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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将对电影《可怜的东西》进行影评分析。
《可怜的东西》今年赢得了四项奥斯卡大奖，也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故事讲述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故事。一位名叫贝拉的孕妇试图自杀，后被科学家戈德温博士人工复活。他移除了母亲的脑，移植到了婴儿的脑中。因此，贝拉拥有成年人的身体和婴儿的心智，成为戈德温的实验对象，供其近距离观察。
这种“取脑”实验，其实源于启蒙时代（18世纪之前）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当时人们相信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大脑中有灵魂控制身体，灵魂由上帝赋予，拥有自由意志。但哲学家拉·美特里通过大量解剖实验发现，即使移除了大脑，身体器官仍能自行运作。这意味着身体有自身的运动原理和意志，人体实际上是一台自动化的机器，决定着人的行为。因此，解剖学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所谓的灵魂和自由意志只是大脑的想象。
《可怜的东西》将拉·美特里的机械论哲学推向了极致。戈德温随意组装动物的头和身体，如同玩乐高积木。贝拉的身体被像机器一样重新组装。最终，贝拉继承了戈德温的科学事业，将绵羊的头移植到她前夫的脑中。拉·美特里的机械梦得以实现：人是机器，人脑也可以装备动物的身体。
事实上，在兰斯·莫斯过去的电影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性和动物性之间的转换。《非凡的欲望》中，父亲欺骗孩子说母亲会生下狗，暗示那些孩子就像被驯化的狗，长着永远不会成熟的犬牙。《单身动物园》中，找不到伴侣的人会被惩罚变成动物，单身者如同被社会放逐的动物。《圣鹿之死》中，主人公一家被诅咒后，人的自由意志被束缚，失去了人性化的行动能力。
在这些例子中，人的行为缺乏人性的温暖，受限于动物般的身体。与基督教不同，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使人做出道德判断。兰斯·莫斯电影中的人被剥夺了自由意志，缺乏道德主体性。
但《可怜的东西》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挑战了这种机械论哲学，不将人性仅仅简化为动物性。整部电影都在回应戈德温博士提出的问题。
电影开篇，贝拉确实与动物无异，没有自主性、理性和道德感，只有纯粹的婴儿冲动。真正拥有主体性的是像父亲一样的戈德温，他可以对贝拉进行实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但为了不受干扰地控制实验结果，贝拉一直被父亲创造的人工环境所限制。
在《非凡的欲望》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全能的父亲形象。孩子不被允许了解外界的未知，只能说父亲赋予的语言，而非通用语言。母亲发现了两个像僵尸一样的孩子，问是否要为他们挑选。他们一直待在家里，依靠父亲供养，结果变成了没有自主性、不会长大的巨婴。这两个例子都反映了哲学家巴迪欧所说的“家庭的致病性结构”。家庭是人类社会变迁中最难撼动的结构。即使在公共领域，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但在私人的家庭中，仍然停留在封建主义，充斥着家长制、家庭暴力和控制欲强的父母。
因此，现代社会隐藏着一种病态的分裂：外面的人高喊自由民主，回家后却重现了不民主的权力结构。
《非凡的欲望》的结局是，孩子们终于有机会探索外部世界。而这恰恰是《可怜的东西》意外开始的地方。贝拉看到了外部现实，而非父亲创造的温室。这种新的体验让她渴望了解未知，反抗造物主的欲望也开始出现。
当贝拉发现身体的快感后，反抗的意志变得更加强烈。贝拉的行为立刻受到了马克斯的批评。现在看来，这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自慰被视为道德邪恶。就像弗洛伊德的一个著名案例，小汉斯三岁时开始喜欢玩弄自己的阴茎，但被母亲威胁说如果再玩就割掉。后来，小汉斯患上了恐慌症。同样，电影中的戈德温从小被父亲阉割，成为太监，以免疫性诱惑，专心于科学研究。这种性压抑的案例在维多利亚时期比比皆是。
也正是因为家庭内部的压抑，让贝拉选择离开家庭这个“自由的牢笼”。
当贝拉抵达里斯本时，电影从黑白转为彩色，仿佛离开了只看到黑白颠倒的压抑家庭，开始体验食物、性爱和音乐，满足她探索真实世界的欲望。
但《可怜的东西》揭示了，即使一个人无法摆脱家庭的束缚，也无法摆脱社会强大的限制性结构。在高层社交场合，贝拉被邓肯教导要遵守规则，只能说特定的台词。但当贝拉按照邓肯说的做时，却因为说话的时机不对，导致社交媒体瘫痪。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所说的“破坏性实验”。为什么社会互动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潜意识中遵循着道德脚本。吃饭时哪些话不该说，邻桌发生的事情应该假装没看见。这些规范早已内化到骨子里。当一个人的行为偏离脚本时，他会被纠正，以稳定现实的运作。这反映了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人们不断努力维持的结果。
