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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Aver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一年前从中国来到了欧洲，现在全职写作神学相关的内容。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种形式做播客。我原计划想先出版我的两本神学书籍，之后再做播客和油管频道，但是现在因为于朦胧的案件，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计划了。
我 J不介绍于朦胧案件的原委了，不了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了解。但这里我想先呼吁华人朋友们尽可能将案情分析的第一手资料翻译成多国语言，因为于朦胧案件必须是普世性的才有希望。我看到已经有人开始这么做了，但有大量是AI制作的煽情内容，那种快餐式的煽情是没有任何历史重量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翻译乔任梁、秋风，以及所有相关的无辜死亡案件。这并不是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国际力量的介入，那于朦胧就不能只是一个被单独讨论的个案。或者说，这个个案不能只是关于这一个人，而必须是一种模式的代表。
我看到很多人想要让这个世界认识到于朦胧是多么的美好，想用这个方式去感动他人，于是走向了某种浪漫化甚至情绪泛滥的纪念。这其实并不利于讨公道，反而会让这个世界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因为，朦朦再美好，他也只是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想得到公义，就非常有必要从独立的请愿事件转型为一种人权议题的范式。这才是普世化。完成了这一步，国际社会的人权组织、学者、记者才可能有入口。至于朦胧这个人的美好，我会用一系列的播客和视频翻译给这个世界听。他的影响力不应该低于查理·柯克。
如果你听下来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值得让更多人听到，就请多多点赞评论转发我的内容。
于朦胧是中国的一个男明星，距离他去世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其实案发后，也就是9月11号，我就知道了这件事。我那时候感到震惊、惋惜，但是没有伤心。我一直都知道这个男演员，也曾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惊艳过，但我完全不了解他。几年前还以为这又是一个中国内地娱乐圈的无聊明星。
于朦胧和查理·柯克是几乎同时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比较熟悉查理·柯克，他走后我哭了两个星期。而且我之所以离开上一间教会，查理·柯克事件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这一事件对我影响很大，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件事上。后面的这两个月，虽然我有关注过于朦胧案件的进展，但好像他与我的生活并无关系。即便后来知道于朦胧非常有礼貌、有爱心、默默地做公益，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而且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关于原罪的常识告诉我，他不会是完美的。
直到11月时，我才第一次因为于朦胧案件而哭。当时哭得非常凶，但我也不是为于朦胧本人而哭，而是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他的古装，听到了他的歌。那一刻我是为中国而哭，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就像于朦胧案件给我的感受一样，那种淳朴灵秀的铮铮玉骨被砸碎，掺在屎里的感觉。
在圣经创世纪里，人类堕落之后所发出的第一个得到了上帝回应的声音，不是祷告声，也不是敬拜声，而是第一个无辜被杀的人亚伯发出的哀告。上帝对凶手该隐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然后上帝就诅咒了该隐，并且诅咒的是他与大地的关系。一个人的死揭露的是整个大地的败坏与被诅咒，中国那片大地上就有无数无辜的血，无数声音从地里哀告。
