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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独立学者被盯着吗?吴国光被电话威胁,也要针锋相对|大声对话录全本(九)|海外镇压|中文的审查与自我审查|自由海华民族的建立|后中共时代

大聲姐和朋友們1:31:55

Transcription

这个事情不寻常之处呢,就是他电话快结束了后,他给我讲了句话。他说:“我跟你讲啊,你也不要想这想那了,你能保住你的饭碗就不错了。”

他其中就讲到说,这个美国欺人太甚。他说:“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不要看我老了,如果让美国人找我们麻烦,我还会带兵上战场呢。”

我知道他们派来的人,这个我都心里有数,也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动作。我说:“但是我现在几年也没讲话,他们为什么忽然间要给我加这个码,要搞什么东西啊?”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那你给我来这个,我就给你来这个,我就跟你针锋相对。

作为作用于现实就是,反正我讲了,可能比如说有1万个人听到,有一个人一句话受到一点触动,这也是作用于现实了吗?

现在我们在谈习时代的媒体和中共之后的中国,然后其实我们现在都在置身于这样一个数字时代。就是这个媒体,像现在,在某一个程度上跟80年代有点像,就是有一些变量的东西,你不知道他会引向何方,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个炸弹他在哪个地儿会炸。

所以最近大家讨论的问题,包括我现在关注媒体,因为我也从身份有变化,从一直机构内媒体,现在自己开始做。所以我也在看就是这个民众和媒体,作为技术也好,机构也好,还有我们这些所谓的曾经的专业报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也不一样。

您其实是置身在这个舆论场的。因为我对你的观察是,前些年尤其你写那个globalization那段时间,是你不太喜欢跟媒体说话的。你还开过文校说,那个一年只给自己几个发言的这个quota。

那您最近其实是在大量的,到了这里以后,对,也不是到这里以后,我是从二零,就是俄国战争开始以后不久。是,所以我想问您的,我没问过您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在几个阶段有过互动,他们都嘱咐过我说你是那个,我一直知道您是有个性的。您的个性是,我觉得很好,是警惕自己跟媒体的关系,警惕自己跟公众力的,公众关注力之间的关系。所以你非常知道你自己应该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话,为什么要说话。

我一直没问你的就是,你这几年这两年为什么又突然决定要说话,突然要变成一个公共的声音,就回来公共的声音。你想你做评论员你是最,一支笔可以操纵,谈千军万马的一个动能的。我没问过你这个问题,但我现在想问。

这个问题倒是挺有挑战性的。如果我自己,我自己的感觉是各种误然因素造成的。其实赵紫阳去世以后呢,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段话,就说我准备从现在开始闭关,不做公务发言。这样的写出来就让大家就是说,你知道我说过这话了,你来找我,回绝你我有个理由嘛。不然要是好像是个人的面子问题,就是不高兴。

那时候那么想,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和你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离开中国,什么时候决定不回中国去了,和那个有关系。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自从转型做一个学者以后,其实我一直没有很专心的当学者。那我觉得我,也应该要好好做一个学者了。其实说出来,特别痛心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关心,误了我大半辈子。所以我不想再关心中国的现实,我也觉得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什么东西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从在加拿大整个期间吧,我是试图钻到这个所谓学术的象牙塔里去,做一点学术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呢,最后就是写了两本那个英文的研究专著,一个是党代会,一个是关于全球化。那我还好几个这样的东西想写。

那么为什么在2022年,2年的春天,应该是新唐人的电视台找我,对,给我做了一个比较长的访谈,他们分三次播出。那么那一次为什么讲了呢?这有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这是在线上,有人和廖晓英联系。这个人呢,说他是赵紫阳的老乡,那么他很尊重赵紫阳,然后赵紫阳的回忆录出来,他买了多少本送人。他希望就是说,当然通过廖晓英就是说,希望认识我。

那么这个,我想可能有关方面也知道我的软肋在这里啊,但是打着和赵有关系的旗号来找我,我不好拒绝人家,我也没办法去核实。反正那个人也给我通过电话,像比较年轻的人也没说什么。

那么在可能是应该是反正疫情期间了吗,他要介绍一个人给我联系,说那个人以前给赵紫阳工作过。那么那个人希望给我联系一下。这个,那我就联系吧,不就打个电话吗是吧?你在中国,那个人就打了一个电话来。打了电话,我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样给赵紫阳工作的。那听声音是比较苍老的一个人,后来呢,我也核实他应该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他自己说他是五朝元老,他与华国锋,对,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五个总书记都工作过。

