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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有没有想过苹果手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这是定价体系的魔力。”硅谷101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特约研究员Yiwen。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部苹果手机，大概200克左右，但它背后是一个跨越全球，调动数百家供应商，涉及十几个国家的庞大产业网络。它的芯片来自TSMC，屏幕来自韩国，镜头来自日本，最后在中国大陆或东南亚组装，再搭乘飞机飞往你所在的城市。
但这种依赖自由贸易和全球协作的供应链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明天开始，美国会对其他国家征收对等关税。2025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再次挥起关税大棒，宣布对中国制造商品征收超过100%的进口税。全球股市狂跌，亚洲、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的股市都在暴跌。（道琼斯）两天内狂跌4000点。这一举动立刻导致全球股市震荡，苹果的股价也是在一周内跌了超过20%。美国的消费者也是十分有先见之明，蜂拥到苹果的门店抢购新款手机。报道苹果几十年的资深记者Patrick McGee，也在一篇观点文章中说，“现在是时候升级你的苹果手机了。”
当然，这一次的关税政策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就在我们制作这期视频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突然又宣布免除从中国进口的手机、电脑及芯片的关税。苹果手机暂时幸免于难，股价也随之上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此机会去反思苹果的过去和未来。
在这期视频里，我们来深入聊聊被称为“供应链大师”的苹果，到底是怎么建立起一整套全球供应链生态体系的。我们会先回到特朗普第一次任期期间，回顾苹果在上一次关税袭来时的应对策略。其次，我们会详细梳理当下的“果链”长什么样，苹果是如何通过过去十年的供应链转移完成全球布局的。最后，我们再为大家解释，印度和越南两个国家，为什么很难替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并试图在当下展望苹果的未来。新一轮关税战，会不会彻底改变苹果的全球制造模式？苹果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场风暴？
早在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在与硅谷科技公司的一次晚餐上，就向乔布斯提出了这一个问题：把iPhone放在美国制造，有可能吗？那一年，苹果出售了将近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和5900万（部）的其他苹果产品。这些产品几乎都产自美国以外。当时乔布斯的回应是，“不能”。
其实2012年的时候，库克也有过类似的尝试。当时他宣布要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一款零售价3000美元的Mac电脑，而这台电脑就会被打上“美国组装”的标签。但后来这项美国制造的计划严重滞后，原因是苹果找不到足够多的螺丝钉。那时，在德州苹果依赖一家只有20名员工的车间，每天最多只能生产1000颗螺丝钉。螺丝钉短缺导致这款电脑的销售推迟了好几个月，最终苹果不得不从中国订购。
经历了这样的惨痛教训，也就有了库克之后那个著名的论断：在美国，你可以把模具工程师召集起来开个会，但我不敢保证能把这个房间坐满。在中国，这种模具工程师可以填满好几个足球场。所以苹果才一直没有把宝押在美国生产上，而是半强制性地要求中国供应链厂商出海。直到今天，苹果也谨慎的没有提过将生产线全部移动到美国国内。科技媒体404Media甚至断言，“美国制造的iPhone几乎是痴人说梦”。
从2018年的特朗普第一次任期开始，中美贸易开始产生摩擦。在这种情况下，高度依赖于中国供应链的苹果立刻感到了危机。可是我们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苹果第一次贸易战期间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当时，库克做了两件事：一是转移供应链，二是白宫游说。
早在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前后，大部分的科技公司CEO都选择回避与政府的对话，包括时任Uber CEO Travis Kalanick和现在在美国政坛十分活跃的Elon Musk。但是库克却不同，哪怕在移民、种族和科技监管等议题上立场分歧明显，他依然频繁出现在白宫。库克的策略并不复杂，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和另一位企业家交流，他告诉特朗普，“我们都是在经营一家成功的美国公司”，“请帮我维持这个成果”。
除了之前提到的奥斯汀工厂以外，苹果也是下了血本，承诺对美国制造业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苹果公司详细介绍了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步伐，称它将在未来5年内为美国经济做出3500亿美元的贡献，并详细介绍了该公司是如何获得这一数字的。当时苹果保证2018年，在美国国内供应商上的支出会达到550亿美元，并在五年内创造超过2万份工作。
