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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中国人半辈子：为什么有些人，跌倒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而另一些人，却能在废墟上重建一座王国？
今天要聊的这个人，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他曾经站在中国企业家的最高峰——亚洲烟王，一年给国家上缴85亿税收，相当于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他的产品垄断了中国80%的高档香烟市场，让万宝路在中国都抬不起头。
可就在他即将功成名就的时候，命运突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71岁，白发苍苍，从云端跌入谷底。更残酷的是，在他坐牢之前，他唯一的女儿在看守所自杀身亡。
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想？大概率会想：这辈子完了。儿女没了，事业没了，自由也没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个故事应该就这样结束了。
可这个老人偏不。他在监狱里待了四年多，出来之后干了什么？他去山里种橙子。75岁，保外就医，一身是病。他把所有老朋友给他凑的钱全部投进去，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山。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种橙子？那东西五六年才能挂果。到时候他都八十多了，还能看见结果吗？
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王石反复引用："人生60岁才刚开始。"五年后，那片荒山变成了金矿。他的橙子卖到十几块钱一斤，供不应求，被抢疯了。到2014年，他的褚橙年营业额过亿，纯利润7000万，比同行高出好几倍。
他用自己的后半生证明了一件事：人生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哪怕命运把你摔进泥里，只要你愿意，你还可以在泥里种出花来。
这个人，就是褚时健。欢迎来到fanko人物智库，我是fanko。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不死鸟"的传奇一生，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褚时健是1928年出生的云南人。他的祖上从清朝咸丰年间就从河南移民到了云南，当时是征兵征到云南的，从此就在那儿扎了根。到他爷爷那辈，混得已经还不错了——他爷爷非常能干，花钱捐了个监生，买了一个小身份，还从政府那儿争取到了乡长和团练的职位。他爷爷膝下三儿一女，褚时健的父亲叫褚开运，排行第四。对，就是你想的那两个字——开始大吉，万事亨通。
他们家所在的地方是个小山村，但好在村子旁边有一条铁路。因为那地方差不多临近边境，多少有一些贸易往来。要想富先修路，这条铁路对他们家来说就是跟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门户，不至于太闭塞。褚开运做木材生意，从山里收木头，卖到锡矿上。靠着常年的这么一个生意，能养活一大家子人。
褚时健上面有两个哥哥，但都夭折了，他实际上就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那时候的褚时健，日子过得还挺快乐。上学要走2.5公里，他不愿意走路，怎么办呢？扒火车。每次都特别精准地能蹭上那趟火车。放学的时候火车不停站怎么办？漂流回家——不是坐皮艇，是自己游回去。他水性特别好，把书包顶在头上，用布条子缠几圈，跟个乌龟似的，回家之后书包一点都不湿。偶尔还能顺手摸两条鱼回去。说到摸鱼，这可是他一辈子最大的爱好。特别喜欢抓鱼，而且技巧贼强，一抓一个准儿。
但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42年，日本人轰炸滇越铁路，他父亲被气浪波及，受了重伤。一年之后，父亲离世了。那一年，父亲仅仅42岁，褚时健15岁。家里最小的弟弟褚时佐，还不满一岁。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一个15岁的少年，站在父亲的坟前，看着身后六兄妹，还有操持不来家务的母亲。从那一刻起，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后来的岁月里，命运并没有对这个家庭手下留情。他上初中的时候，四弟和五弟先后因为痢疾没救过来，也夭折了。再大一点儿，还有一个弟弟在剿匪中牺牲了。所以最终他剩下的兄弟姐妹其实很少。
但家里好歹还有点底子：两三亩水田自己种着，十几亩旱地在山里面租出去，每年能收点租子——其实也收不回钱来，就是人家种完之后，打的粮食当租子交上来。但光靠老妈操持这些事儿特别不容易。还好，家里有一间小酒坊。褚时健开始学酿酒。
你可能觉得，酿酒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就是这个事儿，让他第一次对"成本"和"效率"有了深刻的认知。他发现一个问题：同样是酿酒，为什么别人家三斤苞谷才能烤出一斤酒，而有些人能做到更好？他开始琢磨。边干边观察，边观察边记录。他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字都记下来。温度多少度最合适？发酵多长时间最好？哪个环节可以省点时间？哪个地方可以省点材料？改进、再改进。最后，他把出酒率提高到了2斤半苞谷出一斤酒。比别人省了整整半斤的原料，而且酒的质量还更好。
酒酿好了，还要卖出去。他挑着酒担子去集市上，又开始动脑子。他发现：每次都带太多，卖不完；带太少，又不够卖。怎么办？他开始根据上一次的销售情况，调整下一次带的数量。每次他都会带的比预计的量稍微多一点或少一点，造成一个奇货可居的现象——每次人家都觉得卖得特别快，下次还等着他的酒去抢。更绝的是，到收摊的时候，酒的成色不太好了，他马上降价。绝不死扛，绝不舍不得。结果呢？他的酒不仅卖得快，口碑还特别好。这就是一个15岁少年的商业启蒙。
他后来总结说："搞物质生产，你必须要把成本核算这个关把好。万事万物都要找规律，规律找到了，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你要一直闷着头做，不动脑子，力气用完了也不一定有收获。"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吗？简单。但有多少人真正去做了？
但如果就这样下去，褚时健的人生大概也就框在这个小山村里了。种点地，酿点酒，娶媳妇生娃，然后老死在这儿。但命运给他安排了一个转折。他大伯家有个堂哥，那是整个宗族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大哥，从小就特别聪明、特别懂事，褚时健也特别崇拜他。
有一年，这位堂哥专门来找他，劝他出山。具体说了什么，褚时健没细讲，只说"堂哥特别会说话，几句话就让我明白人生道理了"。结论就是：你不能在这个大山里待着，你必须出来。跟我去昆明读书。他大伯当时是隔壁区的区长，堂哥更是厉害得不得了。高中毕业参加西南联大招考，当时整个昆明地区有七八千人去考试，一共只录取了两个人——他堂哥占了50%。所以堂哥这么一劝，褚时健听进去了。于是，他跟着堂哥去了昆明。那一