相比之下，贝拉的心智年龄如同孩童，没有羞耻感，没有道德框架，没有禁忌。她可以享受不受限制的自由。贝拉就像伊甸园里的夏娃，在吃下善恶之果之前，她不知道什么是道德。直到被邓肯多次教导，她才开始感到羞耻。
至此，戈德温的问题得到了回答。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羞耻感。达尔文认为，羞耻感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情感，因为只有人类会脸红，而其他动物不会。脸红是因为人们在思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所以，当贝拉开始感到羞耻时，意味着她正在逐渐成长，多了一个人类的维度。一方面，她自然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她学会了人类特有的羞耻感。这两者都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特征。
但这两种人性是矛盾的。因为羞耻感，贝拉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天真，必须限制自己的自由。
在前往雅典的路上，贝拉的人性已经扩展到第三个层面：不仅渴望自由和羞耻感，还渴望自我提升。玛莎女士和哈利先生的辩论，实际上是19世纪哲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课题：社会和人性是否可能进步和提升？
如果拉·美特里的机械唯物主义是正确的，那么人性就像动物一样，都受身体欲望和冲动的驱使。这意味着贝拉注定会重复她母亲的行为，因为她是受母亲身体决定的存在。
然而，以歌德为代表的另一派德国浪漫主义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哲学知识来改造社会，从而提升人性。进步就是人们从无知走向知识，通过新知识来培养自己的精神。贝拉成长的过程就像这种自我提升。这就是玛莎女士建议贝拉阅读歌德的原因，因为歌德开启了“成长小说”的传统。
这种乐观主义使欧洲人相信，他们将引领全人类的进步。因此，19世纪也被历史学家称为“进步时代”。
然而，为了进步而求知的欲望，却让贝拉意外看到了世界的真实面貌。
航行到亚历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港是这次旅程中唯一的非欧洲城市。19世纪末的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这里，贝拉第一次发现，世界并非只有美好的事物，世界上还有许多受苦的人。在这部剧中，《可怜的东西》变成了那些第三世界工人。资本主义为欧洲带来了财富，但也掩盖了大量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
即使贝拉想帮助穷人，也无能为力。富人和穷人的世界之间没有阶梯。这时，贝拉才意识到自己之前体验的美好生活，原来只是属于少数欧洲人的特权。贝拉此时的知识还不足以知道，欧洲国家的进步和维多利亚人的自由，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地资源的基础上的。她反而将问题归咎于金钱的稀缺。
结果，贝拉劫富济贫的行为让她和邓肯都变得可怜，被迫在巴黎下船。但这让她改变了视角，像穷人一样生活，不再是体验世界的美好事物，而是去理解世界的丑陋一面。
在巴黎的一家妓院里，贝拉终于认识到了世界的丑陋一面：性关系中的权力动态。旅程之初，邓肯告诉贝拉：不需要对一对一的关系负责。但当贝拉和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时，她想比较其他男人和邓肯的性表现差异，却被邓肯视为“贬低”。这时，贝拉才意识到，性经验丰富的男人会被视为爱情专家，但女人性经验丰富却会被羞辱为荡妇。
追求性自由的贝拉，却发现了性关系中的不自由。当她在妓院工作时，这种矛盾更加明显。一些男人渴望的是女性的不自由，女性的反抗。这让贝拉再次面对人性的两种矛盾：人们渴望性，也渴望自由，但性关系中却包含着不自由。
贝拉解决冲突的方式是摆脱对男人的经济依赖，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赚钱。这也使贝拉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至此，旅程中的四个城市，仅仅反映了贝拉对自由的探索。她面临了四种矛盾：
在伦敦，受父亲控制，体验家庭与自由的冲突。
在里斯本，受社会约束，体验羞耻与自由的矛盾。
在雅典，受知识匮乏约束，体验自我提升与自由的悖论。
在巴黎，受权力关系约束，体验性与自由的矛盾。
每一次旅程，贝拉都面临新的冲突需要克服。这也让我对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
最终，她绕了一圈回到了伦敦，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原来贝拉是大脑移植的产物，她是她自己的母亲，也是她自己的孩子。这立刻引发了一个问题：贝拉过去追求自由的行为，真的是出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还是受母亲身体的决定？如果她只是在重复母亲的行为，那不是真正的自由。
贝拉因此取消了婚礼，跟随她的前夫去探索她母亲的过去，找出这个身体的真相。原来，她的母亲并非善良之人，而是以他人的痛苦为乐的人。这与贝拉展现的人性恰恰相反。贝拉的成长过程也与她母亲相反。