我们也可以在大量公开资料中，看到特朗普对库克和苹果的态度转变。2016年，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曾经指责苹果将生产和制造都放在中国进行。到了2019年，虽然他仍然坚持苹果应该把工厂搬回美国，但可以听出他对库克本人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我告诉库克，他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在美国生产你的产品吧，在美国建造那些绵延数英里的壮观的大工厂，把这些工厂建在美国，我更喜欢这样。”
2019年8月，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时，特意提到了苹果在短期内会因此受到来自三星的竞争压力。“现在的问题是，作为（苹果）竞争对手的三星不需要缴纳关税，而Tim Cook需要（缴纳）。我得在短期内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三星在韩国，这不公平。”
这些努力最终换来了成果。苹果成功将Apple Watch和蓝牙耳机等产品，移出了2019年的关税清单，避免了直接冲击。虽然白宫坚称没有特殊待遇，但苹果确实比其他科技公司更早获得了豁免。
同一时间，库克也没忽视与中国方面的关系。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雇佣了超过三百万人，几乎一半的供应商工厂都设在中国大陆。如果苹果离开中国，损失的不只是市场，更可能是整个硬件体系。在2019年，在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最终，并不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2500亿美元关税名单中，这都要归功于当年58岁的库克。
而七年之后今天，对于这次的关税战，库克依然选择了使用同样的策略。首先依然是稳住白宫。根据《华盛顿邮报》，库克与美国商务部长Howard Lutnick进行了通话，论关税对iPhone价格的潜在影响。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特朗普政府四月初宣布对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暂时免征关税，和库克的游说有关，但这至少为苹果争取到了一定的缓冲期。
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在各方力量中找到灰色缓冲区，是库克时代苹果的一大特征。相比起果断撤出或者强硬对抗，苹果的方式更像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延续，在大国竞争中继续活着，继续出货。
除了稳住白宫，苹果也在做两手准备，积极调整其供应链布局。据MacMagazine，苹果已开始在巴西生产iPhone16e，这是苹果首次在中国或印度之外的国家启动新机型的生产。此外，苹果还从印度空运了约600吨iPhone（约150万部）到美国，以避免潜在的关税影响。库克也在今年二月宣布将要继续在美国国内投资5000亿美元，并在未来几年内于德州的休斯顿再建一个工厂，专注于服务器和人工智能项目。
只是在当下，从美国政府公开表现的态度来看，“美国制造”好像板上钉钉。成千上万的人手动拧小螺丝来组装iPhone，这种事情将会来到美国，但它会是自动化的。而伟大的美国人，美国的工匠精神，将负责维修这些设备，操作它们。他们会成为机械师、暖通空调（HVAC）技术员，还有电工。这些美国的工匠精神，我们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美国人，我们劳动力的核心，将迎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就业复兴潮，为这些高科技工厂工作，而这些工厂正源源不断地迁往美国。
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琪（Ming-ChiKuo）也在4月3日，特朗普第一次宣布“解放日”关税后发文称，“若苹果不涨价”，“则整体毛利率预计将显著减少约8.5-9%”。即便4月11日美国宣布将对中国产苹果产品的关税，从145%降至20%，苹果仍面临供应链重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从农历新年后集中补货的节奏，也能看出苹果对此前景并不感到轻松。
果然4月25日，路透社就援引消息人士称，苹果计划在2026年底之前，把大部分卖到美国的iPhone都转移到印度生产。目前，苹果每年在美国市场售出6000万（部）手机，其中80%都在中国生产。要看到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生，我们再把时间线往回拉到2018年前后。当时，整个全球电子制造业，开始出现所谓的“G2”格局，即各家企业需要准备两条供应链，分别服务于美国和中国。
不过在此之前，苹果就已经未雨绸缪，将中国的生产线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了。直到iPhone 4为止，所有的苹果产品都是由富士康制造和组装的。2011年，库克接任CEO后，选择了调整苹果的制造策略。2012年发布的iPhone 4s，是苹果第一个由富士康及和硕同时生产的模型。2017年，苹果首次选择将供应链扩张到印度。2016年面世的iPhone SE，是第一个在印度进行生产的模型。当时，苹果并非唯一一家这么做的公司，包括亚马逊和微软在内的科技公司，也在这段时间将它们的生产移动至印度和越南。