年是1944年，他16岁。去昆明之前，他还干了一件事——改名。他原来叫什么呢？叫"褚时俄"。对，俄罗斯的俄。这是怎么来的？他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起的名儿。他是"时"字辈，还要带一个单人旁，老师的发挥空间就在一个偏旁部首，所以找了个俄罗斯的"俄"。他爸当时就不愿意，觉得这名儿一听就跟个小姑娘似的。老师说："这你就不懂了，俄国，大国，牛逼。"后来才知道，那个老师是个共产党人，有亲俄思想。
但褚时健自己不喜欢这名字，临去昆明前改成了"褚时健"——天行健的那个"健"。还是人字旁，遵从祖训，但听着霸气多了。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16岁的褚时健，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去昆明的那几年，正赶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西南联大。这所学校不用多介绍了，听起来是个西南的学校，实际上是北方三所——中国最好的三所学校：北大、清华、南开大学。抗战期间，这三所学校南迁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宁、黄昆、中国芯片的祖师爷……基本上可以说，中国当代的很多学科就是在那个学校建立的。这么多人才从那儿培养出来，背后是什么？是绝对靠谱的师资力量。
这些老师当时在西南联大，生活还是有些困难的。所以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会有一些人兼职到私立中学去讲课，赚点额外收入。这不就是学术能力疯狂溢出吗？褚时健占了便宜了。他有其中几位老师，就是从西南联大出来的。而且当时学的不仅是课本上的知识，学的还是对知识的好奇和学习的习惯，还有认知的能力——学的是方法论。这个大家教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从中
学之后，他就有了每天看书的习惯。不管后来什么样的环境，顺境还是逆境，基本上床头都摆几本书，每天有固定的时间翻一番学东西。而且还有一点，这些大家里头有不少都是革命家。可能多少也受他们的影响，他上学那会儿就参加革命了。
到了1948年，全国各地陆陆续续解放了，但云南相对偏远一点，那边还在打仗。国民党当时有两军人马在云南，对他们来讲很危险。48年年中的时候，上级通知他
和一帮同学：国民党又要抓人了，你们赶紧先回家避一避。于是那年高中刚读了一年，告别昆明，跟堂哥还有一个堂弟一起回到了老家华宁。回家之后干嘛呢？在他当年扒火车的那个小学当老师，一边当老师，一边也干点地下工作。当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江湖绰号，人称"黑猫"。为什么叫黑猫？可能是因为他特别爱摸鱼吧。
结果这工作也没干太久，干了不到半年。因为帮游击队逃脱国民党的追捕，帮他们过了个河，怕国民党找上门来报复。大半夜回家，匆匆地跟家里告了个别，直接跟着游击队就走了。
到了第二年1949年7月，中央军委把在云南的各个游击队正式组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褚时健就正式加入这个边纵队，成了军人。而且因为确实优秀，没过多久，连长看中他，让他做了连队的指导员。自从让他做了指导员，连队里再也没有人员流失的情况。这可不简单。很多那个时候拉起来的队伍，成员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思想基础也相对比较弱。打退堂鼓那都是三天两头经常有的事儿，打着打着仗就不想干了，干脆不打招呼就溜了。
那会儿战斗特别残酷。他的二哥褚时仁在一次国民党的偷袭当中中弹牺牲。他的堂弟褚时杰在1950年眼看就要胜利了，进藏途中一次战斗牺牲。他能把一个连稳住，20出头的小伙子，没点真材实料，别人真的不会服他。
到了1950年2月，云南全境解放，他从部队下来，分配到了昆明宜良县去工作。离他老家大概100来公里。当时干的是征粮工作。刚解放，仗还没有完全打利索，进入云南的解放军超过10万人。十万张嘴人吃马喂，新政府还得管国民党起义部队，再加上原来边纵队的成员。整个算下来，云南要养活40万张嘴。压力山大，必须征粮。但征粮谈何容易？老百姓一方面支持共产党，但另一方面，国民党今年已经收过一回了。你把他打跑了是好事儿，可让我再多交一次，实在不愿意。很多地方老百姓都带抵触情绪，有的地方甚至有动乱了，再加上国民党残余撺掇闹事，很难办。
但褚时健征粮一直特别顺利。一个村给他下达征粮任务，规定两个月完成，结果十天他就给干完了。为什么？跟前面他做指导员做思想工作是一脉相承的。他跟人聊天，从来不讲那种大道理、高站位的话。他能抓住对方的心思，三言两语把问题说通、说明白。后来他说："你跟人聊天，啥事都得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你得给他们着想。你为他们着想，他们感受到了，万事都能谈得拢。你要说真是强迫着来，谁服你？白天一枪杆子顶上去逼人家听话，到晚上人家就给你暴动了，把你绑起来了。"
他在宜良县征粮征得这么顺利，名声很快就传出去了。大到什么程度？大到100多公里之外，他老家华宁的领导都注意上他了。有一回他回家探亲，领导趁机跟他说：别走了，留下，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啊？硬生生把他留下了。"你不用考虑别的，你所有
的转移手续，我去帮你办。"干啥工作？还是征粮。他干这个干得好，就让他继续干。可想而知，后果还是好的。不光他自己干得好，还给领导提建议。整个华宁县听了他的建议之后，全县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于是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到1952年，他成为了当地盘溪区的区长，并且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很不容
易的。二十多年之后，华宁县委还托人找过他：你要不要回来当县委书记？虽然他后来没去，但足以说明他给当地留下的印象有多深刻。
党校学完之后，他直接到了玉溪。从1954年到1958年，差不多五年时间，是他26到30岁最黄金的年华。在玉溪地委机关单位，先干宣传，再干人事，感觉确实越来越重要了。还有更重要的。1957年开始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他第一时间被任命为当地政法系统反右小组的副组长——基本上最重要的事儿，让他领头。但这个工作他做得"不好"。按照当时指导性的文件，右派的比例要出5%到10%。玉溪地区政法系统600多人，各级单位报上来的名单一算，160多人——这已经超过20%的比例了，太高了。他于心不忍。看看那些名字，很多都是打过交道的，都是认识的，这些怎么能是右派呢？所以他跟搭档一起商量，划拉下去差不多一半，最后留了80人左右。这么一算，右派比例也有13%，也不少了。但即使是13%，也给他惹了祸。落下了一个罪名，叫做"同情右派"。就是那个特殊年代。
到1958年，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了。更唏嘘的是，转过年来1959年，还记得他那个堂哥吗？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云南省供电局，结果被划成了"中右"— —中偏右，也算右派了。根据后来他同事反映，他那个堂哥本来是一表人才，是省供电局局长的备选人才。但因为跟当时的局长私人关系不太好，就被人整了，被打倒了。特殊时期，你得罪人了，人家就能随便罗织罪名搞你。
