他提出那个最著名的命题：“他人即地狱”。意思并不是别人都是坏人，而是别人的目光会通过定义我来限制我的自由。但我又必须需要他人来确认我的存在。
在详细分析了爱情等各种人际关系的模式之后，萨特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真正的相互理解和融合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试图把对方变成客体，同时维护自己作为主体的地位。所以，我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要不断逃避，不断保持流动性，永远不让任何一个“他者”完全占有我，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
当有人质疑萨特的绝对自由，问他：“一个奴隶和一个自由人有什么区别？他们是同样自由的吗？”萨特回答说：“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在于力量的区别，但他们的自由是一样的。两者都有绝对自由。奴隶不能选择不做奴隶，这是力量的原因，但是他可以选择顺从的当奴隶，还是进行反抗，成为一名反抗的奴隶。”
每个人都是在用生命来证明你的选择的意义。后来又有人问萨特：“如果一切都是选择，如果没有客观的价值标准，那么一个人选择做圣人和选择做恶棍有什么本质区别？”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部作品中，萨特回答说：“当你选择时，你也在为全人类选择，所以你应该选择那种希望所有人都这样选择的行为。”
当萨特把康德的绝对命令搬出来当救兵时，不知道他是不是忘记了，他的哲学理论恰恰是要反对任何先验的道德法则。但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后果就是，海德格尔马上将自己的“存在论”和萨特的“存在论”撇清关系。他认为萨特把本应是本体论范畴的存在，降格为伦理命题，把存在问题心理学化了。
其实即使回到本体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也是站不住脚的。在萨特的定义中，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而“自为的存在”是不能被描述的，因为它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这种存在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持续进行中的否定活动。一旦被描述、被定义，“自为”就被对象化了，变成了“自在的存在”。
萨特的“我”可以理解为只有过去的“我”和未来的“我”，没有现在的“我”，或者说无法定义现在的“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被他颠覆成了“我思故我不在”。萨特试图告诉人们，未来的“我”不应该被过去的“我”所束缚，因为现在的“我”是自由的。这个现在的“我”因为有绝对自由，所以要承担全部责任。但他又忘了，现在的“我”在他的理论中一旦被描述，就已经成为过去的“我”了，已经不是他说的那种“自为的存在”了。而且，那个真正承担责任的只能是未来的“我”，而未来的“我”只要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已经被对象化，也不是“自我的存在”了。
所以，萨特谈到绝对自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体的。所以他根本无法回答“谁的责任不可推卸”、“谁在自欺”、“谁在他人的注视中失去了主体性”。既然无一物，又何处惹尘埃？
所以，分析到这里，你会发现，萨特的存在主义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但在现实中，却是一碗营养价值丰富的鸡汤。他同时坚持了三点：没有固定主体、行为必须完全自由、责任必须不可推卸。在逻辑上是无法同时成立的。但是没关系，进入文学界不需要尿检一样，鸡汤界也不需要逻辑。
晚年的萨特，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进入了逻辑的死胡同。但是，他没有维特根斯坦的勇气和能力，将自己的过去全部推倒重建。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用强调希望、兄弟情谊和集体斗争这些新议题来掩饰早期的不足。
1945年，萨特不再满足于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要求哲学和文学介入现实。他创办杂志《现代》，在创刊词中宣布：“作家的处境必然是介入的，因为不介入本身也是一种介入。选择沉默就是选择支持现状。”他提出了“介入文学”的概念，作家必须为自己的文字负责。
在二战之后，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欧洲风靡一时，尤其是在年轻知识分子中间。存在主义咖啡馆在巴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年轻人穿着黑色衣服，抽着烟，谈论虚无、荒诞和自由。萨特成为了这场文化运动的教父。
另一位存在主义的领军人物加缪，曾经是萨特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后来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两人关系破裂，从此再未和解。1960年，加缪死于一场车祸。萨特在悼文中写道：“我们吵架了，但吵架也是一种交流方式。通过拒绝对方，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承认对方的重要性。”在波伏娃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加缪的死让萨特非常痛苦，让他反思激进的政治立场可能带来的代价。
在5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萨特为苏联辩护，批评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写下支持苏联政策的长文《共产党人与和平》，这使得许多朋友与他决裂。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萨特对苏联的幻想破灭，不再支持苏共，但并未因此放弃社会主义理想，转而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成为了20世纪最热衷于“红色朝圣”的西方知识分子。毛泽东、卡斯特罗、切·格瓦拉、铁托、赫鲁晓夫，这些当时最著名的独裁者，都曾经与萨特亲切交谈，并得到萨特的赞许。
在萨特60多岁的时候，为了支持法国的毛派运动，为了践行“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结合”这一存在主义命题的终极尝试，他像个热血青年一样，冲到了街头斗争的第一线。当时最激进的毛派组织“无产阶级左翼”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连续两任主编被法国政府逮捕后，萨特宣布出任该报的主编。他和波伏娃亲自走上街头，在人群密集的地区公开推销被政府宣布为非法《人民事业报》。萨特甚至还故意在警察面前分发报纸，挑衅警察来抓捕自己。但是当时的萨特在法国仍然是一个国宝级的存在。当内政部长想逮捕萨特时，戴高乐留下了那句传世名言：“我们不能逮捕伏尔泰。”
有恃无恐的萨特，为了建立一个更广泛、更专业的左翼舆论阵地，他和毛派组织共同创建了《解放报》。这份报纸，在今天仍然是法国最重要的左翼大报。为了一个自己不完全了解，但极度渴望的乌托邦，满腔热血的萨特，押上了自己的名声、健康和余生。
随着70年代末社会主义的各种骇人听闻的真相被披露，许多法国毛派知识分子陷入了幻灭。萨特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落寞和存在主义的焦虑。但他那张在木桶上演讲的照片，已经永远定格成了西方知识分子与激情政治相结合的最高光时刻。
萨特对金钱的态度是完全不在意。他从不储蓄，挣多少花多少，经常把钱借给朋友和陌生人，大多都从未要回。波伏娃曾经帮他管理过财务，但萨特总是偷偷把钱塞给别人。
对于名誉，萨特的态度更是拒绝。在世界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应该是唯一一位从未接受过任何官方荣誉的独行侠。不论是科学院、官方学院机构的荣誉职位，还是政府的荣誉勋章，他全都婉言谢绝。最著名的是，他拒绝了1964年瑞典学院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不能让自己被定义，不愿意成为制度化符号。他终身都忠于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提倡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了。
虽然对萨特的批评从未停止过，但他的影响从未消散。他提出的“选择的重负”、“他人的目光”、“本真性与自欺”等，至今仍然是心理学和文学讨论的重要话题。
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萨特说：“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肺水肿去世，享年74岁。为他献上白玫瑰的波伏娃，在6年后去世，葬在了萨特的旁边，为20世纪最具争议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段关系画上了句号。
今天在达沃斯论坛上，川普重申美国应该控制格陵兰岛，但明确排除了会使用军事力量。美国股市应声反弹，但是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进一步动摇。伤害已经造成。
杨周边来到50年代的巴黎左岸，找到那位正在咖啡馆吞云吐雾的小个子，问道：“尊敬的萨特先生，请问您觉得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萨特整理了一下外套，审视的目光穿过缭绕的烟雾，答道：“这是个自欺的问题。世界不是独立于你之外的，世界没有剧本。所以别问世界会不会好，你自己要负全责。”
哲学的探索是无穷的，哲学家的灵魂是有趣的。今天的《哲学家故事系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