它只是把现有的，在中国的生产流程，它已经完全打磨好了每一步，怎么样做最好，它已经研究出来了，然后把它复制到印度去。
从2018年开始，库克开始执行他的“3+3”战略。所谓“3+3”，就是要求苹果的各种产品，都要求在中国有3家供应商，还要有3家在中国境外。一方面加强对供应链的管控，因为没有一家能真正做到主导，就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牵制与竞价。另一方面则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2019年，富士康首先宣布，其25%的产能位于中国以外，足以满足美国市场对iPhone的需求。立讯、歌尔、蓝思等重要的果链企业，相继在越南、印度准备产能。一些重要里程碑事件包括：2019年纬创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老机型；2020年近三成Airpods产能迁入越南；2022年苹果将iPhone 14的生产和组装也交给了印度的工厂，这是苹果第一次把最新的模型在中国以外生产；此后一年不到，苹果开始在越南生产MacBook。
此外，由于加在重要零件上的关税，苹果原计划在2019年将新款MacPro的组装迁至中国，但最终在特朗普政府宣布豁免对这些零件施加的关税后，苹果还是决定将这台电脑的最终组装，留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工厂。这一决定不仅避免了关税，还展示了苹果在美国制造的承诺。
所以，虽然股价一度在电子产品关税豁免之后反弹，苹果现在面前的路却可能比2018-2019年更难走。如今的生产网络，更可能是为美国以外的市场而设。而对美国消费者而言，他们用上的iPhone，去可能在经历一次看不见的“大迁徙”。只是这场迁徙最终会落在哪儿？是更贵的产品？更少的选择？还是更长的等待时间？
关税的博弈不只是发生在会议室里，也更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里。中美这场贸易战中最大的输家，是两国中最脆弱的人群。在中国，是那些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的工厂工人，他们只是辛勤工作，每周干上40到60个小时，只为挣点钱寄回老家，养家糊口。在美国，情况也是一样。由于这场贸易战，如果成本上升，而又没有能以中国过去二十年来所提供的同样低价来替代的来源，那么原本可以去沃尔玛或好市多，以低价购买衣物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者，就会发现这些商品因为通胀和进口成本上涨而变得越来越贵。那些原本就买不起奢侈品的蓝领工人，突然之间就必须在“是买婴儿车，还是买炒锅”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这两样的价格都上涨了一倍。所以，他们也是这场贸易战的受害者之一。
贸易战是如何影响苹果上下游的一系列的供应商、工厂与工人的呢？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分析。苹果的供应链到底是如何运转的？过去在所有苹果产品上能看得见的地方，都刻着这样一句话：“加州设计，中国制造”。这样一句话其实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缩影。在当时，硅谷提供了最尖端的电子产品设计，而这些设计的落地，却是在我们郑州、深圳的工厂里，由工人一个个零件手工组装而成的。
苹果在库比蒂诺设计iPhone，但生产却遍布全球。他们甚至不拥有自己的供应链。比如说在中国，他们最大的代工厂是富士康，另外还有一些公司按照他们的规格为其生产产品。但除了富士康这个主要的组装商之外，还有其他各种供应商，负责提供从螺丝、屏幕到外壳等各种零部件。其中有些是附加价值很低的零件，有些则是为iPhone量身定制的，甚至还包括芯片本身。
而苹果对供应链本身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我们知道，乔布斯在苹果的时候，就以事无巨细的管理模式为人所知，这当然也包括供应链。他以想要掌控产品的每一个细节而闻名，更倾向于绝对控制，主张软硬件的完全整合，并且要掌控制造流程的每一个环节。所以他的理念非常与众不同。
但苹果的供应链真的变成今天这样的结构，大部分还是现任CEO库克的功劳。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2007年担任COO，当时他主导的工作就是苹果供应链的构建。库克从2004年开始帮助苹果转向在海外制造。一个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也成为了苹果商业帝国的基石。
而在“果链”中，中国企业是重中之重。苹果全球200家主要供应商中，超过80%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涵盖从原材料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iPhone中最关键的零部件，大多来自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地区。比如AirPods全球最大的代工商，也是iPhone重要的供应商立讯精密；苹果玻璃盖板的主要供应商蓝思科技；生产AirPods麦克风、iPhone扬声器的歌尔股份；给iPhone摄像头生产光学器件的水晶光电；iPhone电池的重要供应商欣旺达等等。
