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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了北京学生开始起来悼念胡耀邦。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说，我们回不去了。
那么1986年的学潮，邓小平已经讲了，不怕流血。但是后来呢，他在公开发表这个讲话的时候，把这个字删掉了。让我非常感动。
不仅吴伟给我讲说，你千万不要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说好几遍。电话机旁的可能就来了好几个同事。他们几个同事一起对着话筒喊说，国光啊，你千万不要回来。哎哟，我一听，我想，这句话我就没有说出口来。我本来是说，我死也要和你们死在一起。但这话太不吉利了。我在这边死不了，他们那边真死了怎么办？
六四镇压刚过呢，我等于就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开除我党籍，开除我公职。
人民日报呢，在内部有这个，很长的一个会议，非常激烈的辩论。激烈的就是这年轻的编辑记者，非常强烈的要求这个东西。那另外一方呢，当然也是不赞成426社论的。但是呢，就是说作为共产党党报的领导人，就希望安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当场呢，有很多人录音。那么这个呢，有一份录音带就到了我手里。
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我们家被人打砸抢，然后把我们家照片全都毁掉了。那个时候是用相框的，不用相册，用相框挂在墙上。他们进来抄家就把那相框墙都砸了，然后把那照片都给撕了。这是1967年的夏天。过了22年，1989年秋天，又来这种意思。
我到2月25号离开北京，当然同一天，时差的关系，到了旧金山。入关以后呢，就是那时候很真是土啊。我不知道应该买到我去到的那个地点这个飞机票。然后我想了就是说，那美国那么发达，买飞机票还不就像在中国我们去买火车票一样。我在这下了火车，然后买下一站的火车票。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我身上的一共有250美元。这250美元呢，不是任何人发给我的。这个是我1988年的11月，参加一个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然后那时候出国回来以后，就有买大件的指标。你可以买电冰箱，你可以买电视机。那时候中国这个货物非常的奇缺，所以你有一个票，可以买这个东西。我一个单身汉，我也不要买冰箱，我也不要买电视机，我什么都不要。给卖了，我也不知道要卖。所以呢，我什么都没做。
结果呢，这个我在人民日报的年轻的朋友就来问我，他说你买了吗？我说我也买这东西了。他说那你不买，你能不能把这个票卖给我呀？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卖吧。他说，这个，他说那，这个你给我，那我不能不给你报酬。我说哟，我说还是这样子的，我说那我就给你吧。他说，我说那多少钱你随意给我。我说但这事情我觉得好像是应该，是不能摆到台面上去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我不能不给你钱吗？我觉得也是。是吧，他如果，我如果不出他的钱，他也就是说很过意不去。后来就是说，把这个指标卖了以后，我得到250美元。对，然后这250美元就是，我到美国来的所有的这个钱了。
那福特基金会资助我的钱，他们是以支票的形式。所以呢，我身上有一张支票，可能1000块钱左右，一个月的生活费。然后呢，我要到了美国落下来以后，到银行去存了，我才有这个钱。
在航空机场，一下飞机，我就出了关，入了关，我就去买飞机票。一看傻眼了。对，这个美国你是当时买飞机票的价格奇高啊。对，然后呢，在柜台就跟我讲，他说你买两个星期以后的，那你现在这200来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了。那您现在买，那当然不可能买到了。我这一听就傻眼了。那这两个星期我上哪去啊？
那个当时就细节我就不讲了，这会有人来接那些中国来的人的，那接旅游团什么之类的那旅游团，少，主要是访问团。就说你先跟我到那个，我们那有一个廉价的住处，你到那去住吧。这好像是5块钱一个晚上。那我一听，救命了。要不然我住两，我再住两个星期旅馆，我的钱也没了，我还是没钱买飞机票。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我印象很深刻。那第一次这个有时差，到那一睡睡了17个小时。对，然后醒来以后，脑子清醒了，说下一步怎么办呢？对，有人跟我讲说怎么怎么找什么。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唐人街的一个中国人开的旅行社。到那里去给他讲就是说，就是200块钱。因为我还有50块钱，我们还要坐车呀，对，我这两天还要吃饭呀。这个买下这个机票以前，我连饭都不敢吃。因为我现在到时候就差5块钱，我这不抓瞎了吗？
