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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1月11日，我们来聊一聊“Meta内部文件曝光，百度躺枪，纵容诈骗广告横行，狂赚160亿美元”的话题。
我知道，很多朋友一看到Meta、Facebook、Instagram这些词，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那都是大洋彼岸的事儿，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当外媒在11月曝光后，你就会发现，这家科技巨头在诈骗广告，或者说虚假广告，用的大戏剧本，跟我们熟悉的某些国内互联网平台，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说，Meta玩得更高端。
这次Meta纵容欺诈广告，赚取巨额收入的风波，源于Meta公司的内部文件泄露。这些文件横跨了Meta的财务、工程、安全和游说等多个部门，时间从2021年一直持续到2025年。它揭露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Meta对于其平台上的诈骗广告规模，不仅是知情的，而且是精确量化，并将其纳入了公司的财务模型。
媒体报道，根据Meta内部在2024年底的预测，公司年度总收入中，大约有10%（请注意这个数字，10%）来自为诈骗和违禁商品投放的广告。这换算成美元是多少？是每年约160亿美元。
如果说160亿美元听起来太抽象，那我们看看最核心、最明目张胆的诈骗行为。内部文件进一步细化，Meta每年仅从那些被其系统明确标记为“高风险”的欺诈广告中，就能获得约7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这个“高风险”的定义，包括了虚假声称代表某个知名品牌或公众人物，或者表现出其他明显欺骗迹象的广告。
为了达成这70亿美元到160亿美元的收入规模，Meta的平台，包括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根据2024年12月的一份文件，Meta平均每天向用户展示约150亿条“高风险”欺诈广告。请注意，是每天150亿次！这意味着，Meta的数十亿用户，每天都在其信息流中面临着具体的金融诈骗威胁，比如虚假投资、加密货币拉高出货骗局、非法在线赌场和违禁医疗产品等等。
更关键的转折点来了。文件显示，Meta应对这种系统性诈骗的内部政策，不是如何阻止，而是如何收钱。他们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技术门槛，只有当自动化系统至少有95%的确定性认为广告商是欺诈者时，才会对其执行封禁。而对于那些被系统高度怀疑，例如有80%或90%的欺诈确定性，但又没达到95%门槛的广告商，Meta的政策不是拒绝他们，而是向他们收取更高的广告费率，内部称为“惩罚性竞价”。
这些广告的受害者遍布全球。仅在美国，Meta的平台就被内部评估认为，涉及了高达三分之一的成功国内诈骗案。纽约州总检察长等42位州检察长，甚至联合致信Meta，警告平台助长了拉高出货等骗局，导致选民损失了改变一生的钱。英国的受害者数据也显示，25到44岁，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男性，是最大的受害群体。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Meta发言人公开回应，却显得轻描淡写。他们声称10%的数字是粗略且包容性过广的估计，并强调公司在努力打击欺诈，比如在今年，他们就移除了超过1.34亿条欺诈广告。但这个反驳数字，与他们自己每天150亿次的曝光量相比，好像有些微不足道，可以说是事实验证了其执法的无力。
其实，这个事件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那160亿美元，而在于它揭露了大型科技平台是如何将安全治理，从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变成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式。
首先，当Meta所试图构建的“技术失灵”的叙事被戳穿时，他们肯定会说：“我们的AI不够聪明，诈骗者太狡猾了，我们尽力了。”但内部文件赤裸裸地揭露，这不是技术失败，这是商业上的主动选择。你看，Meta的系统能够清晰地识别出哪些是高风险欺诈广告，甚至能够将这部分收入独立核算出来，划分为一个单独的损益类别。这直接打脸了“检测在技术上过于困难”的公开辩护。如果技术上真的无法识别，何必专门为它建立一个70亿美元的收入核算表呢？这就好像你是一家银行，你为来自洗钱的收入，专门设置了一个“高风险但高利润”的部门，然后对外声称你无法阻止洗钱，好像有些说不通啊。
那么，他们是如何将这种“知情的纵容”制度化、流程化的呢？答案就在那两条关键的内部政策里：“95%确定性规则”和“惩罚性竞价”。