同时，为了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库克做了三件事：精简供应商，推行零库存理念和进行战略投资。Apple Insider在2012年报道，库克刚加入苹果，就将供应商数量从100多家减少到24家，导致各家供应商需要去为苹果的业务竞争。为了减少没有用的库存，库克在刚任职的时候就将仓库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他还推行了一套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精湛的供应链模式：Just-In-Time。
Just-In-Time这个词，想必大家在疫情造成供应链扰动时也听过。它以最高效的方式调配生产资源，也让苹果拿到了很高的利润率。Just-In-Time的逻辑是，“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需要的产品”。它有着一系列精准的流程设计和实时响应机制，能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库存、最高的周转率来分工协作，生产出最低成本的产品。通过这样的策略，库克在2012年把库存周转天数降至5天，远低于当时戴尔的10天和三星的21天。
蒂姆·库克的领导其实是公司自身发展演变的一部分，他把公司带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如今苹果高度依赖第三方，也就是不同的制造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很高程度的控制力。所有的事情仍然是按照苹果的规格和指示来进行的。还有一点非常关键，苹果显然才是那个决定由哪个国家、哪家公司来生产哪些产品的一方。因此，他们在越南、中国和印度生产的产品也各不相同，因为每个制造基地都是针对特定产品进行优化的。
其实早在第一次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已经体现出了显著增长的趋势。那么像苹果一样的跨国企业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不可持续性。所以，从2017年开始，苹果开始强调所谓的“中国+1”策略，也就是将位于中国的生产及供应链有意识地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分散风险。除了中国，苹果现在的“+1”主要包括几个国家：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印度和越南。印度目前已承担全球超过15%的iPhone生产任务，2024财年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越南是AirPods和Apple Watch的重要制造基地，已有35家苹果供应商在此设厂。墨西哥最接近美国市场，有望成为Mac和iPad组装的新选项。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主要承担零部件组装与中游制造，在逐步承接中国转移出的中低端产能。
不难看出，印度和越南是转移的主力。富士康、立讯精密、歌尔股份、蓝思科技等果链核心供应商，纷纷在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区扎堆建厂，试图复刻中国“果链”。苹果的策略也很简单，按照之前提到的3+3的布局，供应链中一定比例的订单必须转移到海外。谁在海外有厂，订单就给谁。比如像富士康就是转移得比较迅猛的公司。2021年富士康在越南北江省投资2.7亿美元建设工厂，生产iPad和Macbook，并在2023年扩建该工厂。2024年6月，富士康斥资3.8亿美元在北宁省建设工厂，专门为苹果设备生产高精密主板。此后一个月内又在越南北部广宁投资5.51亿建设产线，生产Apple Watch和AirPods组件。
不过，尽管苹果产业链转移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谁能替代中国工厂对苹果的贡献，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分析一下，这些国家，真的能复制中国模式吗？
表面上看，印度吸引“果链”公司有清晰的核心逻辑：在14亿人口中，平均年龄在26-28岁，足够年轻；而工人的平均月薪仅1000元人民币，劳动力成本足够低。最后，莫迪政府还宣布了27亿美元的电子制造业补贴。印度制造，生产激励计划（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在促进印度制造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这些计划涵盖电子产品、特种钢、汽车及其他汽车零部件、太阳能光伏以及制药行业。该计划已吸引近12.5亿卢比的投资，尤其是在电子行业。苹果为此不仅推动富士康和塔塔（Tata Electronics）在当地扩展，还在班加罗尔建立了苹果在印度的公司总部，新开了直营Apple Store，希望借“在地生产”换取“在地市场”。
然而，现实远比纸面复杂。在印度工厂，面临的第一点挑战是苹果生产线的重中之重：质量把控。在苹果的供应链中有一个核心部分，叫做NPI，是新品导入流程的缩写。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全新设计的产品，从工程样机打磨、测试验证，到量产投产之间的“桥梁”。一个新产品推出来怎么样是最好的制造方法，这个其实是个非常长的研究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是在中国发生的，有一群工程师，然后富士康，包括也有其他的代工厂，比如说像立讯之类的，他们就一起在工厂里研究，怎么样把这个iPhone(制造)流程给打磨出来。