结果呢，我就说我现在就跟他讲，我就200块钱，你就在200块钱给我买一张这个机票，让我飞到丹佛去。在科罗拉多那个英语进修学校在那里。我说就是这个能办成吗？他说能办成。他就给我200块钱买一张机票。这事搞定了以后，我马上赶快到中餐馆去吃一顿饭。可怜的。
这事其实这不一定有用啊，就说起来好玩了。没有80年代的人出国都是这样的。哎呀，下一步，下一步更好玩。对，可能我的发音不清楚，或者他心不在焉。丹佛呢？结果呢，好，那天早上一大早跑到旧金山飞机场，然后到那里就赶快check in，然后上了飞机了。对，到了飞机上坐定了，那什么行李都上了，到飞机上坐定以后，我才掏出这个登机卡。一看不对呀，飞往达拉斯的。然后我就马上问这个航空小姐，我说这是飞往达拉斯，我是飞往丹佛。他说，他说再三给我确定说，你是飞往丹佛，not 达拉斯。我说，是。他说，赶快下飞机。然后让我下飞机。我下飞机，不过10分钟，那飞机就滑行就走了。
然后我在那坐定以后，我的行李也跟他走了。两个大箱子里面都是衣服。然后，然后下边怎么办呢？坐了半天，脑子清醒过来说，再找柜台。我怎么办？你得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英语不足以和他交流，根本搞不清楚。最后才不知道接线源从哪接了一个翻译，能说中文的翻译。就在这个话筒里。最后搞定我就说，条件就是说，还是这200块钱。对，然后把我的机票改成飞丹佛。然后还得先让我飞丹佛，因为我的行李已经去了。我到那去把自己的行李拿上，从丹佛再飞丹佛。这个太逗了，老土啊，土的。
所以当时那个时候，那是二月。到了美国，在远看中国发生的情况，你当时做了什么决定？那个时候关于中国的信息就非常的缺少。我在旧金山这一段，我一住下来，醒了以后一上街，就在中国城。中国城两边的报摊，大字标题，全都是方励之他们的签名信。就是陈军回去找方励之他们二十几人的一个签名信，要求释放政治犯。对我一看，我到美国的当天，北京的事情就已经起来了。
实际上在我离开北京的头一天，北京的一些朋友，文学界的一些朋友给我送行的时候，我们在饭桌上已经接到了。有朋友来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搞一个签名信，你们签名吧。当时我就说，我签名。我还记得索尔康说，你别签名了，对，明天到时候你飞机你都上不去，说你先走了吧。
那么我就到这一看，就看见北京已经开始，大家开始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个声音就开始出来了。所以等我到了学英语的地方，就坐下来，当然很关心就是说下一步的北京的局势后续的发展。但那个时候，那个大学的图书馆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但这个东西都到的很晚，差不多要一两个星期。但那上面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消息，他不会报这些东西的。
然后有海外出版的中文报纸，也有英文报纸当然很多。海外出版的报纸也到的很慢，消息也很少。那шите英文报纸基本上没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一直到了89年，天安门学生抗议的高潮，这个英文报纸关于中国的事情的报道才多起来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说，北京天安门学生抗议的两个领袖，叫王丹和吾尔开希，就是在这英文报纸行看到的。电视也很少报道，电视也很少报道。所以基本上对中国的情况是处于一种不了解的这样一个闭幕赛厅的这样一个情况。
你那时候会失落吗？觉得原来在权力中心，要到美国一个人生地不熟，英语也不行。没有，当时就是集中精力好好学英语。凡是有学习上的事情可做的话，一般注意力比较容易集中。
当知道鲍彤等于被抓的那个时候，你也不会第一时间知道。89年这个事情起来以后，应该是在4月15号16号。我们这里有一起学习的来自中国的同学，有的人是消息比较灵通，他们可能北京高干圈子什么之类的有联系。他们是经济学界的，经济学界有很多人都在美国，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可能有联系。所以应该是在当天或者是第二天，我也知道了北京学生开始起来悼念胡耀邦。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说，我们回不去了。这个直觉就是说，悼念活动最后会导致镇压，然后会导致整个改革的局势大逆转。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直觉呢？这个和1986年的学潮，这个是对我那个情况的了解是有关系的。那么1986年的学潮，邓小平已经讲了，不怕流血了。但是后来他在公开发表这个讲话的时候，把这个字删掉了。但是刚开始传达给我们的时候，邓小平不怕流血这个话是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1986年邓小平是这样，那现在1989年又来了，我相信邓小平还是这个态度。所以这可能是，你就知道会镇压了。