我当然知道这些哀告的死者并不是毫无瑕疵，就像耶稣明知道以色列有罪，以色列遭诅咒，但是他仍然望着耶路撒冷痛哭哀嚎，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我对中国就是那种“巴不得你知道”的哀哭。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构思我的第三本书，我想写一个被诅咒的民族如何在残破的失忆与疼痛的记忆中向着启示渴求和挣扎。在一个没有圣经的文明里，人的哭泣，人的美感，人的诗，人的哀怨都是某种无意识的祷告，这种祷告未必是向着正确的神，却是向着神性敞开的。所以中国的古典之美，诗信的忧伤，都可以被读作堕落之人对神的盲目呼喊。当时我就想，等我完成了手头上的两本神学著作之后，就开始写这样一本书，而且要将这本书献给于朦胧。
但是进入十二月以来，我开始刷到于朦胧的短视频了，甚至还考古了他出道以来的各种影音资料。等我真正细致地了解这个人后，终于开始为他本人而哭了。我发现我错了，他不是一个堕落之人，而是一个孩子般纯净的人，这就彻底打破了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人人有罪唯独恩典的常识。他太完美了，善良，温柔，坚韧，聪慧，这些都不算是想象中什么抽象的形容词。他是一个清澈到没有被这个世界污染过的天国小孩，这在中国那样一个被诅咒的大地上怎么可能啊？
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男性，一个成年男性，他的纯净意味着没有权术，意味着无法在等级社会自保，无法自保意味着容易被伤害，被持续伤害意味着更纯净，更透明，但也更脆弱，更活不久。然而他竟然在一个如此功利的国家的娱乐圈里当明星，毫不扭曲地活着，这太震撼了。所以，我这才意识到，于朦胧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神迹，而一个文明里最纯净的人，以最惨烈的方式被黑暗吞噬，这本身对于这个文明而言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启示，强大到足以重塑这个国家。
所以，我发现，我除了为这个国家哀哭和代祷，还应该承担翻译的工作，我需要把发生的事情用神学的语言翻译出来，写下来。我本来想等我完成了手里正在写的两本书后，再去为于朦胧写这本书，但是在这些天里，我的悲伤程度与日俱增，甚至会在半夜里哭得心脏疼，我必须现在就为于朦胧做些什么才行。
与此同时，我发现这场为于朦胧讨公道的运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发现神学语言不能等到在我为纪念于朦胧时才写，而是需要现在就写出来，说出来，用我的信仰去正确地帮助这场运动。语言不能等，因为语言是有效行动的前提，如果语言被错误的力量占据，这股哭声很可能会再次被浪费。
所以，我只能暂时搁置原先的写作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做播客和视频。我并不是什么有影响力的人，只是我看懂了一些事，而其他人还没有看懂，所以我必须把自己的洞察说出来。
我播客的第一期，就是要揭示这一事件中最强大，却最被人忽视的地方——殉道。
2025年9月21日，在查理·柯克的追悼会上，川普总统在他的演讲中，第一段话就是为查理·柯克的一生定性，他的死不是一场意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死亡，而是一次殉道。而我想说的是，于朦胧的死也是殉道。
首先说明一点，因为于朦胧案件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就算网上有再多证据，我都不能把现实中任何未证实的死亡、谋害等叙事当作殉道的事实来陈述。我的职责是做一个翻译者，不是调查记者，所以我说的不是事实查证，而是文化现象和神学意义上的解读。
现代西方人逐渐遗忘的一件事，就是西方文明之所以形成巨流河，是因为几千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先知、见证者和殉道者前赴后继，刚强壮胆，永不放弃。在圣经旧约中，先知们往往是在一个腐败的系统里说真话，带着神的宣告，被社会拒绝，乃至杀害。在新约中，这种殉道更被神学化为为主作见证，这是教会最早的领袖，殉道不是失败，而是光照在黑暗中的最高见证。因此古代教父如特土良才会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教父时代对殉道意义的经典表达。