打成右派就得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正好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他的堂哥一个文人，得了肝病又没有及时治疗，半年多就过世了。很唏嘘。这么宝贵一个人才，国家花这么长时间培养的栋梁，就这么没了。
其实褚时健自己也差点没熬过来。打成右派，要去农场劳动改造。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吃不饱，干不完的活，周围的人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一次他得了疟疾，早上起来之后，口鼻往外喷血，就躺在牛棚里动不了。路过的人都不敢上去看一眼——谁敢同情他？那个年代，同情右派本身就是罪名。他那个时候差点就没挺过来。还好农场的医生一听说有
人在牛棚里快不行了，跑过去救了他一命。说起来这也是宿命。当年这个医生刚回国的时候被说成是特务，褚时健跟他一打交道、一打照面，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是被人整了。所以替他说了几句话，给他救了。人家这个医生也记得他的好。自己药箱里珍藏了多年的国外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一共就三颗，拿出来两颗，把他给救了。
这就是所谓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20年后褚时健飞黄腾达了，也没忘了人家这个医生。当时医生回乡，没有合适的工作，他就说：我调你来我这边干活。一直就在他那儿干到退休。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下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劳动改造怎么才能熬过去。他是这么说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打倒过。别人要打倒你，你控制不了。但自己可以做到不把自己打倒。"那几年他该干啥还是照样干。其他那些右派整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啥做事的心思都没有。他还劝人家："你这样没用，你生闷气有啥用。该做啥事儿你就做，踏踏实实、心平气和地认认真真去做事儿。其他的你控制不了的你也别去想，要不然你的价值在哪儿？你不就真的毁了吗？"
这心态，极度坚强。他要干事儿干什么呢？还是思考。他说，你看这个农场的生活实在太艰难了，能不能稍微改善一下？他就跟农场领导建议：咱们把国家规定的任务干完之后，是不是还可以自己有点余力多做点什么？他们那边种甘蔗，把国家规定的甘蔗交完了还剩下一点，能不能拿来榨糖？领导当时一门心思搞政治，也没心思管他：你去弄吧。好，他就把甘蔗拿去榨糖。榨完之后里面还有一点糖分，他就拿甘蔗渣去烤酒——这是他的传统艺能，小时候都练过了。烤出来的酒不是给农场里的人喝，是拿着酒找当地的农民换东西吃。当地少数民族的农民特别喜欢喝酒，这是切中了人家的需求。而且不光干这些，他自己还开荒种菜，还养了一群鸭子。
这就是艰苦生活当中，对他来讲特别有浪漫主义的一个小小的慰藉。用他后来媳妇儿的话说，他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把生活搞好。这叫什么？叫花子养鹦鹉——苦中作乐。
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为什么他能有这么浪漫的闲心？一方面是他自己够坚强。另一方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支柱——他的媳妇儿，马静芬。那个年代，很多右派的媳妇儿都是熬不住苦，没办法就离了。那时候如果媳妇儿说要离开，他二话不说肯定同意，因为说不出啥话来。但媳妇儿带上女儿，直接去农场陪他了。他说那几年没有媳妇儿陪着，包括后面还经历了十年特殊时期，没有媳妇儿陪着，过不来。患难见真情。
但即使有人陪，现实依然特别不容易。老婆刚带着孩子去没几天，褚时健就被派到山上去挖笋了，一去就是好几天。白天还没啥，一到晚上，媳妇儿带着孩子在半山腰里，那个他为了开荒种地、养鸭子搭的窝棚里住。那窝棚四处漏风漏雨，周围没什么人，也没有正经的房子。你想一个女人家带着一个孩子，有多害怕。有一天晚上，她临睡觉前一睁眼——房梁上趴着一条蛇。吓都吓死了，一动都不敢动，就那么瞪着那条蛇，瞪了一宿。一整夜，眼睛都不敢闭。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特别艰苦。
但就是这么艰苦的环境，多年以后褚时健回过头去看，竟然是这么总结的："照说那是一个大坎坷，但是你看我收获了这么多，是不是也要对那段岁月说一声感谢呢？"他收获了什么？坚韧的毅力，苦中作乐的能力，还有这个坚贞不移的爱情。
熬到1961年，终于等来了摘帽。但那个时候帽子摘得也不够彻底——给你算是摘帽，但你曾经毕竟被打成过右派，一个不小心随时还能再把你拉出来批斗。摘帽之后，工作重新安排。先到了一个畜牧场当副厂长，没多久畜牧场垮掉了。又弄到一个农场，不到一年农场又解散了。那个时候很多这些厂子的现状基本上就是在崩溃的边缘。
接下来给他弄到哪儿了呢？弄到了一个糖厂。那年他35岁，迎来了人生的下一个转折点。他们那边甘蔗种得挺多，种出甘蔗来就是榨糖。但对于国营工厂的领导来说，基本上人浮于事，完成任务就行了，按部就班把国家交给的定量完成，也不去考虑太多什么效益的事儿——国家没有这个要求。那个年代基本不存在自由市场，没有人去想真正商业上的事儿。但褚时健不一样。他这辈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个大的，必须把事儿干明白才行。
去了之后先找问题，一看问题太明显了。这个糖厂年年都是亏损的。任务完成了，还得让政府给往里搭钱，每年县财政要给贴超过20万，才能维持糖厂转下去。怎么办？先了解，调查研究，看明白背后
的原因。转了一个月观察下来，心里有点谱了。为什么会亏损？成本没有搞好。他掏出小本子，当着所有人的面算了一笔账：现在100斤甘蔗出9斤糖，9%的出糖率。一斤糖的燃料五斤四两，加上人工费、运输费、机器耗损费——不亏才有鬼，肯定是亏的。怎么办？别着急，我给你们想办法，一步步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节省成本方面，从熬糖的锅到燃料，他整个改进一遍。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小细节。他发现那个熬糖的锅，熬了那么多年了，锅底灰都这么厚——足足3米厚。他说你把这些灰打掉，它受热效率就更高。你
要不然光把这些灰先烧热，花多少功夫？就是这么一点小细节。之前没人往这事儿上想，没有上面说，谁管呢？这些还都是小事儿，他自己能看明白的。一方面自己观察想办法，另一方面还得去找懂的人学习。往外派人出去学，往里挖人，他自己也出去考察，看看人家那些搞得好的糖厂是怎么弄的。去了一看，马上就有感觉：人家这设备好啊，比我们那个好太多了。这设备咱能买吗？买不起，太贵了。正焦急的时候，他在考察的糖厂转悠到后院，一看——哟，人家这儿有好几个淘汰下来的旧设备。就跟那边厂长商量：你看你这些旧的能不能当废铁卖给我？反正你也没用了。那边厂长一听：哟，你有眼光，你懂行。就看在你懂行的份上，我不要你钱，废铁的钱都不要了，直接送你，拿去。他高兴坏了，拉回去修修，真就用上了。
用上之后，整个的燃料耗损率大大降低。原来一斤糖用五斤多燃料，改进完之后八两——差不多以前七分之一的量。而且糖的品质还提高了，优等品多了，卖得更贵了。整个成本省了一大截。这是生产端。