1986年胡耀邦下台也是导致改革一个逆转。一直到了5月，我们才能够照这样513讲话，才把形势要重新扭转过来。那么以我离开中国以前，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矛盾，这样一个如此激烈广泛，这的一个判断是我出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判断的话，那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可能不会很容易就会平息下来。那越不容易平息，就会引发当局更为强硬的一个反应。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但是这个判断随着北京的这样一个学生的游行持续，也随着看到这个民众的这样个卷入和支持程度越来越高。还特别是看到赵紫阳从北韩回来以后，鲍彤他们搞的这个座谈会讲，这是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那个报眼那个地方，就是说改革要过民主观。有这么一个题目。那我想要这个局势看来是不和86年一样。现在这个社会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太大了，很可能改革能有突破。
那这个时候就抱持了一个乐观的这样一个心态。但是呢，也没有想要怎么样。但是正好呢，我们那时候放春假了。放春假呢，当地就组织我们这些外国学生说出去旅游。出去旅游呢，那个旅游基本上不交什么钱，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包括教会啊，包括这些学校啊组织这个东西。那我就报了名准备出去旅游吧。但是这个旅游应该是就进入5月份了。进入5月份到了宣布戒严了，应该是还没开始旅游，然后就给他们戒严了。
宣布戒严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就严重了。严重了以后呢，我就想回去。我觉得说，我应该回去。这个时候呢，我打了电话到政改办去。那是政研室了。这个吴伟接电话，奥同的秘书。对，然后让我非常感动。不仅吴伟给我讲说，你千万不要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说好几遍。他说你不了解情况吧，你千万不要回来。他说的这个东西呢，我当然接收到这个信息了。
让我感动的是，后来呢，因为他们那时候形势很紧张嘛，所以他们都经常聚在一起聊。所以在这个电话机旁呢，可能就来了好几个同事。他们几个同事一起对着话筒喊说，国光啊，你千万不要回来。哎呦，我一听，我想，这句话我就没有说出口来。我本来是说，我死也要和你们死在一起。但这话太不吉利了。我在这边死不了，他们那边真死了怎么办？我没有说出口来。
我就心想，不管你们怎么说吧，我还是我行我素，我订飞机票。订飞机票还是钱的问题。对，我那时候我拿到了三月份的钱和四月份的钱，生活费一个月一千块钱的话，两千块钱。那么我生活交了房租，那我想能剩一半就不错了。所以订飞机票也是说，那我要回当然就是说，希望明天或者后天的飞机票了。那我这一千块钱拿不下来。拿不下来，他们说那你订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千块钱订的下来。我说两个星期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样子，我不敢做这个预判的。我说那订不上怎么办？最后说反正也回不去。
正好出去旅游这事情也开始了。那我跟他们去旅游去吧。出去旅游就把这事给忘了。整个因为你不可能知道没有任何信息。到优塔州的南部，科罗拉多州的西部，那些大的国家公园区都是非常荒野的地方。等回来以后，那天我印象非常深刻。早上起来，我还没醒，一个中国同学邦邦邦敲我的门。我是特别讨厌人家把我敲醒的。对，正在拉开门就想骂他。然后他马上就说，他们动手了。我这马上明白。我们俩赶快就跑到大厅里去看电视。那时候那个电视全都是这个东西。
随着戈尔巴乔访问北京，好多的外国记者都到北京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一个历史的消息。就是说如果是按照过去中国的封闭程度，那么很可能六四镇压的很多场景，是很难被国际新闻界记录下来的。但是正好又是因为戈尔巴乔访问北京这个因素，这是一个国际政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那么那么多的外国记者都跑到了北京，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了这一幕。那么这么多的外国记者就在那留下来。这个记录实际上是，我相信现在各国现在这些媒体的档案库里，这些录影是非常之多的。曾经在89年镇压多少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也想搞一个纪录片，我还写了这个纪录片的文字脚本。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像也许这些footage是需要版权的，我们就没办法把它做成。我希望有一天就是说，这些他们封存的这些录像带都能够公布出来，为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公共的财务来利用。大家可以去回过头去看这个1989年，这个特别是6月3号6月4号，到底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相信我们能看到那些历史镜头的，就大家都知道的。