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个“95%确定性门槛”。为什么非得是95%？在复杂的行为模型中，要求自动化系统必须达到如此高的确定性，才能采取封禁行动，其本质是一种商业和法律上的缓冲机制。它被设计来最大限度地最小化“假阳性”，什么叫假阳性？就是错误地封禁了一个合法的、正在付费的广告商。对于Meta而言，错杀一个付费客户是即时、可归因的收入损失，还会引发客户投诉和公关危机。但是，允许一个94%可疑的漏报通过呢？这部分伤害的成本被完美地外部化了，被骗的是用户，而不是Meta的股东。诈骗者在被发现前，还在源源不断地付广告费。所以，95%的门槛设置，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为了最大化用户安全，而是为了最小化广告商投诉和收入损失。这种治理模式，清晰地将合法客户的短期收入，置于数十亿用户的长期安全之上。
更进一步，如果说95%规则是消极的纵容，那么“惩罚性竞价”系统就是主动的合谋。这个机制对于那些系统已经有80%、90%把握是骗子，但又没达到95%封禁线的广告商，Meta的策略是：不移除，但加价。Meta的发言人曾声称，这是一种威慑，旨在让可疑广告商在竞价中不具竞争力。事实是，Meta的系统将欺诈风险，转化为一个可定价的金融产品。它向诈骗者征收“风险溢价”。谁愿意支付这个溢价呢？只有那些从事高回报、低成本犯罪活动的欺诈者。一个合法公司，如果被要求支付双倍的广告费率，它的利润会崩盘，必须停止投放。但对于一个零成本的拉高出货骗局或虚假投资计划来说，多付点广告费，只是增加了运营成本，换来的是继续接触数百万潜在受害者的特许经营权。最终结果就是，欺诈性广告对Meta而言，其单位展示利润，甚至高于合法的、平淡无奇的广告。Meta因此在经济上受到了激励，允许这些高风险客户继续运营，只要他们付得起这个保护费。这是对风险的主动货币化，将欺诈行为“洗白”成Meta的一项高利润率业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Meta在做的事情，与其说是在打击欺诈，不如说是在系统地向全球诈骗者提供“欺诈即服务”。这种商业模式，甚至对合法的广告商造成了直接的、实实在在的伤害。为什么呢？Meta的广告系统是一个实时竞价系统。当一个合法品牌和一个付着惩罚性溢价的诈骗者同时竞标同一个用户时，诈骗者被Meta主动放行，并被鼓励出高价。这人为地抬高了整个广告生态系统的竞价，迫使合法品牌支付了一种“诈骗税”，去跟平台故意纵容的欺诈者竞争。这对合法广告商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
更可怕的是，这种系统性的欺诈，不仅仅是发生在广告审核通过的那一瞬间。Meta强大的推荐算法，在其中扮演了主动锁定受害者的角色。Meta的广告系统，其核心任务是最大化“预估行动率”，也就是预测你有多大可能会点击、购买或注册。诈骗广告因为其内容极具煽动性，比如承诺不切实际的高回报，或者盗用名人背书，它们在设计上就是为了引诱用户产生点击。因此，在算法看来，这些广告天然就能获得极高的预估行动率得分。系统无法区分一个对合法商品的兴趣点击，和一个被欺骗的点击。
最致命的机制是内部文件明确证实的“欺诈反馈闭环”。当一个用户不慎点开了一则诈骗广告，哪怕是出于好奇，Meta的算法会立即将这个行为解读为一个强烈的兴趣信号。系统会立刻将该用户归入一个对高风险投资感兴趣的受众群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算法会自动开始向该用户的动态中推送更多类似的欺诈广告。这让用户陷入一个算法创造的、充满欺诈信息的“信息茧房”中。Meta的AI，在这里就不是一个中立的托管工具，而是一个主动的猎头。它通过分析用户的脆弱行为，实时地识别并画像出那些易受欺诈的脆弱用户，然后将这些高质量的潜在受害者名单，通过“惩罚性竞价”系统，出售给了出价最高的诈骗团伙。Meta不仅没有阻止诈骗，它是在算法化地创造、培育和规模化地利用受害者。
这种系统性的伤害，从内部文件对成本效益的分析中，得到了最终的定性。Meta的财务和安全部门多年来一直承认，欺诈广告是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关键的2025年文件，明确讨论了违规收入与执法成本之间的权衡。结果是，来自欺诈广告的收入，远远超过任何监管处罚。他们算得很清楚，每六个月有35亿美元的高风险欺诈收入，而公司预期的全球监管罚款最高只有10亿美元。结论非常理性：这笔生意，值得做。
他们甚至给安全团队设置了严格的“收入护栏”。文件显示，安全团队被明确要求，其采取的任何行动所造成的收入损失，不得超过公司总收入的0.15%。请问，在一个每年高达160亿美元的欺诈收入面前，0.15%的收入上限算什么？这不是在打击欺诈，这是在制度化地保护欺诈收入。而且，这根本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22年，Meta经理的备忘录就抱怨公司在打击欺诈系统方面缺乏投资。当时，公司内部已将此类欺诈归类为“低严重性问题”。随后，随着Meta进行大规模裁员，反欺诈团队更是被故意地剥夺了资源。与此同时，安全团队每周收到约10,000份来自用户的有效欺诈报告，但他们自己承认，96%的报告被错误地忽略或拒绝了。执法数字与问题规模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国内的语境，看一下百度是怎么躺枪的。Meta和百度，一个是社交广告巨头，一个是搜索广告巨头。2016年，百度因为魏则西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当时，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找到了一个付费推广的虚假医疗信息，最终耗尽家财，失去生命。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点显而易见：平台都从损害用户信任和安全的广告中获利。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揭示了两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和伤害机制。