那我听了,在里面也可能有吹牛,也可能有真实的因素。反正总而言之呢,他在电话里给我聊了半天呢,我对他的判断,有一点,有一点。

这个事情不寻常之处呢,就是他电话快结束了后,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我给你讲啊,你也不要想这想那了,你能保住你的饭碗就不错了。”我说:“我的饭碗是铁饭碗啊,西方大学教授终身职。”我说:“你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他说:“你甭管我为什么说,我就给你讲这句话。”

那我对这个人有了判断。这个,我说:“好啊,我说知道了。”然后又给他聊了几句呢,他其中就讲到说,啊,这个美国欺人太甚。这个他说:“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不要看我老了,如果让美国人找我们麻烦,我还会带兵上战场呢。”他说:“我这个爱国主义什么的。”

后来我说:“哦,我说你这个让我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激励。我说,我也有我的爱国主义,我说,那我也按照我的方式,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我说,我认为我今天从你这个电话当中,我得到的就是这么一条。”

放下电话呢,我的分析和判断就是这个人呢,是可能和军情系统有关系。他可能真的是当过军人。他为什么能和五任总书记这个服务呢?我甚至猜测他可能是搞军火方面的人,可能是这样的人。他自己说他在六四有开出过审查,他也直接给邓小平服务过等等。这东西我都不知道真假了。

那这个事情呢,反正让我感觉到就是说,我十几年不讲话,你们还是那个我。对你威胁我就是说,饭碗你看他怎么样我嘛。我知道他们我在加拿大那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谁去共产党跟不关注那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我知道他们派来人,这个我都心里有数,也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动作。

我说:“但是我现在几年也没讲话,他们为什么忽然间要给我加这个码,要搞什么东西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对,那你给我来这个,我就给你来这个,我就跟你针锋相对。正好他们就是可能没过几天,我说讲好讲我就讲了。

这里面有点偶然吧,有点偶然呢。但我想如果我想了以后,没有人再找我讲了,可能也就算了。那我讲了以后呢,有人再找我讲,再找我讲,基本上我觉得合适的题目,我都会讲了。

也是因为我就是说,做了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学问吧,也有点静极思动。这有点这个心理因素。我读过一本英文的学术书,那个作者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经济学家,叫Albert Hirschman。对,他的很多书都是现在很红的。这本书的读的人少一点,叫Shifting Emovement。他基本上的观点就是讲的,任何一个社会其实也是有一个节奏,那就是一个外向的节奏,一个内向的节奏。那过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就会运动啊,热热闹闹啊,群众动员啊这些东西。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呢,有可能这种Emovement就会改变了,大家都回归个体,不管那是社会的一个客观的规律,还是一个各种因素造成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比如说1989年那是一个高度的那个Massive Emovement那么一个一个场景,到了1990年代大家都回归自我,个人去想办法,搞自己的私人利益挣钱去了。我想可能一个人和一个社会都有这种心理节奏啊,都是一个所谓静极思动,动极思静的这样一种节奏。

所以我自己想了想,我说当然有时候在那之前也偶尔有朋友说,哎,你不出来讲讲话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忘了可能是王丹还,在什么场合讲那么一句,我还给他讲我说,哎,我说这很难演啊,不知道哪一天就破门而出了。这些其实我也一直有这种准备。

曾经也有,他们就是美国的中文媒体,当时应该是自由亚洲电视台吧。有朋友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给自由亚洲电视台写一个专栏评论啊?当时我不太想写,但是我也有点心动。因为我虽然是一个学政治评论出身,但是我并没有正了八经的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写过政治评论。我这个就是,在人民日报那样一个受抒发的环境中写那样一个党八股的评论,不管我怎么挣扎,那我带着所愿,但你这个跳舞本来就跳得不好,但昨天肯定跳得更丑陋。

所以我在想有一个,如果有一个自由的环境,我能跳成什么样子?我一直也重见这个东西。在香港的时候呢,我不断地写专栏,但又不断停。我这人做事,对烂尾地了也是啊,和习近平有点一比。这个一个专栏写写写,写到一年多,没兴趣了,然后就停掉了。

过一段时间又有人来找,又动心了,又写一下。那个时候写呢,我觉得写的怎么讲呢,写的不是很过瘾啊,写的不是很过瘾。因为我写过喜笑怒骂的专栏,给明报预约刊,那个当然也给明报写过喜笑怒骂的专栏,但是大多数还是比较分析性的评论。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讲,是一个有诱惑力的一个事情。对,写政治评论,一直对我是有诱惑力的事情。