后来再看到您就最早的那个80年代，就看到您的footage，Karma的纪录片。那个时候您也大络腮胡子，然后你在那个纪录片里头，你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把政局把政府中共要干什么，你是很理性的给梳理清楚的。我对那个印象非常深。我这两天又专门回去看。
所以你当时那个时候，你决定出来站出来说话，做了个什么样的决定？其实六四镇压刚过，我等于就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开除我党籍，开除我公职。
有的事情是阴差阳错。我4月份到旧金山来参加一个讨论会。那个当时是刘宾雁，他们在美国的这些参加了。那么在中国王若水他们都来了。也有很多美国的这些非常知名的汉学家，李安友他们都参加了。这是夏伟和他太太刘白芳办的。那个会上就见到了很多我在科罗拉多的某个小山城不可能联系上的人。我住在学生宿舍里，学生宿舍也没有，只有一个公用电话。我三层楼很大的一个楼，只有那么一个公用电话。公用电话是投币电话，对，你要打个电话就投很多硬币。对，所以我基本上和外界失去联系。
但是那次就见到了很多人，包括见到了曹长青。曹长青人家没有邀请他来开会，但是他因为在加州，他听说这个事情了。他在洛杉矶自己开车就来了。来了以后，这是在夏伟他们家的奴庄，奴场里开的。所以有多少床位就那么多床位。我本来是和杜维明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但是杜维明开完第一天的会以后，他要回华府去上课。他说他要坐红眼飞机回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红眼飞机，就是两岸的时差，这里晚上多少，第二天早上到东岸眼睛红红的熬夜。然后曹长青就住到这个房间来。我们俩都是新闻界的人，又都是77级的学生，就聊了很多。也有很多共同的熟人。所以他知道我在美国。
等八九屠杀一过，那么曹长青就在洛杉矶募捐搞了一个新闻自由导报。那么他也发了一个声明，把他所知道在海外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名字全都列上去了。那么把我的名字也列上去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就有人，我在这边一些朋友知道的，他们就写信给我说，说你都反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情况很重要。我就专门去换了一帮硬币，打电话给给我写信的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说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旅美中国新闻工作者发表声明，谴责天安门屠杀等等的。
还有一个后来也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家，也当过当上了副部级干部的一个人。他原来的太太，那时候是他太太，从光明日报到美国来留学。后来我是听说，他就打电话回去给他先生说，他说北京都杀人了你还不反？他说这个不听话，作为党报的工作者，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好说话。据说他的太太就说，吴国光都反了，你还得拿我这个事情去给在国内的朋友展示。但我完全不知道。
那后来知道了，当我见到曹长青的时候，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做这个事情，你也不事先给我打个招呼，你至少问我一下嘛。曹长青当然马上就上纲上线，曹长青说难道你支持屠杀吗？我说当然我不支持屠杀。我说你们写的这个内容，我都完全是赞成的。他说那我你既然赞成，那我你把你名字签上去不是很好吗？我想这个东西给他也没办法讲理。反正这事情也目已成舟。但确实我也是谴责屠杀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做事的方式，一个人他就没有签名，不是说我觉得他会赞成的，我就替他签名了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就和曹长青一问别的原因，我们关系非常差。如果说我真的还有仇人的话，他是我的仇人之一。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做事情的方式，我是非常不能接受。但是这个事情，这是第一炮。