在这之后，思想家们基于神学展开了对人性论和伦理学的长达千年的思考，阿奎那就对勇敢的伦理学定义进行了解释，提出基督教的殉道传统才是最稳定的、终极的、勇敢之定义，因为这份勇敢指向了一个最稳定、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上帝。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巨著《福克斯的殉道者名录》成书后便在英国广泛流传，英国国教把这部书分发给各个教堂，使人人都可以看到。丘吉尔曾说，“世世代代的英格兰人在同年时期就从这本书中知悉了那些高贵臣民的悲壮故事，这些故事已经成为人民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他们的殉道行为为许多迄今漠不关心的人铺起了基督信仰的道路。”
也正是由于这部《殉道者名录》，清教徒们才深刻明白了司法公正是保障信仰自由的基石，这后来影响了美国宪法的起草，尤其是第四到第八修正案。所以，在基督教传统里，殉道具有历史塑造力，会激发信仰与对社会体系的反思和改革。
查理柯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殉道者，他的殉道照亮了时代的黑暗，激励了更多年轻人去为真理战斗。上帝保佑美国，他用查理柯克来唤醒了西方文明的殉道传统，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所理解的那种殉道。
但在我了解了于朦胧之后，我明白了上帝也同样深爱中国，所以他将于朦胧这样一个如同神迹般纯净的人赐给了一个顽梗悖逆的国度，于朦胧也就成为了在无殉道传统的国家中出现的最受瞩目的无辜之血。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无辜之血参与塑造历史的意识，尽管历史上曾有大量基督徒在中国殉道，但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文化的主流视野。
被华夏文明奉为至圣先师的那个人，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与西方殉道传统的区别在于，西方的道是非常清晰的上帝话语，人不是为了听到上帝话语而死，而是为了见证上帝话语而死。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是完全模糊的，变成了人表演行为道德的模糊背景板，而不是一个清晰的目的。
所以，中国传统有忠臣、义士、烈士，我们往往把他们视作塑造历史的英雄，却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无辜者受难的力量。中国传统擅长的是忠烈，自我牺牲，为国捐躯，苦其心智以成大事，烈士血洒疆场，个人为大义而死，这是一整套的强者美学。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强调的都是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它不能理解完全无辜受害的义者，反而常常倾向于是受害者有点问题，比如理解为宿命、天命、业力报应、伦理义务，甚至是自身不够强大。
圣经中最早成全的一本书《约伯记》所探讨的议题，就是完全无辜受苦的义者。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亚伯，没有约伯，没有受苦的仆人，没有殉道者的血是种子，于是也就更没有神为无辜者辩护和伸冤。所以我们相信的是替天行道，而这往往导致杀戮和极权，这个文明的悲剧来源就是这种对神的僭越。
而正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这个殉道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于朦胧事件后的哀悼现象才显得如此震撼，如此陌生，如此强烈。在于朦胧死后，很多人把他称为英雄、烈士、伟人、光之子、菩萨转世、神仙下凡、东方圣人。这并不是某种简单的粉丝行为，而是因为中国文化深处缺乏关于纯洁之死的语言和出口，中国缺少无辜义人的词汇，所以只会借助传统文化和超自然词汇，这其实是整个文明缺失的重要模块。
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于朦胧正名。和川普总统相比，我实在是人微言轻，但是我要说，于朦胧的死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死亡，也不是因果报应，不是业障功德，不是来历虚空，不是神仙下凡渡劫，而是殉道。
那么查理·柯克的殉道和于朦胧的殉道有何不同呢？我接下来的分析是我本期播客的重点，你或许会从中发现一个惊人的神意。