百度的广告模式是“拉取式”。用户必须主动输入一个意图，比如“滑膜肉瘤治疗”。平台利用这个意图，通过竞价排名，将出价最高的广告商展示给用户。这是一种意图利用。这种伤害模式是线性的：用户搜索到平台利用，再到伤害发生。而Meta的模式是“推送式”。用户被动地在信息流中接收广告。如前所述，Meta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的“欺诈反馈闭环”。Meta不是坐等用户表达脆弱性，而是主动地、算法化地去创造和培育受害者。Meta的“惩罚性竞价”机制，更是让这种行为从被动疏忽，升级到了主动共谋。所以，从系统性危害的角度来看，Meta的模式在结构上比当年的百度更聪明、更主动。
百度至少在魏则西事件后，被中国监管机构强行介入，强制规定了广告比例上限和显著标注，失去了对搜索结果页面的部分自主控制权。这种政治和运营上的代价，在中国模式下，被视为是最高的违法成本了。但反观Meta，他们对比预期罚款和收入，理性地决定“这生意有得做”。美国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被称为“互联网的宪章”，为平台对第三方内容（包括广告）提供了广泛的法律豁免。在司法实践中，它就像一个坚固的盾牌，保护平台免受作为发布者的责任。Meta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他们的“95%确定性规则”，就是为了程序化地规避法律上“实际知情”的标准。
然而，Meta这种更聪明的商业模式，可能恰恰是刺穿其豁免权的关键。因为Meta不再是中立的发布者，它的“惩罚性竞价”，它的“算法反馈闭环”，都可以被论证为对欺诈活动的实质性贡献，使其从一个平台，变成了欺诈经济的积极参与者。一旦被认定为主动参与，那它的规范盾牌就会失效。
现在，Meta在全球面临的监管压力，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合围之势。这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广告的删除请求，而是针对Meta整个商业模式的结构性打击。
在欧洲，欧盟的《数字服务法》，就是为Meta这种系统性失灵量身定制的武器。法案要求像Meta这样的超大型在线平台，必须进行主动的系统性风险评估。Meta内部关于160亿美元欺诈收入的文件，就是证明其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铁证。欧盟委员会已经启动了正式调查程序，指控Meta的“通知-行动”机制存在欺骗性设计，故意混淆和劝阻用户进行有效举报。如果Meta被裁定违反该法案，它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收入10%的罚款。这笔钱，可能超过其全部的欺诈广告收入，彻底消除其故意盲视的经济基础。
在美国，压力来自多个阵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Meta运营金融诈骗广告的问题。42个州的检察长联合施压，威胁如果Meta不能有效遏制，就要求他们完全停止投放投资广告。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正通过其“不公平或欺骗性商业行为”的管辖权，绕过《通信规范法》。
我们发现，Meta的AI系统并未失灵，它只是完美地执行了最大化广告支出回报率和用户参与度的目标，从而导致了诈骗放大回路。算法将用户对欺诈广告的点击，误读为兴趣，并主动推送更多欺诈内容。Meta管理层通过设置95%确定性的极高封禁规则，和实施诈骗溢价政策，将这种风险制度化为高达160亿的收入来源。这种行为，暴露了人类治理的失败，因为AI虽能识别问题，但无法回答“多大伤害可接受”的伦理问题。
技术上，未来的反欺诈系统，必须超越Meta的单点检测，需利用多模态AI技术，重新定义算法目标，将用户信任等安全指标，设为具有否决权的约束条件，并彻底废除95%规则和诈骗溢价。
这起广告风波，标志着平台自我监管的破产，加速了全球平台治理的“大分流”。欧盟正基于系统性风险，主动干预；美国监管机构则通过消费者保护法，绕开法律豁免；而东南亚国家，则以强制本地许可制度，要求本地实体和审核团队，维护数字主权。这种全球监管趋同性，正将Meta推向碎片化互联网，其自动化广告商业模式根基，可能也将逐渐松动。
好了，今天关于Meta纵容诈骗广告横行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其他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记得点个赞，关注一下明月三千里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