除了这一端，他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原料端。你给我多少材料我才能出多少糖，这材料到底哪儿来？当地种甘蔗，一方面量有多少，另一方面甘蔗种出来质量怎么样，都影响到最终榨糖的效率和质量。于是他到当地去研究、去转。他一转就发现问题了。周围这一片很多甘蔗地的产量不差，但是他们用不上，为什么？因为车开不进去，很多甘蔗甚至都烂在地里了。他觉得可惜。你不是没有路车进不去、运不出来吗？我给你修路。他直接从厂里申请资金，把这些路给老百姓修起来，把原来运不出来的运出来。而且一看这办法管用，又找了更多的地方，去跟当地村里的负责人商量：我帮你修路，你动员老百姓给我种甘蔗。不愿意种的老百姓，他还有办法。前头不是说了吗？他拿甘蔗渣能烤酒。烤出酒来就跟当地老百姓换——你们要是种甘蔗，甘蔗种得多，到时候我们一家多卖给你们三斤酒。老百姓一听这个，立刻就给调动起来了。啪啪啪三板斧打下来，每年多出了几百吨的甘蔗供应量，这个问题又解决了。
多年以后他自己回忆的时候说：通过这个事儿，我更确信了一个道理——你想把一个大事儿做成，你就得让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能够赚到钱，有利可图。最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真正去践行。
这一套打下来，效果怎么样？他上任副厂长一年之后，1963到1964那个财年，之前一年赔二十多万，这一年纯利润11.7万。第二年纯利润20万，第三年40万。整个县的财政因为有了这个糖厂都不一样了。三年下来，里外里多挣了60万，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然后就到了1966年——又一个特殊时期要开始了。十年特殊时期。你说他一个曾经的右派，专有名词叫"摘帽右派"，在这十年当中，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人拎出来斗几下的。但他一次都没有被斗过。为什么？一方面是关系好——之前对人待得比较好，感情还是有的。他后来
说，小山村有小山村的好处，老百姓相对朴实一些。虽然也斗，但大家基本上还是将心比心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只抓革命，生产这点也很重要。主要的那些领导搞革命去了，也得有人管生产。他已经干这么多年，干得这么好，大家心里有数——把他弄了，厂子就垮了。我不
管怎么斗，我还得有下面的工人支持我才行。厂子垮了，工人到时候就来找我的。所以他稳如泰重。
当时两派斗争，很多时候需要他出来站队、表态。这就很危险，选错了就很麻烦。但褚时健从来不言语，从来不说话。其实经历了那么多，到那个时候他早就看明白了——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缄口不言，沉默是金。
但啥也不说也得罪人。造反派那些头头会去贴大字报骂他：这不表态，什么意思？但每次其中一派胜利了上台之后，他们就会去找他认错检讨：对不起，当时特殊情况，我们也是无可奈何，必须得这样，我们没有别的意思。生产你还得好好搞，希望你能正确理解这个事情。我们少不了你。业务能力强，腰杆子就是硬。当然这个道理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懂。
有一些右派就觉得很奇怪，很羡慕：怎么回事？没有人搞你，这么幸运吗？他说：我不是幸运，更多还是因为我自己的辛苦，把生产抓上去那么容易的吗？
我们接着说个技术问题。有一年到了榨甘蔗最重要的时候，厂里的锅炉突然坏了，榨不了糖了。以前也坏过，以前基本上就是到城里去找专家，请专家来修修。一来一回一周左右就过去了。甘蔗堆在那儿，过一段时间说坏就坏。但完了就完了呗，大家以前都不当回事儿——正常的处理流程就是这样的。
但这一年不一样。褚时健背着手围着锅炉转了好几圈，看了个差不多，然后衣服一脱，拿起工具一头就钻进去了。那锅炉刚熄火没多长时间，温度还很高——那边正榨着呢，突然就停了，停了没多久。他直接就钻进去了。外头的人都瞪着眼睛：这怎么着？这是太上老君要炼丹？没过几分钟他出来了，扑了扑身上那个土，就跟外头那帮人说："你们这帮小杂种，你们偷懒搁这给我看戏——老子进去三分钟给修好了，转吧，开始！"技术员上去一看——真修好了。那个时候锅炉还是热的，温度还不低，马上抓紧再启动，基本上榨糖进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就这一个事儿，他在厂里的地位蹭一下又起了一截。这既是老板，又是扫地僧。他一个当副厂长的，怎么懂技术？锅炉他咋懂？其实之前他都研究过了，出去考察的时候该学的他都学。很多时候你看他云淡风轻，细节之上他都懂。你不懂你根本就管不了人，你不懂你就只能让人忽悠。他是真懂。
但锅炉这事儿，虽然这次修好了，下次还坏，坏了再修、修了再坏，连续好几年。这事儿他也头疼，不能一直这么整，肯定会影响生产。所以他决定直接给厂里换新锅炉。换新锅炉是大事儿，一个大的成本支出。算来算去，整个一套换下来还缺5万块钱修一个大烟囱。去县里问，县里拿不出来。厂里又没钱，怎么办？换别人肯定就撂挑子了：那就先这样，或者以后县里有钱了再说。他不。县里办不了，直接往上找市里的领导，立了军令状。"修起来之后，我能增加多少产量，我能给你多赚多少钱。"领导被打动了。5万块钱到手。
要回来之后打发人去昆明买耐火砖准备砌烟囱，结果派了两批人去，都是空手而归，一块砖都没买回来。"人家说没有。"他说你们买不了，那我自个儿去看看。到那儿的时候都快下班了，人家特别不耐烦：你干嘛的？榨糖厂的？你不是来两批人吗？跟你说了没有，没有，走吧走吧。他也没说什么，就绕着工厂转了一圈。转完之后又回去找那人：你别蒙我，我看见了，你们后院里头可堆了一大堆，怎么告诉我没有？对方一听：哟，你能认出耐火砖来。但我跟你说，不是我不卖给你，那些都是不达标的残次品，你买回去也没法用，都是坏的。事实上确实是残次品。但褚时健说：没事儿，你先带我去看一眼行不行？走近，拿起来，大抵这么一比划一心算——虽然是残次品，但残得没有那么次。中间多少可能尺寸上有点差别，但看起来还是能用。垒砖的时候多用点水泥，把缝给填上就行。他说：我要这些，你全都给我。那边一听，巴不得——本来这些都是淘汰品，要扔了的。你实在愿意要，那就行。当场把所有砖装车拉回去。就靠这些砖攒起来的烟囱，到底行还是不行？事实证明一直用到了90年代。
基础设施弄完之后，接下来搞新的管理模式。那个时候都是大锅饭，他要把大锅饭变成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严格讲是不行的。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你不能多劳多得，你就得吃大锅饭。你要搞按劳取酬，随时有可能给你扣个帽子，叫"修正主义"。一旦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那不用想了，肯定下一波就开始批斗了。但他顶着压力把改革做了。没有人告他，大家都默默遵守，不外传不揭发。为什么？好用，大家都受益了，多劳多得。多劳的肯定愿意，那是受益了。那少劳的呢？少劳的那个相应得的少了，他为什么还愿意？得综合看。肯定是对他来讲也有好处，他才不会去揭发你。好处在哪儿？他们也能从别的地方受益。
褚时健有一条规则：管人你怎么管？今天他干得不好，你扣他十块钱；明天你要找他干得好的地方，在别的地方想方设法再奖他三十块钱。别得罪这些人。打击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他真正愿意干活。