在香港算是自由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压力的。因为香港离中国那么近,而且香港的报刊呢,背后都有中联办也好,甚至北京的各种各样的线牵着他们。哪怕是自由派的这个报刊,像信报这样,他们也不会不断的被中联办转去吃饭呀什么之类的。一有风水草动,他们也会把这个信息敲到我这种。最后结束专栏不愉快,都是因为他们最后就是非常明确的跟我讲,就是我的这个专栏反正中共方面表示不能接受了,要停掉。

那其实那停掉就停掉吧,我说停了好,停了吧。结果他们不甘心,他们说你换个笔名,用个笔名写吧。当时我也是,我这个人还是很重这个朋友之间的面子情义这些东西吧,那我也没好意思就一口回绝,我就换了笔名写。换了笔名写很有意思的,这个,我在香港的好朋友魏承思,他自己就在媒体工作吧。这个笔名写了可能有,一星期写一天吧,写了可能有那么四五个星期了。

这个魏承思有一天跟我讲他说,现在出来一个某某人,他说这个人写的有点意思,他说你应该看一看。老魏也不知道是不是看出来是我写的了呀,还是故意来故意来试探我呢,还是怎么着。对,但他可能没想到是我写的,因为他知道我写东西,而且出名很重要,不用自己的名字干嘛要写呢?

反正这样最后也写不下去了,我估计北京可能也看出来了,最后还是都停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呢,在一个基本自由,但是还是呢,有一个大的影子在那里笼罩着我,然后呢,这个结束呢,也不愉快。所以,我还是想呢,就是说,我能不能有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写一写也可以。我看能不能写成一种风格,要不是追求在写作上有点,能不能写成一种风格。

这个后来自由亚洲电影院那个,我后来没有写了。当时我还是一心一意想把我的书写完吧。到了这边以后,美国之音找我。开始也还是很犹豫,这东西就是哎呀,人类,这个这个东西,对这个政治评论啊,早年种下一个情根,这东西随时都可能发芽啊,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啊。

后来没有经历经历这个诱惑,我还是开始写了。开始是说一个月写一篇,后来就变成一个月,刚写了一篇就给我改成一个月两篇。但是,我写了以后呢,我觉得我高估了我现在写政治评论的能力。因为我现在呢,不太善于把问题非常清晰明快,简单的这样把它说出来。一遇到一个问题呢,一写一写就想长篇大论。那长篇大论呢,做不到。

第一呢,这个每一篇都写的长一点,两千字以前就是写一千五百字,顶多嘛。两千字我觉得这政论已经有点长了,特别是在现在这么一个互联网时代啊。那么再呢,就是说动不动就是一论二论三论,一谈二谈三谈。我觉得我说,我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评论员了。这个这个梦也就最后我想。

其实我给美国之音停专栏的时候呢,我是今年2月份提出来的。对,在21号22号23号写了最后一篇。我也是说我要去专心写我的专注去了啊,我要做这个事情了。结果也巧,3月几号,美国之音就被美国政府给停掉了。对。结果还有朋友说,你怎么这么优越,你是不是事先知道了这事,你还不告诉我们?我说这东西也巧了,那我当时局势有点判断,但是我也不可能不知道,我怎么判断这么准?这就像那年89离开中国一样。我说我打正着吧,打正着。

所以我现在已经应该今后不会再写政治评论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政治评论员。对。

所以您现在回头看,就当年学学政治评论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政治评论是什么?或者说那么多想投身做政治评论的人,你学你认为理想的状态,给中国人写的政治评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政治评论它受的最大的制约呢,第一就是你面对的这个受众,它是非常大众,非常大众的。这个香港人讲话普罗大众。所以呢,这个在选题上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问题,我觉得我能接地气。但是在表达上呢,就是我以前没有受学术训练的时候,没有受正规学术训练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我也写像样的学术论文,但是呢,我有一副可以就是不以学者讲话的笔墨。

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说好像这个,我已经这学院派给规范的比较难做到了。那个时候不太讲究概念啊什么之类的,有时候也会比较习惯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做法。这个也和写英文写多了有关系。中国传统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政论,从这个贾一到这个梁启超,那还不用讲共产党里那些,都是中国传统文章做法。中国传统文章呢,就是不一定有那么清晰的概念,也不一定有那么严谨的逻辑,有一股气,有一个point,有一个观点,然后以比较明快生动锐利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我就是这个学术训练了以后呢,就觉得这这这好像没讲通,这这里有很多漏洞。这三找两找呢,一找补没有评论的味道。所以我现在是做学者也不能说成功,但做的政治评论评论者一定是个失败的政治评论者。