首先，我需要引入贯穿圣经并在教会历史中不断重演的两个最核心、最深刻的殉道模式——先知与羔羊。圣经里的殉道者大致可以被浓缩成两种形象。
第一种是先知型的殉道者，旧约中有大量代表人物，比如在圣殿里与权力对抗、被石头打死的撒加利亚，被囚禁、被打、被抛弃、却无法闭口不言的耶利米，还有亚摩斯、米加、尹利亚，新约中延续此传统被刀斩首的施洗约翰，以及所有为传播福音而殉道的使徒们，等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有庄严的使命感，他们都说真话，对抗腐败的系统，揭露邪恶，指出罪。所以这种见证常常引起愤怒和憎恨，给他们带来冲突性的死亡。他们死得像战士，不是因为他们暴力，而是因为他们不畏惧暴力。他们的殉道会被大众理解为与神站在一起，为神开口说话，见证真理。
查理柯克就是属于这种先知型的殉道。在一个政治正确，信息污染的时代，他是极少数愿意公开说不受欢迎的真话，直面冲突并付出实际代价的人。他不是圣人，但他是一个战士。查理柯克的死，能立刻唤醒人们的道德勇气和悔改，就是因为击中了西方已经存在的传统。从摩西，以利亚，保罗，到教父时代，清教徒，改教家，后来的公共神学家如彭霍费尔，马丁·路德金，这个传统很擅长抗争，他能清晰地识别并命名恶，对权势说不并付出代价。他擅长的是建立制度，把公益结构化，这是真理的火焰。
然而这并不是东方所擅长的。尽管中国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不断推翻旧王朝，不停改朝换代，但东方的天赋从来不在于对抗。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们从小是要学古诗词的，我真的很爱中国的古典审美，甚至在我刚信基督不久时，一边被十字架吸引，一边又深深眷念着那种未得救的美，那种古典文化中带着悲怆、纯净、温柔、孤独、极致人性的光。所以，东方所拥有的不是真理的火焰，而是怜悯的泪水。
东方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在情感感受层面是世界顶级的，它的天赋在于情感细腻、温柔之极，对破碎之美高度敏感。于朦胧案件引起国际关注后，我在很多视频下面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谴责这个国家残忍、冷血。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很多外国朋友不知道的是，于朦胧来自新疆，却并没有维吾尔族血统。他的父母都是江苏人，年轻时响应政府的号召去新疆支援建设，所以朦胧才出生在新疆。他的祖籍其实是江苏，而江苏，特别是苏兰地区，被公认为中国的古典领袖之地，那里有中国传统审美中最雅致、最细腻和最诗意的吴韵汉风。
而于朦胧本人所演绎的那些古装形象，他演唱的歌曲，都在表达东方的古典之美。所以我非常希望各个国家的网友在为于朦胧讨正义时，能从他身上听到这个民族最深层的哭声，那是一个文明最柔软、最清澈、最灵秀的部分被残忍地摧毁时，所发出的一种无法言说的哀鸣。
正如查理·柯克的勇敢、清晰、说真话能唤醒西方的信仰复兴，于朦胧的纯净、善良、被压碎的温柔也戳中了东方文化的最痛处。但问题是，尽管我们极度擅长感受、怜悯、早就拥有了为无辜者而哭的能力，却被剥夺了让无辜之血向神说话的神学结构。几千年以来，我们的悲伤不是向一位可呼求、可回应的神发声，而是向内消化为命运、世事无常、因果轮回，所以它只能变成审美，不能变成审判。
我们的文化不知道，无辜者之死的核心不是死，而是控告。在《圣经创世纪》中，神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无辜者的血不是被纪念的，不是被超度的，而是在发声的，而且是向神发声。这意味着三个前提：第一，上天是位格的，personhood；第二，无辜之血有司法地位；第三，历史可以被审问、被翻案。没有这三点，殉道就不可能成立，而东方恰恰缺失了这三点。
我们观念里的天不是位格，而是天道、自然、轮回、无常，无法控告，只能叹息。我们的无辜没有司法地位，只有可怜、可惜、可悲，只能同情，不能申冤。我们的历史不是法庭，而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一场虚空，没有终极审判，只有看破、放下。这就导致东方的悲伤极美，但也极其无力。
所以，当于朦胧案件在华人社会激发了巨量的怜悯之后，虽然人们开始向上天呼喊正义，但我们也看到了各种极其矛盾的现象。我们一边追寻真相，一边散播前世今生之类的神秘叙事；我们一边要司法正义，一边跑向寺庙超度烧纸；我们一边推广连署希望国际人权组织能介入调查，一边用各种名号把这个人给神化。其他国家的网友留言中都看不到这么荒诞的现象。