但就算多劳多得，也是在有限范围内，带着镣铐跳舞，不会有太大差别。怎么才能让工人都受益呢？把福利搞上去。这在当年也是不允许的。单独在国家要求之外给工人多发福利，一不小心也会被人抓住小辫子。但他善于在不可能当中创造可能，在没机会当中寻找机会。1966年毛泽东发了一个"五七指示"，他从里面挖掘了一些可以利用的部分——大抵就是鼓励各行各业可以适当搞点副业来满足自身需求，做到自给自足。他就抓住这条，专门找人开荒种地、养猪。养猪的时候把熬糖的下脚料，以前都觉得很可惜浪费了，现在有用处了，拿来喂猪。吃完这个东西之后，猪长得肥肥胖胖的。猪粪拿来施肥种菜，有效循环起来，啥也不浪费。而且带人去摸鱼——这个事情他就开心了，相当擅长。摸了鱼回来，就给大家改善伙食。食堂搞得贼好。过去食堂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国家给发的都是有限的。现在一个星期杀一头猪，一家人只要出五毛钱，满满的打那么一大瓢回去——吃肉吃到撑。隔壁厂子都馋哭了。
有人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怎么能干这个事儿？这是修正主义。他说：没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让我们搞副业。这就叫：用规则打败规则。不光食堂搞得好，他还给职工盖房子。叫了基建科长来：三栋楼给我干多久？基建科长说：三栋楼，那就按我们以前的，得干个三年半。您来了，您懂行，要不给您三年，我给您饶个半年怎么样？他一听：三年？你给我三个月。你盖得起来你就盖，盖不起来你就走，也得给我盖。那边一听：你还硬压？那不行。我们不敢接这活儿，要不您另请高明，我们盖不了，三个月干不了。他说：你干不了是吧？好，我不找你了。直接撤了，找外包。外面找能干的——找了一个村子里的施工队，村支书带着。人家干活特别扎实，以前给厂里搞过装修，整个做的活很满意。找人家来干，一问多久？"三个月，包给你干好。"本来是三年半，三个月直接盖起来了，比以前质量还好。
从他去那儿开始，再往后十几年，厂里一直在盖房子，一直在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大家为什么愿意跟着他干？因为他不只是嘴上说"为人民服务"，他是真的让大家的日子变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褚时健他们夫妻俩。刚去糖厂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啥时候能走——毕竟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山里的地方。他媳妇儿是大城市来的大小姐，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到了这会儿，基本上不想走了。在这儿干了十好几年，一切都挺顺手，职工也很爱戴他。有山有水，还能下河摸鱼。他觉得这挺好，要不就在这儿终老吧。但往往这种时候，剧情就该转折了。
时间来到1979年，改革开放了。褚时健彻底平反了，什么"摘帽右派"这个说法都没有了。他干了这么十几年，糖厂蒸蒸日上，正准备上一条全新的白糖生产线——以前就搞红糖，白糖工艺比红糖复杂多了。撸胳膊挽袖子，正准备大干一场、再上一个台阶，结果一纸调令来了。
改革开放了，到处都需要人才。褚时健能力摆在这儿，有更大的舞台需要他，而且是好几个舞台都想抢他。三个可选项，都在玉溪：第一，重新回地委工作——就相当于回市委，去体制内。他不干，觉得没意思，还是喜欢做实事。第二，卷烟厂厂长——从小地方糖厂的副厂长，调到玉溪的大厂卷烟厂当厂长。第三，煤矿的党委书记。
大多数人的想法，他肯定是去卷烟厂厂长，说起来算是市级企业，而且在城里，是好地方。虽然效益不太行，跟矿场比差点意思。但矿场在大山里头还是比较闭塞。但他想去矿场。为啥？理由你可能很难想到，那就是可以打猎。虽然不一定能摸鱼，但可以打猎——这又是个兴趣爱好。他喜欢大自然那种环境，能够更舒服、更自由一些。他不缺乏跟人打交道的智慧，但他不愿意。在牛棚里住多了，还是广阔的自然更让他舒心。
但他最后没去。为啥？他媳妇儿不愿意。大城市来的大小姐，一听又要去大山里头，说啥也不去。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儿子大了要受教育了，要上学了。教育的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即使这样，他媳妇儿还是很尊重他，跟着他去那个山里的矿场考察了一圈。考察完了，两个人最终才决定——去卷烟厂当厂长。这个卷烟厂，就是玉溪卷烟厂。这就是他真正发光发热、为世界所知的地方了。
说起来云南跟烟草有解不开的缘分。云南很多地方都有特别优质的烟草，而真正被称为"云烟之乡"的，就是玉溪。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活？其实难得很。刚才也说了，这是烟厂的效益还不如那个矿场。机构很臃肿，生产力很低下，工资很低，所有工人精神状态也都不行。其实不光是这儿，当时全国的烟厂都差不多。而且人际关系确实复杂了一些。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烟厂的领导班子一共12个人，只有两个是老革命干部，跟他一样从部队派下来的。其他十个都是内部提拔起来的，并且十个都是曾经的造反派。虽然已经79年了，但那个斗争的风气还多少有点遗留，两边还相互不对付。想开展点工作？难。大家的意思就是：你来吧，我这死猪不怕开水烫，看你还能整出什么花活儿、翻出什么浪？你来吧，看看你怎么弄。人家也觉得他是小地方来的，看不起他。他也知道不好整。
所以临去之前，先到地委书记那儿要了一把尚方宝剑——上斩昏君、下斩佞臣。书记说：怎么着，你上斩昏君，你还惦记着腰斩我？"不是那个意思，领导，咱就是打个比方。领导您也知道这工作不好做，烟厂里头水深石头硬，洞长虫蛇多。您让我来干活，您不给我点趁手的家伙事锄奸罚宁，那您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不能让人枪打出头鸟了。我
要是光荣了，那谁给您鞍前马后去？来来，您给一把尚方宝剑，给一把。"书记一听，行，就给他答应了。怎么给？书记直接召集了一个当地地委的工作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写入文件当中：他去那儿办事，一年以内，不管什么人，找到地委这儿来反映问题，你都给我扛住了。必须给他全权处理的权利。要不然工作没法开展。
事实证明他很有先见之明。他刚一去，就被给了个下马威。给他安排房子。新厂长来了，给安排了一个差不多20来平的破房子——一个房间加一个厨房，一共20平。房间里头就一张上下铺的床，一个床就占了大部分面积，进门放个沙发都没地儿放。他一看，腾一下火就上来了："好家伙，你们这是惦记养王八？我一家三口人，你给个龟壳都比这大！"那会儿他女儿大了，上大学去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儿子跟着他们。一家三口人，就憋在这上下铺里——他跟儿子睡上的，老婆睡下的。先睡了这么一天。
到第二天，烟厂管生活的党委副书记来探望他，过来就交流：怎么样？他说：你给我这房子，你们住的都是这么大的吗？副书记说：比这个稍微要大那么一小点点，觉得脸上挂不住了。那我再给你安排，别着急。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上一任厂长走之后腾出来的房子，稍微大一点——48平。最起码比原来那个敞亮，住进去了。
其实当时整体厂子里条件确实不太好。20多平的房子只是给他的吗？平常的职工很多人都是这么住的。有干了好多年的老职工，祖孙三代就挤在28平的房子里头，一家人。还有两家人挤一个28平的，中间挂个草席。其中里头那家要出来，必须得经过外头那家。就这么一个生活条件。为啥？没效益，不赚钱，大锅饭，谁多干谁傻帽。只能螺旋向下。
整体看下来一圈，了解完情况，他用一句话总结当时玉溪卷烟厂的状况：员工是软、散、懒；车间是跑、冒、滴、漏。了解完整体情况，看看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他很愤怒，他很沉重，他很兴奋——又可以做点事情了。这回不知道老子有事干了，这跟打猎摸鱼一样，非常开心。开始干。