接下来当然就是有一个事情，人民日报在整个戒严之后，编辑部内部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就是说人民日报内部的强大的力量，要求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否定426社论。是人民日报社论，他们不能讲说426社论就错误不错误这个东西。426社论不是我们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我们没关系，就是让我们登的。那这当然不可能，这是矛头直指都还行。所以哪怕以人民日报非常开明的领导层，当然也不能做这个事情。
最后这些编辑记者说，你不能发文章，这是因为你是党报。让我们集体出钱买个广告，我们来登说，我们把我们的名字签上说，这个426社论不是我们这些编辑记者干的事。这当然也不可能做的事。这个人民日报在内部有，这个很长的一个会议，非常激烈的辩论。激烈的就是这年轻的编辑记者，非常强烈的要求这个东西。那另外一方呢，当然也是不赞成426社论的。但是就是说作为共产党党报的领导人，就希望安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当场呢，有很多人录音。那么这个呢，有一份录音带就到了我手里。到了我手里以后呢，我是一边听一边流泪。我北京的这些朋友同事，他们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么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在实际上他们在争取新闻自由，新闻要说真话，实际上在争取这个东西。但是外边六四屠杀以后都是骂人民日报的人。就单从这一点，我觉得我也应该给他们帮助他们澄清历史的真相。当然我也觉得说，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份历史文件，留存下来。
那我就把这个录音带把它整理成文字稿。整理成文字稿，我也不知道送到哪里去发表。但是当时我们人民日报有一个人，他是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这个美洲华侨日报实际上是共产党在美国的这样一个大外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还以为我那个同事，他是有海外关系跑到纽约来了，然后就当然人民日报的资历，他就找到这份工作。总而言之，我就把这个材料寄给他了。他就拿给美洲华侨日报。美洲华侨日报就应该两三个版的天赋登出来了。这个，这也是我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当然就更严重了。这个严加其、乌尔开希他们一逃到巴黎，陈一资就和我取得联系了。到巴黎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是院长成立海外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到那里以后，就给他们起草了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倡议书。然后接下来就是参与整个民主中国阵线，严加其为主席，后来成立的时候，严加其当了主席通过竞选，乌尔开希当副主席嘛。整个筹备期间，起草这些各种各样的文件，章程也好，成立宣言也好，做了这些事情。
那这里边一定有他们的人。我们这个筹备，其实这个圈子不大，十几个人，20个人不到。那么这里边一定有共产党头目。但是谁我到现在也不敢讲。
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人民日报开除我了。这个，但是呢，有和国内的这样一个通讯的来往。这个通讯来往有各种渠道，有的是你比如说把信寄到一个别的地方去，某个一个同事的亲戚那里去，朋友那里去。那么身上会有不写名字。有的呢，就是说通过外交信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外交信使。我刚才讲就是那么多的其实政府的这些从业人员，实际上都是支持当时天安门的，学生和民众的。所以他们也都同情这个东西。这信使可以带。还有当然就是来回的这个访问学者啊，来回的人随身带。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你从美国寄去中国的信啊，这东西就是比较麻烦。就是说他审查就非常的严格。但是呢，如果没问题，他审查的也很快。他说你要如果从加拿大寄信的话呢，这就非常麻烦。我们这是编笑话的人在说，我们说为什么呢？他说听说这个李鹏在那里犯愁呢，说全中国找不到一个懂加拿大语的人，说这个加拿大来的信怎么审查呀？就说李鹏傻呀。这个。
然后呢，就我就收到国内朋友的来信，竟然说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我不知道这个暗示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还有人带话来，就是比如说来了新的访问学者，9月份有新的访问学者过来吗？学生过来吗？不认识的人，但是可能是和我共同的朋友认识，就说你到那去，给这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就说这个，这是我在哈佛的电话嘛，住的住的电话。就说你是国内来的朋友，就告诉他一条就是说，你在外面再也不要乱说乱弄了。就说你在国内的问题非常严重。我接到过一两个这样的电话，也不知道是谁。他就说我是国内的你的朋友的朋友，给了我这个电话号码。然后说我说完这句话电话我就挂了。20号我们理解理解你挂了吧，就这样的情况。