Viola Zhou是科技媒体Rest of World的记者，她曾经和团队前往富士康位于印度的工厂现场进行报道。她告诉我们，面对疫情期间中国工厂转运的影响，及媒体对代工厂内劳工问题的关注，苹果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当时，苹果告诉供应商，“我们需要在印度做和中国一样的事情。尽管产量可能会小一点，但还是要尽可能把新产品研究和相应的NPI流程搬到印度。目标是在未来推出一个新产品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工厂可以一起发货。”这段时间，为了把控印度生产的iPhone质量，富士康派遣大量中国管理人员入驻印度。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工厂的iPhone整机良品率，也还是长期徘徊在85%-88%之间，远低于中国郑州富士康98%的“黄金标准”。这个数字差距看似不大，但当产能提高后，造成的损失其实很大。因为每生产1000万部iPhone，印度工厂要报废120万部，而中国工厂仅报废20万部。2023年，塔塔集团为苹果生产的外壳良率仅50%，意味着每两个组件就有一个沦为废品。
之前我们提到，苹果计划在2026年底之前，实现从印度供应大部分卖到美国市场的iPhone。这个计划意味着印度的产能，需要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里提高一倍。印度目前遭遇了美国26%的对等关税，不过获得了暂时性豁免，双方正处于关税谈判中。即使这样，这个计划能否真正落地还不好说。按照富士康的披露，它提高了2025-26财年的印度本地生产产能，计划提升到2500万-3000万台。但富士康已经是苹果在印度最大的产能，和其它厂商一起能否完成6000万部的目标，还很难说。
第二点与质量息息相关的是工作效率。印度的制造业发展毕竟为时尚早，工人并不习惯工厂的工作模式。在印度金奈的富士康工厂，组装一部iPhone需要2-3名印度工人，才能抵得上1名中国工人的效率，人均效率仅为中国的50%-60%。印度劳动法也是强制规定，每天工作最多8小时，并且在上午要有一个特定的进餐时间，上午和下午每两小时需要休息一次。还有频繁的宗教节日停工。并且印度仍然存在高低种姓之分，高种姓和低种姓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这一点也导致印度充满了阶级矛盾。
我们可能想象是一个印度工人，他动作太慢，其实不是这样。从我和他们的交流来看，他的效率低的点，其实不是一个人打螺丝打得慢了一拍，而是他所有的环节好像都不如中国那么严丝合缝的，卡得很紧，好像每个环节都慢了一点点。甚至，比如说印度，就比如说换班吧，他们要换两次班，在中国只要换一次。那这个换班的，换一次班的，这个时间就又浪费了好几分钟，你等一批人走了，然后一批人又进来要坐下啊，对于那个iPhone的生产速度来说就影响很大。然后印度像他们还要喝上午茶、下午茶，然后员工也会有休息的时间，这个中间对于苹果来说又浪费了时间。
最后，印度政府朝令夕改，导致企业很难形成一个长远的策略。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一个品牌在印度没有遭遇不公平待遇。三星、小米、谷歌等等公司，在印度都被政策罚款过。尽管莫迪承诺退还25%的设备投资，提供免税工业用地，但企业很快发现这是幻象。联邦与各邦层层加征的地方税、随时变更的劳工法案，以及针对外企的突击罚款，都让外企们如履薄冰。在印度，“政策红利”往往伴随着难以预见的合规风险。
此外，由于印度人口众多，面积庞大，导致每个地区的习惯和风俗都不一样。有的地方支持建设工厂和国际运输，但有的地方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印度的情况中，我们在古吉拉特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那正是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在古吉拉特邦内部，有一个非常大的企业集团——阿达尼集团，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专业能力，开发了蒙德拉港，因此古吉拉特的制造业产品通常通过这个港口出口。蒙德拉港运作得非常好，是一个世界级的港口。但印度是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从规模上看，几乎就像一个洲。你在印度会面对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每个地区的运作方式也都不一样。虽说从联邦体制上来说全国是一致的，但并不是每个邦的运作方式都一样，也不是每个邦都像古吉拉特邦那样高效。
除了印度以外，越南近年来在生产制造能力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越南的工业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并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越南现有的人口约9000万，其中年轻人占比较大，工厂用工以女性为主，这些因素使得其在劳动力供应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所以虽然印度是苹果第一个尝试在中国以外生产iPhone的国家，现在看来，越南则成为了果链去东南亚的首选。
中国制造业往越南的转移并不是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最近这一段时间，23年、24年的时候，我又跑了不止越南了，东南亚好多国家，然后欧洲中东，我也都跑了很多地方。各个地方看到的都是组装环节，以及最多一小部分的一级供应商会出去，二级供应商往下的都没有出去。而在这种溢出的结构之下，实际上它是可以把这种关税壁垒就给绕过去的。对美国来说，它必须得把所有的这些漏洞都给堵上。