于是在开大会上，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我不同意。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要由自己决定。话跟你们说在前头，我是来做事儿的。你好好做事我就挺你，你人浮于事甚至给我使绊子，我就弄你。记住了，好话不说二遍。散会。"话放在这儿了。
其实当时还有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因为前面好几任厂长都被他们给挤兑走了。结果没想到，话说完了，立马就开始干活。有一帮人找各种理由不上工。当时他不声不响不吭声，到了月底直接扣工资。这帮人不干了，就去找副厂长说：你给我们扛一扛啊，怎么回事，扣我们工资？副厂长就去想找他理论，结果一进门，他直接指着副厂长的鼻子："嗯，我知道你要说啥。这里头到底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告诉你，你要是给他们撑腰，让他们在工厂捣乱，我就先把你干了，你信不信？"副厂长当时就给说懵了。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厂长怎么还这么个风格？我操，你欺负我没人儿是吧？摇人，去市委找靠山。一进市委找他那个靠山，靠山指着他的鼻子："我知道你要说啥。现在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不好使了。人有尚方宝剑，你滚回去。"直接就给顶回去了。
先见之明在这儿就管用了。但副厂长好歹还能压得住。还有一个不好压的——党委书记。他是厂长，那边有党委书记，到底谁说了算？这个党委书记就是典型的"慵懒散骄奢棒，等靠要推脱绕"——每样都沾一下。躺平干部，啥风险不担，啥实事不干。
当时正好遇上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叫工资改革。改革开放了，中央有新气象，要在国企里搞机制调整，想给大家涨涨工资。但不是都涨，大概40%的比例。大家一听开心，40%概率很大。但肯定也有涨不上的。问题不在涨多少，问题在谁涨谁不涨。过去二十多年一点儿都没涨，你说这一个机会错过了，要是不给谁涨上，他不得恨死你一家人？
最开始他们这边也差不多，先开高层会，出一个草稿，基本上就是平均分配，每一个部门按40%的比例分下去。但很多人都不满意。有一回就把厂领导的办公室都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之后，这个书记端着一个茶杯出门："你们干什么？你们有事找褚厂长说，我先走了。"说完人就走了，直接就说"病倒"住院了。啥风险不担。而且，他在住院的时候可没闲着，大把时间都用来暗搓搓地组织材料四处告状——你看领导这个工作处理得不好，你看领导跟员工关系不好，让人堵门了，你就不能让他干下去……褚时健本来以为他只是胆小，不太愿意担责任。结果没想到你怎么还搞这么一出？生气了。
直接还是跑到市政府找书记，就一句话："他干我走，我干他走。你选。"最后谁走了？书记走了。趁着这个书记走的时候，他也给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波大换血，把不能干事的全部调整掉。跟领导打招呼，靠尚方宝剑。跟工人打交道，靠的是真本事。
他有一个观点：一个工厂的领导，你如果不懂技术，不了解工艺的特点，你能力再强，你也只能是盲目指挥，外行指挥内行，被骂的多了去了。你觉得你挺牛逼的，我给他施压他一定能干好，人家背后不知道怎么骂你。所以业务一定要好。他自己下了功夫，该弄懂的都能弄得很清楚。
有一年，厂里两台锅炉里的一台坏了，需要大修。他问厂里管技术的、管维修的：你多久能给我修起来？技术员说：以前的厂长带着我们一起修，差不多修个四十八九天。您来了，您是真懂技术，我给您饶个八九天——我40天就给您修起来，怎么样？他一听：你是吗？我看你长得像40天。我就给你四天。你修得起来你就修，修不起来你就走，也得给我修。那边一听：怎么着？你还硬压？那不行。您说，我们不敢接这活儿，要不您另请高明，我们修不了，四天干不了。他说：你四天修不了是吧？你不是说吗，以前的厂长带着你们修是吧？来，我跟你一起修。脱了衣服就开始往里钻。他自己虽然不是完全那么懂，但之前修过那么多回了，也研究过了。技术细节稍微还是懂一点的。最重要的是，他把机制弄好。之前怎么修？磨洋工地修。现在分了好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设得更加合理一些，大家一起来修。他自己也跟着一起干。干了三天，自己都已经撑不住了。回家稍微合合眼睡了一觉。刚睡醒的功夫，有人来了。厂长，修好了！好消息。下的指标是四天，他带着干三天半，修起来了。
你说这帮人不服能行吗？直接他就开始了："你不是说48天吗？你看现在是不是修好了？"那些人也真服他了。一方面人家自己确实下功夫，另一方面，厂长以前我们苦战十五个昼夜都不给我们喝一口稀饭，现在三天多晚上还给我们吃那么一大碗肉酱米线——福利好啊。他说：你别看光修的时候给你福利。现在你们把这事儿干好了，所有参与修锅炉的人发奖金。在这个月给你加四天的加班工资，然后全部再放假四天。恩威并施，打一巴掌少不了，后面必须给个甜枣吃。
福利搞好了，接下来大家就安心着手抓生产。抓生产两个大方向：第一产量，第二质量。靠什么？第一设备，第二原料。这就跟前面糖厂异曲同工了。大方向差不多，但厂子大了难度也大很多。不是说去收几个人家扔了的废品改造就行了。这回怎么办？直接上大货，大刀阔斧出国考察，进口最先进的设备。
但这么说说容易，不是他想进就能进。那个年代从国外买个东西忒难了。第一，他要拿到批条，要批准他买这个设备。第二，他得有外汇指标，有外汇管制。第三，他得有外汇——他自己得有外汇。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口业务，没有外汇。每一步都是坎儿。他把这些一步一步的坎儿全部摊平。怎么摊？找领导，特别擅长找领导。这回不一样了，他去省里找领导——市里的已经管不了了。省里的只能保你这个厂长的位置，再大的管不了。去省里找领导，先把事儿跟领导说通，告诉他还是算账：你同意我进这个设备，我到时候给你提供多少利税。省里就看这一个指标——你能给我多交税就行了。国有企业嘛。他知道对人家有什么好处，不然谁给你批。
提供价值，不光要从外头突破，里头也得突破。回到厂子里头还得说服管理层。因为太贵了。当时那个设备要260多万人民币，对他们那一个厂子来说，根本钱就不够，得贷款。厂里那些干部一听得贷款就发毛了：我把这贷款过来，万一这东西不好使怎么办？你看这机器挺好，你没有金刚钻，你揽这瓷器活儿，你转不起来怎么办？整体配套人才什么的，包括原材料都行不行还不知道呢？心里没底儿。他就拉上所有人给他们算账：我给你算清楚这笔账。把这东西买进来，带上这二百多万，三四个月我就能还清贷款，你们信不信？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都是拿数据说话，算得清清楚楚。管理层一听：得了，就听您的。同意了。
把这个机器买进来。这是260多万。但故事还没完。到了1984年，中央又有鼓励政策，说一些先进的企业可以考虑申请外汇额度，去进口一些先进的机器。机不可失。他看到这个通知下来之后，立马组织高层开会。大家开始拿笔算：这回需要申请多少钱，上面能给批多少额度。算来算去，定了一个1000万美元的贷款目标。步子迈得已经特别大了。前头那个机器260多万人民币，这回张嘴就要贷1000万美元。