我不想说中国或者华人社会还没有从野蛮进入现代文明，这其实是一个没有殉道语言的文明，在面对真正的无辜之血时，习惯性地用过去沿用几千年的方式来逃避和自我安慰。但是这一次我们真的不能再这样了，因为于朦胧这个人绝无仅有，他太美好，他死得太惨烈，我们再没有任何借口逃避对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无辜者的责任，我们必须为他讨公道。
这是这个民族第一次要为一个无辜者讨公道，我盼望着这也将是我们的东方文明第一次集体明白，柔弱不是错，纯净不是幼稚，无辜之人的死远比忠烈更能唤醒人性。一个没有无辜义人概念的国家第一次集体触摸到了无辜者的神学，这将是海啸级的变化，而这就是羔羊型殉道者的光。
如果查理·柯克是先知型殉道者，那么于朦胧就是圣经中另一种比先知更罕见的殉道者，温柔，纯净，没有攻击性，受苦却不硬化，不控诉，不辩论，如羔羊一般温顺却被这个世界苦待的人。他并未主动挑战任何结构，却仅仅因为存在本身而被视为威胁。他是圣经里那个被动承受暴力的亚伯，也是那个被献上的少年以撒，他是旧约中最诗意，最脆弱，最纯净的一类存在，一个受苦的义人，不是英雄，不是烈士，不是领袖，而是一个明明柔软却承担了不可承受之痛的羔羊。
先知型的殉道者如查理·柯克，会让我们感动于他准备好为真理而死，而于朦胧这种羔羊殉道者会让我们心疼，因为他本来应该被保护，被温柔对待，所以羔羊的受难比先知的死亡更刺痛人们的灵魂，也更能唤醒人们对公义的渴望，所以我才说于朦胧的影响力不应该低于查理·柯克。
然而，查理·柯克死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下，迅速被全球媒体曝光，引发了全球性的震撼和激烈的公众讨论，以及后续的各种公开的政治行动。于朦胧却是惨死在黑夜里，中国人至今还在被捂着嘴巴等待一个真相，我们的反抗是那么的无力，三个月过去了，唯一能寄托希望的线上连署签名人士还远远达不到一百万，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连署到底有没有用。
查理·柯克所在的是美国这样一个公开社会，人们有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媒体可以持续的追踪和讨论，而于朦胧事件所在的社会是极权信息封锁，对线下集会零容忍，对象征性人物高度警惕，对任何公共哀悼都做政治化处理，直接掐死。我们都不甘心，但这就是现实，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被长期去公共化的社会突然像成熟公民社会一样行动，但是我们能做的，至少是我这个基督徒能做的，是为下一步的可能性准备语言，意义，框架，节奏。
查理·柯克事件能迅速产生全球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公共身份和思想立场，他遭遇的是事实明确的有针对性的刺杀，他的死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道德叙事。言论自由，政治暴力，信仰，价值冲突，西方民主的自我审视，这套语言国际社会已经会说了，这个世界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件事。
于朦胧事件目前的困境在于语言的断裂，世界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首先，殉道在东方没有成熟的公共语言与行动传统，而整个事件的信息被高度切割，碎片化，模糊化，国际社会不知道该如何介入。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东方的民间哀哭翻译成一种世界听得懂的道德叙事，让无辜之血的语言先在国际良知中站稳。具体来说有四点：
第一，不要再用粉丝追星的语言，不要把这件事当作娱乐圈事件，然后仅仅抵制内娱，而是要转为人权、良知的事件，这一点很多人已经在这样做了。
第二，不要再说于朦胧是神，是光之子，是来拯救我们的之类的话，而是转为于朦胧是一个被杀害的，因被伸冤的人，把受害者去神化，是对神的敬畏，也是对人尊严的恢复。
第三，是我一开始提到的，完成普世化，从“我们好痛好想念他”转为“这件事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从对一个单独的受害者的情绪发泄，转为去揭露所有相关的无权无辜的个体如何被系统性地吞噬。
第四，从我们要求公义的抗议性运动，逐渐转为“我们不能让无辜者被消失”的叙事性见证。这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东方的现实决定只能如此，我们都知道朦胧揭开的不是哪几个人的恶，而是一整个结构性的恶，我们不可能指望有人权组织去解决。