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媒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子?因为我们算是两代报人吧,我我本来想问您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报人精神是什么?就但是我们先把它扩大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在讲中国新闻史这个四十年,现在我们再往上拎一拎,就是回头这么看,不管在时代怎么变迁,政治怎么变迁,您觉得真正的报人或者真正的媒体人应该干什么?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也在自我不断地问这个问题。就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您也说以前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现在是人人都用AI在键盘上指点时事。第二个,就是在中文的语境,汉语的语境下,这些年不管是对专业主义的污名化和放弃,还有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和全盘放弃和唾弃。还有这种全民一方面在反制,另一方面其实有能力的人已经不论学位不问什么,你在哪里都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媒体到底怎么还做媒体人?还有说我们如果想置业于干这件事情的人还能干什么?我每天也在问我自己。

我可能是非常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我从来也没有以一个报人自居过。另外我对新闻的感情不怎么样,对新闻这件事,做新闻这件事情感情不怎么样。

您把这两个点都给我具体说一下。第一,我觉得现在真是包括我自己去跟新闻学院的学生讲课的话,我都是吓唬他们。我不会再给他们灌鸡汤,也不会像以前我们当年做记者的时候要铁肩担道义。可是现在仍然在行业里头,或者在网站上讨论的时候,网上讨论的时候,大家会给你盖帽子。有人说自己是专业的,他专业的怎么怎么着,但这个专业谁来定义?对吧?还有就是说媒体,我干嘛要给自己那么多光环呢?你这光环是谁赋予的?是不是有一种这种官本类的期待?这些都是要不断的挑战的,不断的要解构的。

所以我是非常同意,我觉得第一没有任何粉红泡泡,第二没有什么所谓的谁谁谁专业,你人民日报,你中央电视台就专业了?我谁说的对吧?这个事情我说远一点啊。对我希望我自己和这个新闻这个事业的关系,不断的是靠近,然后又离开。

比如说我一进大学,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学新闻。为什么不应该呢?第一就是说,政治的疏阔太多,那是当时那个情况下政治疏阔太多。那么在中国,当然什么都被政治控制干扰,但是你相对文学就会空间要大一点,你要去做历史学可能都是有的,但是不至于像新闻这样。不仅是每篇文章会受到干扰。

那后来我到人民日报去工作,其中一个苦恼就是说,每一个词都干扰我。可能我写的这个文章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这个有问题的地方,但是我用的词汇呢,我希望用比较生动,比较鲜明,比较有色彩的这样词汇,而不是共产党的八股腔的词汇。

记得就是我刚到报社写的可能也不是第几篇,比较比较大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对,这文章送到总编辑那里去,总编辑提起笔来就把这样的词全都给画掉了。最后我们的评论部主任,那时候是老范党主任范仲康,对,范老师拿过来就说,干嘛要这么改?这改了这意思也没变嘛,那原来那个表达多好啊?他说不行,我得去找他去。你看我这个领导也这么好。然后领导就回去找这个总编辑,那个总编辑李庄。他说你改了以后说这意思也没有改变,他原来那个用词,这意思也没有改变,为什么要改呢?这李庄也很开明。李庄说,哎呀,我就做编辑习惯了,拿了个稿子提起笔来,又要在上面改,不改改,我干嘛呢?

所以就是你这个文章做法本身就是非常僵化。那你要写小说的话,那时候还不至于吧?所以这个是当时我对新闻非常的疏离,非常的,不热爱这个专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再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文章很难做的有深度。这文章一定就是急就章。我不是怕,我写文章很快。原来我对自己的所谓才能的类型要有一个分析,因为人没有人是全才的,没有人的智力。你不要说那个人聪明,那个人不聪明,这更有特点。我觉得我的特点就是,我说如果老师现在出一个题目,大家抢答,我相信我一定是抢答最好的。对,如果给大家五分钟准备,然后再回答,我说我估计可能是全班前15分之一好的。我说给大家一天的时间去准备,再回来回答,我说我可能就是平平易。

跟一年去准备,大家再回来回答,我说可能所有人都比我做的好。因为我这一年做的我还是那些东西,我没有更深入的东西了。这我原来,我对自己的这样一个智力的类型有这么一个判断的。就是说我可能反应比较快,就是有极致,但是我很难深下去。