一个自杀的母亲，在当时被认为是疯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但在贝拉的性关系中，是邓肯因为得不到贝拉的爱而发疯，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拉·美特里“人是机器”的理论被推翻了，解剖学并非命运。
但当贝拉离开她的前夫时，却面临了自由的最后一个障碍：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科学认为，女性不服从、情绪失控，或者对男性不感兴趣可能是歇斯底里的症状。为了驯服女性，有各种奇怪的治疗方法：震动摇椅、子宫按摩、切除阴蒂……总之，问题在于女性，而不是父权制将女性逼疯。
直到法国医生让-马丁·夏尔科发明了催眠疗法，歇斯底里才从一种生理问题转变为心理问题。在原著小说中，当贝拉到达巴黎时，她要求夏尔科进行催眠实验。但她只是假装被催眠，配合表演，让夏尔科认为他的治疗是成功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体性的抵抗。这种抵抗正是精神分析的起源。弗洛伊德最初跟随夏尔科使用催眠治疗歇斯底里。但在触摸女病人额头时，却被拒绝，并被告知：“别碰我！”这导致弗洛伊德转向谈话疗法，让病人讲述自己的过去。当被压抑的历史被揭示出来时，歇斯底里的症状就消失了。
而在电影中，贝拉是那个被前夫指控歇斯底里的女人。但过去的真相隐藏在母亲的身体里，而不是贝拉的头脑里。所以，去探索母亲的历史，实际上是在探索自己身体被压抑的真相。
因此，贝拉不仅仅是一位医生，更是一位精神分析师，将身体经历的历史转化为意识的历史。在结局中，她获得了关于自己的真相：贝拉并没有重复她母亲的道路。即使拥有一个疯狂的身体，但仍然拥有自由的心灵。
那么，自由究竟是什么？
在启蒙运动时期，人类第一次喊出，人们有大胆求知的自由，无需畏惧任何政治或宗教权威。许多科学家出现，进行各种实验来检验真理。但当实验的生物变成人类自身时，追求自由的科学家反而创造了反抗自己的力量。
戈德温与贝拉的关系，就像上帝与他的造物之间的关系。贝拉一生遇到的每一个男人，也都渴望成为她的创造者：以父爱之名，压抑她的欲望；以未婚夫之名，将她束缚为妻子；以爱人之名，指责她为荡妇；以丈夫之名，将她囚禁在家。但每一次，贝拉都拒绝成为一个造物，主动离开家去冒险。
她离开了上帝——戈德温拒绝了未婚夫的要求，抛弃了邓肯，让他发疯送进精神病院，最终手术将她的前夫变成了一只绵羊。所有阻挡在她面前的男人，都变成了可怜的东西。
贝拉展现了人类与造物界其他生物的区别：人会质疑和反抗造物主。哲学家萨特认为，万物被创造都有其目的。剪刀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剪东西。贝拉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戈德温的求知欲。造物的本质由其创造者定义。但人类被父母创造出来后，却会问自己为什么存在。其他动物不会问这个问题，只是遵循造物主的安排。例如，狗可以被设定为家犬、缉毒犬、导盲犬，但你不会看到你的狗突然想成为一只缉毒犬。
这就是贝拉与第二个实验体菲莉西蒂的区别。菲莉西蒂只是一个造物，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但贝拉会质疑自己被创造的目的。这代表了一种人类的超越性，可以超越其造物状态，规划自己的未来，达到更完整的人类状态。当一个人超越了施加给自己的限制，也就超越了自己。
这种被遗忘的人类超越性，被萨特称为自由。每个人都生而不完整，如同未完成的艺术品，需要改进。但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他才成为艺术品的作者，可以塑造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被家庭和环境塑造。
就像贝拉的衣服，从被束缚变成具有个人风格的服装。但人们常常忘记，自己其实是自由的，忘记了自己可以干预世界的运作。当哈利选择对世界的苦难漠不关心时，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绝望的人，否定了人类自由行动的可能性。而当贝拉为穷人哭泣时，她用自己的眼泪做出了道德选择，决定将世界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
因此，自由也意味着责任，因为每一次自由的行动，都是在为世界树立榜样，展示人类可以活出怎样的可能性。
当法国被纳粹占领时，萨特喊道：“这是我们法国人最自由的时刻！”为什么在被占领时，我们仍然可以称之为自由？因为法国人即使成为纳粹战俘，仍然有机会证明战俘并非被决定的存在，并能够抵抗，重新获得自由。当法国人选择抵抗纳粹时，是在代表全人类做出选择，决定人类应该认可哪种生命价值。
同样，当贝拉两次拒绝婚姻时，她用行动证明了女性可以拥有不被婚姻束缚的生活，拒绝让社会定义什么是女性。
《可怜的东西》因此成为一种存在主义的宣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贝拉。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自由的可能性。家庭的控制、社会的期望、金钱和权力、性关系和道德，这些至今仍在束缚人类生活的枷锁，让人类活得像可怜的东西。但贝拉向我们展示了，成为一个自由的存在是可能的。我们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但都拥有成为自己创造者的潜力，重新找回我们内心深处被遗忘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