这也是为什么在四月初的关税名单中，由于特朗普政府根据贸易逆差来计算关税，美国对越南的关税高达46%。但越南要想替代中国大陆还是很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越南工程师的技术还比较薄弱。现在越南都是中国的工程师、设备和工厂直接过去，相当于越南就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外溢”，干活的都是同一批人。本地员工还只能做一些执行类和操作类的工作，短期想让他们去替代技术层面的一些工作是不大可能的。二是越南的很多红利正在消失。2024年越南的各种劳动力价格、房价都已经涨得很厉害了。河内与胡志明市周边，工业用地的租金已经超过上海跟深圳了。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价格，而这仅仅是中国转了一点点前台的情况下。当地的这些要素价格是完全承受不住的。三是文化差异。相比中国工厂常见的高强度、弹性用工模式，越南的劳动力管理方式，更加注重个人生活和福利保障。比如，在硬件制造领域，生产有明显的周期性，高峰期需要迅速扩招，淡季则人员需求下降。因此在中国，许多工人以短期合同工或临时工形式工作。而在越南，工人往往享有更好的劳动条件，大多数人每天可以回家而非集中住宿，工厂管理也更少采用“军事化”手段（管理模式）。
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苹果供应链可能去到的目的地：巴西。巴西的关税税率比印度更低，只有10%。早在2011年，富士康就在巴西建厂，用来组装iPad和iPhone。去巴西的逻辑跟印度类似，都是国家面积大，平均消费能力还不错，人口超过1亿。由于巴西的中国进口关税比较高，为了避免这部分高关税，富士康干脆在当地建了一个组装厂。之前主要是供应巴西的国内市场，大概每年的体量在500万台左右。如果能够在巴西的基础上扩产，从巴西出口美国，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是距离近；第二是巴西的产能提升应该比印度快；第三就是美国对巴西的关税目前还比较低。
我们和采访嘉宾聊下来，总结出有四点原因，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在短期内依然难以被取代：
第一，是制造经验的深度积累。以深圳为代表的制造重镇，几十年来一直承接全球电子产品代工服务。许多工厂有着20年、30年甚至40年的专业生产历史，并形成了极高的分工与专精程度。比如一家工厂只做遥控器，另一家则只做电视机背板。这种深度不是简单复制一条生产线就能学会的。
第二，是完善而本地化的供应链体系。上下游公司，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成熟的“果链”公司，比如在中国造手机，从镜头、芯片、模组到外壳、电池、包装盒，都可以在同一省份完成。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反观东南亚国家，即便有生产线，也必须大量依赖从中国进口元器件。所以，如果你只是简单地说“我想把工厂从中国搬到X国”，无论你选哪个国家，第一个问题都应该是：我的原材料从哪儿来？是在附近，还是仍然要从中国运过来？这正是很多越南工厂的实际情况。是的，它们用的是越南劳动力，提单上也写的是越南出口公司，不再是中国了。但是，它们的原材料从哪来？塑料从哪来？零部件从哪来？IC芯片、引擎，或者产品的模具又是从哪来的？很多时候，它们仍然是来自中国。所以哪怕你把生产线从中国搬到了越南，实际上只是把供应链拉长了。你要先把这些零件从中国出口到越南，再在越南进行组装，最后再出口到美国。整个流程变得更加复杂了，但真正的依赖并没有消失。
第三，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结构。在中国的大城市，拥有本科甚至硕士学历的工人并不罕见。许多人能够胜任一线管理、工程调试、流程改进等复杂环节。这使得当产品出现突发问题时，现场人员可以及时沟通、解决，大大提升了生产稳定性。
第四，是文化与工作意愿的差异。对于许多中国工人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了工厂中快节奏的劳动。但对于印度和越南的工人，之前我们提到，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大国，所以对这份工作也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这林林总总加起来，导致生产效率不如以前。
所以，时至今日，这场供应链的大转移并没有能让苹果在今天摆脱地缘政治问题。彭博社4月13日报道，苹果目前在印度生产20%的iPhone手机。摩根大通预测，到2025年，越南将承担全球AirPods组装量的65%，以及iPad组装量的20%。
那么在详细梳理了苹果当下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之后，你们认为离开了中国制造的苹果，还能活下去吗？
在这场关于iPhone、关税与供应链的博弈中，我们看到的是技术、地缘政治、资本、劳动力之间复杂的牵扯和再平衡。对企业来说，是一场全球配置资源的持久战；对政府来说，是一场制造“经济主权”的豪赌；而对你我普通人而言，则是一道道需要重新计算的账单，也可能是一份即将丢掉的工作。
也许我们没办法决定下一部iPhone产自哪里，也没有办法决定左右世界贸易的方向。但在这次不断重构的全球化中，去了解供应链的脉络，就是在重新理解这个世界如何运转，也是在理解我们手中这部200克的小小设备，为什么会如此轻，但又如此重。
这就是硅谷101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欢迎点赞、转发、留言。欢迎告诉我们你对“美国制造”与“全球制造”的看法。我是特约研究员Yiwen，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