因为我自己对自己有这个判断,所以我就针对这一点,在大学我想最大的受益就是读各种各样的思想性的著作。我基本上把社会科学各个语言都去给它涉猎。那么这样,尤其是我是读德国古典哲学,读的特别多。所以就变成了一种讲事情很啰嗦了,就变成了,然后就有体系,一讲就有体系。

so在我上研究的时候,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评判就是说,你现在随便给我一个题目,我马上给你拉一本书的大纲,就变成这样了。这古人也讲书有越读越厚,这就是越读越厚了。再的话最好一个经验,你还能再越读越薄。对,这到现在之后,我还没有达到。包括我现在做学术研究,我也有这个弱点,就是说一个好的学术研究,大家想一说,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把它总结出来?我现在觉得我总结不出来。

我给学生给他们写论文提要求,我下来跟他们讲,我说这个要求是我自己做不到的,但是我相信学生比老师聪明,所以你们要试着去做到。然后我从看你们的作文里面,可能能学习到。比如说我第一个要求就是说,那你必须在第一段,你给我提出一个有问号的问题,你不是说我的问题是什么,这不可以的,一定写一个问句。然后你一定要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我自己的东西很多我都做不到的,我很难用一个问号来概括我到底想探索什么东西。

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说,刚才说到利普曼了,利普曼最后也是往政治哲学去走。我估计可能就是说,你做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你系统的去思考以后,往往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政治评论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的职业。年轻人无知无畏,邦邦邦邦观点就出现了。他能非常敏感的感受到社会热点,感受到问题的这样一个大众关心的要害,然后他又敢讲。这个不一定叫无知无畏了,我说无知就是幼稚,就是考虑的少。至少畜生牛都不怕虎。对对对,这是个更准确的感受。所以他就比较适合做这个东西。到年纪大了以后就不适合做这个东西了。

还有就是我对做新闻工作有一个为难,就是新闻工作他就是说,他就像蚕蜜一样,是吧?就是说你做一个记者,你要不断去,你自己我有很好的想法了,但是你的想法可能比我的还好,但是你不肯说出来,你要借我的口说出来。你非要问我不好,这是你讲的新闻工作者躲在他的这个作品背后,他是到别人那儿去的。这个我就你不要不断的和很多人打交道。我这个人搜索能力非常差,所以那我又为难了一点。我觉得我是这个,我也不善于去和别人就是说交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不想做了。

不想做了,为什么又又不断的回来呢?这就讲到这新闻工作,这个他的这个在我看来,他的吸引人和他的这个价值之处。那么我觉得他第一个价值呢,就是说这是各种各样的思考和这个社会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口。你别的口,你论文写得再好,那,你和这个社会可能没有直接关系。那比如说我在美国读政治学这么多年,那美国政治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美国政治学他们早就都研究过了。那还不讲别的,我就说比如说美国民主制度,那美国民主制度上一代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大嘎,Bob Dole,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你简单看他的基本书,也对美国的政治学早就都了解很多了。美国民主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也了解很多了。那他在美国那是公认的研究美国政治,他那一代人刚刚去世,可能有十来年吧,那个首屈一指的,那些什么东西没有人看。我不是说老百姓看,美国的执政者去看吗?美国的那些就是说掌权的人看吗?没有人看。

那我估计他们肯定每天要看The Washington Post,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那如果在上面写评论,那很可能就被他们看到了。所以这个东西政治学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前进的学问了。那你在做别的学问更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接口。这个接口是太重要了。如果思想要想作用于现实,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一个途径。那么思想如果不作用于现实,那我觉得这思想干嘛用呢?

你如果说我人生有什么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思想者。所以你说你作为一个思考者,我觉得你知道,你知道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对我来讲,我不是要做一个书斋子的思考者,我不是要做一个那种就是说思考的问题,最后我思考完了,然后呢,我把它写出来了,那留下来就好了,大家知道我思考很有深度很有高度就结束了。那我不满足于此。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作为一个思考者的局限了。我总想精识智用,总想那个思想能够对现实有作用。它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要去尽这个努力。那么这一点呢,也是我不断地回到新闻,那也是我选择政治评论这个原因。

所以我想呢,今天特别是,在一个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这样一个社会,我觉得第一呢,思想已经基本上很难就看到了。然后呢,现实呢,也已经就是非常的碎片化。那么思想也碎片,那么现实也碎片。基本上就是最典型的碎片化的结构,就是沙漠嘛。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思想的沙漠和生活的沙漠。我对现实非常悲观。