到了申请会议当天，有一幕他们没想到的情景出现了——他们本来觉得最牛的那家大企业肯定会多申请，结果没想到，原本打算给他的额度，人家不要了，空出来不少。褚时健一看，心思动了。趁着中午吃饭的时候，叫上自己的副手和会计又开始算：看看他们空出来多少额度，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他们的那个额度吃下一点。算来算去，最终有了一个结论：那边一共空出来1300万美元的额度。他最后决定——多申请1300万美元，把人家的全吞下来，全吃下，一分不浪费。本来那个1000万美元就已经是努了大气，这回一看有机会，二话不说，我直接追加1300万——2300万美元，我梭哈。他敢要这个钱，省里都不敢给。省里都震惊了：不行，这不能给你。本来要迈一大步，现在说我再多迈一步，我迈四大步，三级跳了。怎么办？批不了。还是他的老套路——找领导。这回找到谁了？时任云南省副省长。软磨硬泡，还是他那套拿数据说话、给领导算账。这个副省长恰巧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特别有魄力、又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好领导。被他说动了，主动出面给他协调，把这事儿真就给协调下来了。
2300万的额度拿到手，陆续开始买机器。从1984年一直到1986年，所有进口设备一步一步调试完成投入生产。这套设备，就是当时国内所有烟厂里头最豪华的设备阵容。
有了这套设备之后，接下来就是原材料。设备进口了，烟叶质量不行，机器的自动检测系统直接停机不干活——人家也要尊严，你给我弄这些虾材料不配我来干。他曾经找一个专家带着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是见过真正好东西的，也见识了人家怎么种出来的。他想把那套工业化、精细化的种植方法移植过来。但问题是，他是烟厂厂长，烟叶归烟草公司管，他手伸不到那儿去。去
找烟草公司领导商量，人家直接怼他："你管好你那碗饭就行了，想吃我这碗？做梦。"换作一般人，被怼回来就算了。他不。他想了个更大的办法——把烟草公司和专卖局都合并进烟厂体系，三合一。这相当于跟人家说：你来给我当小弟吧。谁会同意？他找到省委书记、副省长，拿数据说话，谈利税，谈前景。两位领导被说动了，帮他协调。合并之后第一个月发工资，烟草公司那边的人数钱数了半天，高兴得不得了："你怎么不早提这个主意？"
各方都摆平了，没有任何阻碍了，开始种烟叶。他的试验田平均亩产370多公斤，云南全省平均亩产当时240多公斤。不光产量上去了，质量还高——中上等烟叶占比80%，以前给他供货的那个田里这个比例才20%。这是四倍的差异。而且越是高档的烟叶，制出来的高档香烟卖得越贵，利润是中下等烟叶的五倍。
1987年，玉溪卷烟厂凭营业额、利润额、利税在内所有硬指标，第一次成为行业全国第一。1988年，红梅、阿诗玛、红塔山都成了全国畅销的名牌。特别是红塔山，从1986年开始差不多卖四五块钱一包，一年加一块钱，加到后来十块十二块。而且这还是压着在涨价，如果不压着，纯粹按当时市场需求，涨得更快。全国那个时候顶峰的时候，有3亿人在抽他们玉溪卷烟厂的烟。
在高档烟市场，红塔山的年销量不仅超过国内所有香烟品牌，它占据了80%的高档市场。更绝的是：八块钱的万宝路，卖不过九块钱的红塔山。一个中国品牌，在自己的地盘上打败了国际巨头。当时有一个传说：那个年代去找领导办事，裤兜里都是一边揣一包烟——一包杂牌的自己抽，另一边揣的是红塔山。你只要把这烟掏出来，这事儿绝对有希望能办成。但如果你哪天一紧张脑子一糊涂掏错了那包，这事儿基本就泡汤了。这就是当年红塔山的地位。
到1993年，玉溪卷烟厂达到巅峰。那一年交了多少税？85个亿。什么概念？相当于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人均利税224万，是同行的5到10倍。褚时健，成了名副其实的"亚洲烟王"。
但命运的过山车谁也猜不透。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从云端跌落之后，当他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已经是2002年。许多人以为，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老人，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会面对一个人走茶凉的结局。但事实恰恰相反。
从他保外就医回家的第一天起，家里的门槛就被踏破了。为什么？因为公道自在人心。他后来居住的地方，并非他在华宁的老家，而是玉溪大营街。还记得前面提过，他当烟厂厂长时，曾把许多工程交给一个实在的村支书去做吗？那位支书叫任新明，两人成了忘年交。褚时健出狱后，任新明二话不说，直接把他接到了大营街，安排在村里的一栋独栋小楼里。"当年你帮我们村修路、发展，给了太多支持。现在你落难了，我们养你。"这一刻，褚时健感慨道："四年之间的所有争议、审判，在这些老朋友面前，都可以消解了。"
有了安身之所，有了老友照料，按理说，一个75岁、满身病痛的老人，该颐养天年了吧？可褚时健偏不。他
在大营街的小楼里坐不住。他的脑子里，始终回放着几年前在监狱里的一幕。那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日子。有一天，他的弟弟褚时佐去探监。褚时佐比他小14岁，80年代起就在老家柑橘研究所工作。那次探视，弟弟从湖南引进了一批冰糖橙，特意带进监狱给哥哥尝尝。褚时健剥开一个，尝了一口。味道不错，但口感还不够顶级。就是这口橙子，让身陷囹圄的他，突然看到了一丝光亮。他在狱中就跟弟弟说："这个东西有搞头，你可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种植。"这事儿，他就这么记下了。
这颗橙子，就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埋了整整四年。现在，他出来了。他站在哀牢山的荒山面前，对所有人说：我要种橙子。这一年，他75岁。回到了他当年干糖厂副厂长的地方——就在附近，在哀牢山上承包山地开始种橙子。为什么是山地？他在云南这么多年，人脉依然在，想找块平地种一点难度没有。但他说：云南山地多，农民们有块平地种粮食不容易。粮食比水果重要，平地留给农民种粮食，我就去山里整点新地出来。
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你75岁了，一身是病。种三亩五亩有点事干就完了，跟自己折腾一下。结果没想到，他要干就干个大的。最开始就跟弟弟一起包了1500亩地，两个山头，一年28万，租期30年。800多万就扔下去了。他哪有那么多钱？没有。借。找那些老朋友们凑出了800多万。告诉他们：我挣钱了就还。那帮老朋友说：能挣就还，不能挣不要了。你帮我们的不止这些钱。
2002年开始下手，到2003年前前后后差不多2400亩地开始种橙子。后来还在慢慢扩展，到2022年已经扩展到6800亩了，接近7000亩。你说正常种橙子，种就完了呗？引种进来，种都有了，我就种。但他不是一般人。从整地开始就跟别人不一样。直接租了挖机开到山顶上，从一开始就是机械化的方式对土地进行深挖改造。山地不好弄，以前山里人哪见过这种阵仗？哪有说开挖机进来搞的？土地整明白了，下一步把水源解决好。山里面水源不好弄，四周考察，找了两条河，但水量不稳定。最后找了一个更远地方的瀑布，花了130多万，从瀑布里面架了两条水管引到果园。19公里长的水管，130多万。就为了在山里引个水。这在当时的中国农业种植界绝无仅有，开创先例。
水的问题解决了，请专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开始钻研技术。他设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叫"生产技术部"，在果园里弄了几个实验区，配比不同的肥料、不同的种植方法实验，然后把实验结果拿到实验室进行对比记录、分析。种一个地，从一开始就是最科学的精神和最工业化的方式来下手。那个时候他都七十多岁了。