结果呢，后来就有人把人民日报内部的文件带给我了。这个文件到现在我还存着，就是人民日报这个报社机关党委会第几次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就是说决定开除吴国光党籍。然后接下来是社委会，决定开除吴国光公职。那么列了三条罪名。第一条罪名就是刚才讲的曹长青做的那件事情，新闻参与了这个这个海外中国新闻工作者联名谴责六四屠杀这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把人民日报内部辩论录音拿到了海外报纸上发表。第三当然就是说参与筹备海外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这是三条罪状。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抄家封媒。然后就是我后来知道的事情。那我的弟弟他们去，我知道以后再让我弟弟他们去。我想这个原因好像是记不清楚，好像是我知道了这些被开除，还是怎么着。然后呢，或者是我感觉的形势有问题了。都这时候我就想，我北京的这些东西我想应该让我弟弟去拿到我爸爸妈妈那里去，才引起了他们抄家。这个过程呢，我到现在弄不明白。因为我弟弟他们也弄不明白，他们只是来拿个车子把东西拉走，背后的事他们也不知道。
最讨厌的是，这次抄家把我的私人，这个信件，通讯录，照片等等这些东西全都抄走了。所以，我到现在，我北京生活这个时代，没留几张照片。就他们没抄走的还剩下的，留下来了。
这个东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我们家被人打砸抢，然后把我们家照片全都毁掉了。那个时候是用相框的，不用相册，用相框挂在墙上。他们进来抄家就把那相框全都砸了，然后把那照片都给撕了。这是1967年的夏天。过了22年，1989年秋天，又来这种意思。这个又把我的照片大部分都给我弄走了。
所以等我1993年回中国的时候，我就找他们问，这个就是有人来给我找我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当局，把我那东西都放哪儿去了？还给我？他们说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在公安系统，还是在安全系统的哪个库房里应该。他说这个看谁能帮你查找。我上哪去查找去？我找不到人帮我查找。所以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些东西了。
那个时候你就想过觉得自己要流亡吗？还是对后面的设计，对后面要做的事情的设计你有想过吗？
当时我自己主动做的这两件事，就是整理这个人民日报这个录音。这个当时其实我也不觉得它是什么大事情。那参加这个民主中国阵线的这个筹备。我后来没有参加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我没参加。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海外民运的这个。我对海外民运的观察了，我就不愿意参加。但是这个整个筹备这个过程，那在我当时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是要搞反对党，要站在中国共产党对立面上。这是非常明确的。
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已经和人讨论过成立反对党这个事情。那么更早，这个就是根深蒂固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不光是我的同学，还有另外的学校的那么几个人，也一起讨论过成立反对党的事情。这是1980年代初期。但是最后我没有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的人，后来在天安门也很活跃。对，那我就从来在他给我提这个事情以后，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这个事情。这个人现在如果说名字，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前两年我们在美国见到了，他马上就讲说，你还记得吧，这个八几年咱们都是研究生的时候，咱们成立反对党。我说我当然记得了。那所以我对他的作为一点也不惊奇。他对我的作为也一点不惊奇。不要看你装到了共产党中央高层内部去干活，对，也不要看你说已经是一个在中国什么样的教授。那我们都知道互相知根知底，年轻时候的这个想法都没有改变过。