这个是也许是不应该的,这是老年人的悲哀吧,对悲鸣,老年人的悲鸣。所以今天呢,我基本上可能还会坚守,我思想这个作用于现实的,那一点点就是说,我还是会尽这个努力。但是什么样的努力?可能也许比如说访谈,这个媒体这些东西,上网上去讲这些东西,也可能是一个途径。

那我不认为它会改变现实。总而言之,所谓作用于现实就是说,反正我讲了,比如说有一万个人听到,有一个人说到,一句话说到一点触动,这也是作用于现实了嘛。我对这个期盼非常低。我就是,这就一句话叫做,我尽我心嘛。所有的人生都是这个样子,任何事情对我来讲都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说,所谓自我实现就是说,我能做的事我都做了。那至于做了是什么结果,那我不知道,我也不能决定这一点。

基本上现在回头来讲,也是这个东西。但是人呢,总是不能摆脱功利了。你说你就是讲了就是说,确实没有人听,那你肯定非常失望嘛。你讲了以后,可能你讲了十遍了以后,别人问的这个问题和你就是说和你没讲以前还是一样的,你也觉得就是说,我讲了这十遍都是白讲了嘛。你也会有一种这种沮丧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呢,就是我经常会讲,哎呀,不要再讲了吧,少讲一点吧。

但是呢,我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超功利的那个使命感。这个使命感不是我要改造什么,而是作为一个,人把自己的这样一个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刚才讲的,我的自我实现就是说我想到了,我说出来了,然后呢,而且我不是对着墙角自己在那说,我是对着大伽大升解在那说,这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我觉得呢,在当代做政治评论也好,做新闻报道也好吧,做政治评论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做新闻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事实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认证。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后事实,后真相的年代。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你在我看到了你讲那个澳大利亚,那个杨兰兰那个事情的那个事实的认证,特别是关于那两个数字的这个认证,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有价值啊。

那类似这样的事实认证,我觉得就可以去做。其实也许今天的专业新闻工作者应该更多的是做这个。因为对于信息的传播,无数人都在那里一天到晚像眉头苍蝇一样的传播无数的信息,真真假假,分分扬扬,乱七八糟。那新闻工作者去,你去认证了一个新闻中的哪个事实,说明这个新闻本身有价值。那你对事实再加以认证,我觉得这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因为中文里有一个误区,就是表述的问题。因为英文里会分的很清楚,虽然是journalist是一个职业,或者叫media professional,是一个职业,就专业媒体人,就他吃这饭的。但他其实做reporter,还是做opinion writer,还是做analyst,还是做critic,还有是做调查报道,这是最完整的。哪方面他分工非常非常细。但是你在中文里面,就是新闻,新闻是news,和你时事评论的critic是完全不一样的,和opinion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问题是,information是信息,信息有假信息有真信息,有垃圾信息。但facts事实永远就是事实,它不会是因为传了一百遍的东西,它就不是事实,或者它就是事实。所以这跟事实相对的就是谣言。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journalism本身,就是新闻这个行业,它应该是有更细的分工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您刚才说到一点,特别打中我心,其实也是我现在相对比您资格小的多,但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可能时间反而比您长,我会反思到的一点。就我会思考的一点,就是到底在什么点上,我们这群人还被公众需要?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那个最后那句话特别对,也是我要做大声的原因,就是思想和知识可能就是那些,但是它跟公众连接的渠道是什么?学者不会去打摄影,架着机器,自己去录,自己传播,这不是你干的事。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是当人人都可以用话筒说出来信息和传递信息加谣言和不加求证的信息的时候,反而被核实的事实是重要的。所以记者应该有事实核查能力的人,应该做这件事。

除此之外,但这个其实就是reporting,就是跟报道相关的,我要告诉你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但是发生之后,我们怎么思考这个事情?这个是需要学者思想者思考的人和大家一起来思考形成的。所以我觉得您的思考要传递出来,我要去收集,传播,记录和刺激这些思考。我觉得这是我们新一代的,就是在这个当下,后谣言时代也好,后事实时代也好,还有就是所有的报人,现在不干正事,全去做政治诉求的传声筒的时候,反而是在公共这个领域里面没有,我不需要你的记者证,我不需要你的一个人民日报的牌子,我自己就能撑起一个媒体的功能属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尝试的。

当然这是一个跟您汇报和思考。我觉得落到最后一个,您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新闻四十年这个就可以立起来了。如果您现在在评价中文新闻行,中文整个媒体生态当下,您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有人还关心这个话题,大家应该关注什么?