王石后来说，他去见褚时健的时候，看到那些地刚种上，就问：这还得长几年才能挂果？什么时候能挂果？褚时健说：五六年。王石掐指一算，那时候他都八十多了。但褚时健的底气和勇气，来自于他从一开始干的就是一个绝对会有结果的事情。他把所有的果农、手下召集过来开会："兄弟们你们给我听好，我们种的橙子以后不会是拿到菜市场去卖的。我们就要卖最好的橙子。"他可不是只
会画大饼。每天晚上都在查资料学习。最开始根本不懂什么叫种橙子，但就靠自己研究。虽然他也请专家，但自己一定要懂。看各种书，翻各种笔记。但凡专家看过的，他一本都不落全部看，然后下地里去找问题，再来跟农户商量。原来什么都不懂，两三年之后，就看他剪枝这一个事儿，人家说这都干了十几年的老农也不过如此。他的每棵树的挂果量，最开始平均3到4公斤，到201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40到50公斤。每亩的产量在4到5吨。什么水平？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美国、澳大利亚，成熟亩产最高差不多也就是三吨左右。他能达到4到5吨，超过了国际水平。
当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病虫害，比如产量下降。他解决起来也没那么容易，但很显魄力。举一个小例子。开始种了24万棵冰糖橙，还有5万棵温州蜜柑。但后来他发现产量下降，过往这么多年种橙子都是一亩140棵。他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太密了？辟出一块地来做测试，发现确实是太密了。那就砍。农户不舍得砍——眼看要挂果了，咔咔咔全砍了，谁受得了？他说：我给你倒贴钱，你砍一棵我给你30，砍一棵给你40。从一亩140棵砍到80棵。四五年了，眼看要挂果了，砍。砍完之后，整体产量还真就上来了。更绝的是那5万棵温州蜜柑——也是四五年了，眼看要产了，全砍了。为什么？他看了一下市场，觉得这个品种接下来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可能不见得有好结果。所以全部砍掉，重新嫁接，改成冰糖橙。嫁接到第二年就能挂果。这些决策，基本每一次都是对的。
他2002年开始下手，2007年的时候基本上把借的所有钱都还清了。五年，新的那批刚挂果。最开始有那么一小批，慢慢转起来，有了一点现金流。这几年主要靠什么？他那些烟厂的老朋友们，现在也有当到负责人的了，也有以前做过生意的——团购给他买。第一批种子用户，靠自己朋友妥妥搞定
了。但他想：我不能一辈子都靠朋友。我的质量都做到这种程度了，我完全可以去市场上打出一片天地。到2009年，盈利突破千万。这一年，所有股东第一次拿到了分红。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云南周边卖一卖就能消化了。周边市场开始知道，但他往外卖的时候没有打"褚时健"这个牌子，还是比较低调——毕竟有前面那些故事。但经销商开始打他这个牌子了："褚时健种的橙子。"人家一听，那我得尝尝。通过这个就开始卖出去了，慢慢从云南卖到全国。
他和老伴两个人支撑不来了，于是把外孙女叫回来了。外孙女在国外留学刚毕业，本来想在加拿大开创一点小事业。他直接跟外孙女说："你出门打工掏空六个钱包，在家啃老无非添双碗筷。你回来，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又是这句话。两口子回来后，整体销售方面的事基本上交给他们主要负责。后来"本来生活"帮他们在互联网销售方面开了第一道口。把他的故事一发，进了几十吨，没想到很快售罄。第二年再进，第三年再进，这条路就走通了。
到2014年，营业额过亿，纯利润7000万。2400亩的橙子，纯利润70%。到2022年，6800亩，2.7万吨。他不光自己做起来了，基本上给中国的水果种植行业打了一个样。
王石说起他的时候援引巴顿将军的话说：看一个人，要看他落到低谷之后反弹的高度。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玉溪去世，享年91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每当有人问起他成功的秘诀，他总是沉默片刻，然后说一句让提问者困惑的话："我这辈子，就是比别人多看了几眼脚下的泥土。"这句话，或许就是我们在开头抛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有些人跌倒后再也站不起来，而另一些人却能在废墟上重建王国？答案不在云端，而在泥土里。那些站不起来的人，跌倒时眼睛始终望着曾经的高处，望着失去的荣光，望着命运的不公。他们的膝盖虽然跪在地
上，灵魂却悬在半空，既不肯低头看脚下有什么，也不愿伸手去触碰那些卑微的、细碎的、此刻唯一真实的东西。
而褚时健不同。15岁丧父时，他低头看
见了酒坊里的苞谷和炉火。30岁被打成右派时，他低头看
见了农场里的甘蔗渣和鸭群。71岁身陷囹圄时，他低头看
见了弟弟带来的那颗橙子。每一次命运将他摔进泥里，他都没有仰望苍天质问为什么，而是低下头，仔细端详这片泥土——它的温度，它的湿度，它能长出什么。然后他就真的种出了东西。
这不是什么励志鸡汤，这是一个老人用91年时间验证的生存法则：当你失去了一切，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眼前仅剩的东西。哪怕那只是一把苞谷，一根甘蔗，一颗橙子。
他曾说："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打倒过。"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谈论意志力，其实不是。他真正想说的是：我从来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在牛棚里，他养鸭子、酿酒、种菜。在监狱里，他读书、记笔记、琢磨橙子的糖分。在荒山上，他挖土、引水、数每一棵树的挂果量。他没有时间绝望。或者说，他把所有本该用来绝望的时间，都用来观察、计算、改进了。
这让我想起他年轻时的那个习惯——随身带一个小本子，记录酿酒的每一个细节。那个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哪怕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依然每天都去果园转，依然会蹲下来看土壤的颜色，依然会掰开一颗橙子，用舌尖感受酸甜的比例是否达标。91岁的亚洲烟王，蹲在云南的红土地上，像个老农一样端详一颗橙子。这个画面，就是他一生的注脚。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励志的企业家。但我觉得这个评价并不准确。他不是励志，他是务实到了极致。他不相信奇迹，只相信规律。他不寄望于命运的垂青，只相信双手能触碰到的东西。当所有人都在仰望星空的
时候，他永远在低头看路。这条路有时是糖厂的锅炉，有时是烟厂的流水线，有时是荒山上的红土。但不管是什么，他都会蹲下来，看清楚，然后动手。
2019年他走的时候，哀牢山上的橙子正在成熟。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像无数盏小小的灯笼，照亮着他曾经踩过的每一寸土地。那
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答案——不是所有跌倒的人都能站起来。但那些真正站起来的人，无一例外，都曾认真地低下头，看清了脚下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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