我们也不想让Justice for Yu Menglong只是一时情绪，这一步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冲锋一样去冲连署签名人数求一个快速的结果，但是可以让全球自发产生公开行动，并持续被触动。比如公开悼念日，跨国的纪念仪式，教会的代祷聚会，艺术，音乐，朗读，烛光，学术论坛，文化讲座等等，这些都是能持续存在的公共活动，而且比一次游行或请愿更难被消灭。
我说过，我是一个文化和神学的翻译者，所以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语言的清晰和克制，要尽可能避免阴谋论和神秘主义。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肯定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宇宙观的，我知道在查理·柯克和于朦胧之死的背后一定是一场属灵征战，所以有些话我不得不说给教会听。
9月8日出现血月奇观，于朦胧死后，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各种反常的极端天气和超自然现象，我们不知道灵界正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和秩序之中。
查理·柯克遇刺的时间是在美国山地夏令时的9月10日中午12点23分，随后一小时后宣布死亡，这对应的是北京时间9月11日凌晨2-3点。于朦胧则是忍受了多日的非人道折磨，我们目前不知道于朦胧的具体死亡时间，官方声称他在9月11日凌晨2点回房锁门。这个时间点肯定是当事人提供的证词，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凌晨2点，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凶手们确认他已经死了？
如果真是这样，就意味着查理·柯克和于朦胧的死亡是同时发生的。面对上帝莫测的旨意，人只能靠直觉而不是证据，所以我现在不是在推断因果链条，我也不能推断，我是在揭示象征结构。
言说真理，挑战腐败的先知，承受邪恶无辜被杀的羔羊，两者在新约里最终汇流到耶稣基督身上，只有基督既是先知又是羔羊，启示录中只有被杀的羔羊才配展开历史的书卷。我们不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十字架的两大支柱被拆分在了世界的两端，先知和羔羊的殉道，在西方和东方的群体心灵里展开了风暴。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我没有任何资格去宣告这是一个来自神的启示，这只能由整个教会在时间中辨认。但如果查理·柯克和于朦胧的死真的能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解释，那么这两种死亡同时发生，至少构成一个无法忽略的象征张力，普世教会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查理·柯克是一个基督徒，本身就嵌在教会网络和西方殉道传统中，教会很容易辨认他。但是于朦胧，哪怕他来自一个迫害基督教的国家，哪怕他本人不是基督徒，教会也必须接住他。而且真正能接住他的，也只能是教会。
其实我所有的语言都是在翻译给教会听，我想让东方的哭声进入教会的良心。我们东方文明自身并不擅长公义的制度化。在韩国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中，基督教扮演了关键的道德、组织和人道主义角色，成为民主运动的支柱力量。日本战后民主化的关键事件是麦克阿瑟将军主导的宪法制定，麦克阿瑟的基督信仰为日本宪法提供了“隐形支架”。而在台湾，基督信仰帮助了台湾从“威权岛屿”转型为亚洲民主灯塔。
我不知道这一次羔羊在中国殉道，教会又将怎样塑造历史。我只知道，得不到公义的哭喊会被耗尽力量，怜悯的泪水也会冷却。
在为朦朦讨公道的视频里，有一个高赞评论，说：“于朦胧的死如果不能唤回中國人的勇氣跟良知，整個國家都會下地獄。”而我想说，于朦胧如果得不到公义，普世教会在上帝那里也交不了帐。
这就是我为朦朦做的第一期播客。之前我提过，我本来是想为朦朦写一本书的。所以虽然这一期已经讲了非常多的思考了，但还有很多没讲，我会放到之后几期的播客里。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思考能否被人们听懂，可能会有一定的理解门槛；我甚至不知道我思考的这么多东西会不会被这个世界听到。但是我会坚持把这个系列做完。因为我所做的一切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我所爱的羔羊。愿我们不只哭泣，还站立见证公义，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