中文的媒体,现在基本上媒体我都看的很少了,英文看的也少,现在也很奇怪,什么都不看,也不知道从哪得到的信息。我觉得中文的传播世界里,可能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一个,不是一个了,就是缺少一批这个得到大家认可的这样一个权威的传播的平台。像你们这个,就是大声也好,还是这个一些像你这样质量高的这样一个社交媒体,自媒体。

那么因为都是基本上都是个体在经营嘛,那么它不可能有一个力量去涵盖很多方面的那个内容啊。事实核查当然也不可能,有那么的精力做到。

我,我觉得过去的媒体,都是高度组织化的,这是和工业化时代当然相关联的。那么现在,我就老是感觉到就是说,当最早的工业化时代开始出现报纸,这类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快就出现了通讯社这样一个形式。那么现在呢,有这么多的自媒体,成为传播的主力的时候,那么应该有类似通讯社这样一个机构,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服务可能不一定是像通讯社这样的服务内容,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就是每一家报纸它没有能力做到在全球采集消息,那么通讯社做到这一点。

那么现在自媒体所最不能做到的,每一家感觉到最受制约,还有最急需,那我想这里你比我了解,你天天在这实践当中,你觉得你最需要,如果有人能帮助你的话,他能帮助你做什么?我觉得应该有人再去做这个自媒体时代的,类似通讯社这样一个,像自媒体这样各个出口,去提供服务。可能各个层面的服务,包括内容事实核查,或者分析,或者线索,或者哪怕给他联系专家学者等等。我觉得应该可能这样的服务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在英文这个媒体世界,是不是有这个东西。但英文媒体世界里还有非常传统的这样一些媒体组织机构,还在那存在,他们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中国媒体的这样的组织机构,人民日报,新华社,对,他们不胡说八道就好了,他们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过程。你像自媒体现在,中文的自媒体,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人给自媒体做评价,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其中之一。那还有前两天,亚洲协会,他们那篇文章,这也是一种评价。那,有这个评价呢,任何一个行当,他繁荣起来以后,都有服务体系,服务当中其中评价也是一个。然后当然,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各种服务的供应,那这个评价体系,这些东西都建立起来,这个生态就会比较好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慢慢自己就涌现出来吧。

那,你作为一个自媒体的这样一个第一线的实践者,也可以推动这个东西。当然,好。

我们还有好多话题要聊,但我知道我们其实都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在推动这个。我个人其实想带动一些这方面的专业讨论。是,我绝对不会说我国,也不会说解放以来,那还有更多更多更微妙的词汇,我都会,这个都是我自己有意识地去反省过。

自由世界里的华文舆论,如果没有非常系统对自己进行反省的话,没有非常有意识的对自己重新塑造的话,那么也往往是共产党的某种程度上的长臂管辖,它管到你的脑子,它管到你的思维方式,它管到你的语言。共产党造谣你也造谣,共产党撒谎你也撒谎。那这个东西就是,当然让中国的老百姓觉得就是说,那么何必要你呢?套一句老毛那个粗俗的话,对,你他妈的屁为什么就比共产党放的屁要香呢?

所以这个,你看他这个老毛,毛泽东是一个多么粗俗的人啊,对。对我,不信老毛的话,我是说不出这个话来。

没事你是女友,因为大家想看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很多因为现在有很多事实,确实是无法证实的。所以你会看到,尤其在海外所谓无审查的市场,油管啊,推特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啊。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您说那个反共极端的反共言论,您是不喜欢的。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所谓的反共言论是有市场的。但他不能天天喊着反共反共,所以他还是要提供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有一个巨大的所谓的自由信息的市场。

但这个市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对提升我们希望的,这种汉文语言世界,或者华语的这种语言媒体生态有好处吗?这个整个华文语论的世界,是一个确实是让人很失望的一个世界。那么当然,首先是因为共产党掌握了最庞大,最巨大,最有力量的华文这样一个语论宣传机构。

还有就是,那么共产党这套观念思维的训练,把我们中国人又训练的,哪怕你反共也和他的思维方法是差不多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即使不在共产党控制下的这样一个自由世界里的华文语论,如果没有非常系统对自己进行反省的话,没有非常有意识的对自己重新塑造的话,那么也往往是共产党的某种程度上的长臂管辖。他管到你的脑子,他管到你的思维方式,他管到你的语言。