所以当成立海外这个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任何想，想过就是说，我是要不要做。非常自然的就做了。那么做了以后被开除，对我来讲也是很正常。对，那开除了以后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彻底舒服。毛泽东当年讲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名言叫做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我现在为共产党彻底消灭，我就彻底舒服了。我没有，他要说再进到共产党里去，门路还是开着的。我要保留这个进入的通道。我也没有讲说我还要受共产党这一套的束缚。我现在彻底舒服，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彻底自由了。我就是那时候就那么一个心态。
这篇文章彻底舒服，这篇文章当时是在天安门流亡人士苏晓康他们办的刊物上发表了。然后当然实际上基本我的选择就是和对海外民运的观察又关联了。那我就没有再参加海外民运组织。我自己的宣称是说我要做个体民运，我不参加你们组织。这个就和对海外民运的各种各样的，我觉得他们比较负面的观察和这个是联系在一起。
那么然后我做个体民运，我总要有个饭碗，我总要有个职业。那干什么？这我才去决定去读书，要走这样一个学术研究的道路。整个这样一个在海外，首先就是要不能回中国。作为一个流亡者，怎么样来用自己的这样一个技能，用自己的这样一个劳动生存下来。然后还希望做的是自己愿意做的劳动。这个当然是对我当时最大的挑战。所以想来想去，自己就是读书还比较有点技能。然后就是说读书要做的这事，应该以后如果有工作，那这工作应该也是我喜欢的工作。
那么当然了，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就像我当年上大学一样。我到大学去干什么呢？我不是去要上这个大学的这个学位，我是要想，我要到大学去搞明白我在下乡和工厂里遇到那些困惑。那我现在呢，遇到的困惑更大了。我们在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改革，最后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流血的。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发生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就，我想我必须要到学校里去读书，然后把这个事情想明白。要不然的话，我这人生就完全是一个一笔糊涂了，一笔糊涂上。
所以选择政治学专业，我也没有任何思考，就选择了。我在中国没学过政治学。这其实那个时候，当精神处于极度苦闷的时候，我的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疗愈苦闷的方式。那疫情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稿文，讲这个。我说有的人可能就是唱歌，有的人就是喝酒，有的人可能就是打老婆，有的人可能就是去抢银行。我说最后两条我不会做，绝对不会做的。那唱歌我不会，那喝酒有限度。那对我来讲就是说，疗愈精神创伤，就是和死人对话，和古人对话。那么当然了，和古人对话首先是读理论的东西。但理论的东西不能疗愈感情上的创伤。那你必须读感情的作品，感情作品就是文学作品。那么文学作品里面感情最充沛的就是诗歌。所以呢，对我来讲，读诗是我疗愈感情创伤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所以，我那时候在普林斯顿读学物的时候，对，就是对着个电脑，对上面写着这个英文的paper，对膝盖上放一本中国古诗。然后写的时候当然就嘭嘭嘭嘭写。但这个英文本来就不好，对，而且写paper不可能思路那么顺畅。写着写着就没得写了，没得写了就低头读古诗。读两句古诗，要很有情绪，觉得人的这个，你这点感情创伤和这个历代古人2000年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感情创伤相比来说，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马上你就哎呀，又找到了知音，又找到了药方，心情愉悦，继续写paper。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所以您觉得您现在要回答的问题，你想明白了吗？就是当时希望得到的这些答案，您得到了？
我想我现在讲的这很多东西都是我，对这个东西思考。当然我现在的手头正在做的，也是专写一本中国从毛泽东死的那一天到1989年6月4号这一天，这大体13年里发生了什么。从我的角度我再写这本书。这本书应该很快就应该写完了。
那我们先预约上，要专门再聊这本书。可能今天都聊过了吧？不行，还要再聊。好，谢谢你这个。我这个书首先要先找到的第一个帮我推广的，如此有这个推广力的大声姐。那我就非常荣幸了。那我的写的动力更强了。好，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