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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全球化进程受阻。由于经济危机和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各国产品在全球内分工生产的程度明显放缓。全球产业链出现区域化、本土化和短链化的趋势。
这一期视频，我们就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开始，来谈一谈全球经济博弈的底层逻辑和全球产业链的历史演变。
早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始殖民探险，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经济竞争。那时，国家主权的概念逐渐成形，资本主义也刚刚开始发展。这时主导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主要理论，就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也称作商业本位，它区别于重农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所以主张国家要通过干预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来增加国家整体的财富。那时，金银是货币的主要形态，人们还不理解财富的本质和真正的源泉，所以很自然的认为财富就是金银等硬通货。因此早期的重商主义实际上就是重金主义，主张国家要想增加财富，就要控制对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尽可能地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来攒钱，也就是积攒金银。
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专注于积攒金银的想法，在西班牙帝国的殖民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西班牙将在拉丁美洲获取的金银矿产大量带回本土充实国库，使西班牙富极一时。
后来法国崛起时，也是奉行重商主义理念。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建立了一整套垄断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通过鼓励出口，控制殖民地地区的贸易流，将财富聚集在法国。
西班牙和法国，虽然通过掠夺或对外贸易，集聚了大量金银财富，但这些财富要么被用于享乐消费，造成本国的通货膨胀，要么被用于武力扩张，并没有被大量地用于投入再生产。所以这两国的财富不可持续，后来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重商主义的国策，并没有给两国带来持久的繁荣。
同时期的荷兰和英国则不同。它们有着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早期，它们同样也是奉行重商主义理念，在对外贸易中专注于谋取贸易顺差，也就是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来积累货币。但是与西班牙和法国不同，荷兰和英国在贸易中积累的货币成为资本，被大量地投入再生产，被用于提高生产力，和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
尤其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财富的根源在于发展本国的制造业，而不在于一定要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占别国的便宜。正如我在财富的根源那期视频中指出的，财富的根源在于我们运用资源的能力，而不在于资源本身。只要有足够大的国际市场，英国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制造业，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财富。
这时，重商主义理念造成的国际间的贸易壁垒，不再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继续发展。因为贸易壁垒往往是相互的，你征别国的税，别国也会征你的税。别国对英国出口产品加关税，会阻碍英国产品向世界市场扩张。而英国对别国原材料进口加关税，也会加高英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国际间的分工合作和互惠的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一个商品、资本和各生产要素都能自由流动的国际环境，在为世界整体创造财富方面，是最高效的。
在一个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各生产环节都会自然地流动到针对此环节效率最高的国家，国际分工也就自然形成。比如有些国家负责提供原材料，有些国家负责加工制造。按效率原则配置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体系，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蛋糕做到最大。而在分蛋糕时，也必然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能分的更多。
在早期的世界产业分工中，英国由于其近乎垄断的先进的制度和技术，占据了极大优势地位。所以英国最先主张抛弃重商主义，开始推广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的话语权上，包括商品的定价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在技术革命中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标准的制定权等等。在由英国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中，英国自然是分到了最多的蛋糕，成就了大英帝国两百多年的辉煌。
总结一下，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各国之间经济博弈的底层逻辑的演变，最早是从重农主义演变为重商主义，也就是从各国农业生产力的比拼，演变为在对外商业贸易中获取顺差能力的比拼。而在国际分工形成后，又演变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优势地位的比拼。而这种优势地位，主要是由各国的工业技术能力和资源条件来决定的。在国际分工中主要负责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往往远远不如那些制造业发达的国家。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是在不断演进的。历史上，国家之间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和各国产业战略的升级，曾多次导致国家之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全球历史上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有五次。
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当时由于美国拥有大量棉花等原材料产能，和比较来说更便宜的人工，工业革命中拥有重要地位的纺织业，就由英国向美国转移。
第二次产业转移是在二战后。由于美国的人工成本大幅提高，高附加值产业快速发展，纺织、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又由美国转向日本和德国。
第三次产业转移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日本转向了亚洲四小龙。
第四次产业转移是在中国加入WTO后，由欧美日各国转入中国。
第五次产业转移是正在发生的，由中国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
这五次产业转移大多伴随着工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很多工业国家开始专注于发展金融服务业或高附加值、高科技的产业，低端制造业就会转入原本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地区和国家。而这也时常伴随着被转入地区的经济腾飞。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开始推动全球产业链兴起。1990年代以来，信息与通讯技术革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产品的很多生产环节可以独立为一个个任务，生产环节可以分割，将不同的任务模块交给不同的企业、放到不同的地方进行生产，然后再装配到一起，就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效率最优。
尤其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弥漫着一种自由民主体制即将普及全球的乐观情绪。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再加上通信技术的进步，大幅降低了跨境交易成本，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跨境生产地提供了便利。所以全球性产业链逐渐形成，产业链的长度和地理分散程度在不断扩大。由此，各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扩大。
然而，目前的世界并不太平。越来越细的国际产业分工，虽然能使生产效率最大化，但其抗风险能力也在减小。
首先，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重商主义理念，在很多国家依然流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强国而非富民为主要目的，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以政治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而在一个长长的国际产业链中，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政治风险，都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链出现中断或崩溃。
其次，过度的国际分工和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会降低全球对经济危机的抵御能力。上世纪30年代美国股市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而全球经济大萧条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中，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产业空洞化和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的现象。在2008年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纷纷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源头大量集中于中国的全球产业链近乎崩溃。疫情之后，鉴于疫情封锁冲击供应链安全的教训，各国进一步确立了提高供应链韧性的战略目标，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很多跨国公司都开始实施China Plus One战略，也就是在保留在中国供应链的同时，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其它国家，以避免供应链过度依存于中国。
我们再来看看推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本国的经济状况。在经济起飞阶段，多数国家都会采用重商主义促进出口，通过实现贸易顺差来促进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贸易的不平衡难以长期存在。长期的贸易顺差，会为本国的经济健康度带来问题。由于出口导向的政策，本国的产能要大量用于出口创汇，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的局面。而贸易顺差积累的大量资金，如果不能作为内需被消化掉，或顺利转化为资本投入再生产，往往只能集聚到房地产领域，造成本国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和长期的出口导向经济通常是相生相伴的，因为顺差积累的资金往往只有集聚在房地产上，才能延缓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才能长期维持出口的成本优势。而当房地产泡沫过大无人接盘时，这种模式就会无法持续，出现危机。
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崛起时，推行的都是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的顺差经济。似乎两国也都希望能通过积累大量的贸易顺差，来提升各自面对西方社会的政治话语权。但是，长期的顺差经济在两国也都造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日本用了近30年时间来消化泡沫、进行产业转型。中国如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有种说法是，目前的全球化体系中存在着三重关键的依赖关系：一是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二是中俄对西方的科技、高端设备及金融体系的依赖；三是西方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未来的世界产业链重组，将会围绕着拆解这三重依赖来进行。
而就制造业而言，全球产业链结构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纺织服装、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对生产成本最为敏感。
第二类是机械、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产品体量大，这类产业生产区位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市场，往往会把装配和关键部件的生产尽量靠近消费市场。
第三类是电脑、手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类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是规模经济导向，往往会向少数产能中心聚集。
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增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由中国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趋势。但是对寻求中国市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链的影响，并不显著。马斯克不是还在中国设厂吗？至于对产能敏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链，就比较难说，要么不转，要么就是规模性的产业集群的转移。就看越南、印度这些原本基础薄弱的国家，有没有接盘的本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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