这个甚至其实他管到你的情绪。那么我想之所以说,这种东西提供情绪价值呢,我能理解,大家都需要一些娱乐的东西。这个TikTok,那么实心,哪怕是在一个自由世界里,也那么实心。当然我想抖音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很多东西就是太无聊。

那么我就在想,那如果大家是以有人对反共就是说,愿意在舆论上很用力一些的话,那为什么不来一个就是非共的这样一个抖音?其实完全也可以有很多娱乐的效果,也可以完全有很多让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你比如说就是针对习近平吧,我就知道出了好几首歌曲,这个还是挺好听的,还是挺好看的。也有那种歌曲编了那个,只针对习近平,因为习近平个人是一个相当好的喜剧演员,所以有效果,让人笑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也有针对,比如说共产党的那些,我们都是什么什么,有些歌曲吧改编的,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方法。那这个比,就是因为现在中文在海外的自由的相对价值观比较清晰,是属于主张自由,主张人的权利,这样一些华文的,主要是自媒体了,机构媒体基本没有了。

那么太过过多的集中到政治话题上来。那么政治话题呢,我想材料不足。一个就是说,大家都在海外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很难掌握的及时,掌握的详实。那么再一个,你不可能讨论海外的很多华人的政治生活。当你材料不详实的时候,你就不能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去讨论。

比如说现在在江油发生的,前段时间发生江油这个事情,那么其实可能这样的霸凌的事件,在中国很多地方都不断的有。那么还有那些无差别的商人事件,这些都非常多的有。那如果要是一个条件允许的话,你跟踪一个无差别的商人事件,去做的深度采访,都可以非常有价值,也可以非常有深度,完全体现新闻专业主义。我相信也是会有很多人去看的,因为这个和每个人的,你可能了解了一个事件以后,你能从中得到每天上街注意什么安全事项,你都能得到启示。

但是因为没这个条件,我想要在这种困境当中走出一条路子来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更多的往更基础的方面去发掘。这个基础的方面呢,就是说非政治的政治。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极权主义政治,中共政治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一切东西都政治化,都是它的政治控制之下笼罩之下,也是它的政治因素渗透到其中。

那么反过来呢,因此这个非政治的这个东西,完全可以解构它这个政治。因为他把这个政治的触角,它这个因素,伸展到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本来应该是健康社会的非政治这个当中去了。那我们从这个非政治这个东西入手,是完全可以解构它的。

你比如说我想,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来到海外的这些留学生也好,企业家也好,走线的人也好,他们个人的这样一些故事。那当然现在做的一些了,有一些媒体做了努力,包括大声你们都做了很多努力了。我想开局的面也许可以广一些吧。

所以呢,这样就是说,也可以娱乐性的去做,这个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可以就是说从生活的这样一个所有的细节去入手。我就老感觉,包括饭桌,我觉得中国人吃饭的饭桌文化和共产党那个官场文化都是很接近的。包括家庭教育,这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一个事情,家庭教育。

我想所有来到西方的家长,华裔家长都会感受到西方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教育方法,包括它的价值和中国非常不同。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结果一旦华裔的家长多了以后,就把这个地方的教育体系给它改造成越来越像中国了。虎妈在美国可以大行其道。

我想这里边当然有传统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望子成龙这一套价值观念。这个东西和中共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它内在的code,暗码都是相一致的。如果把这东西解构了,如果所有的家长都不望子成龙了,我觉得像中共这种体制下,你看拿什么来诱惑人?什么升官,什么发财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再诱惑人了。

我觉得这个不仅本身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共产党制的一个批判,它同时就是一个建设。那如果就是像共产党塑造的这样一个大家这么一种心态,这么一种社会,这样一个运行方式,那很可能真的共产党垮台以后,比共产党垮台在台上可能相当一段时间有更大的灾难。因为过去有一个大霸王在那里,把所有的人都压着,所以只有他做坏事,大家都做不了坏事。等他垮台了,所有人都可以做坏事,这个东西乱成一团。

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刚才讲的这样一些建设,那么这里就可以能保证后共以后的这样一个中国,他会让一个良性的方向去发展。而且还有呢,就是说这是每个人现在随时都可以做的。我觉得我当然我自己来做例子,就是说我讲话的时候如果用了过去传统的话,我本来在中国就是写社论,写中共文件的,当然非常习惯于用这些词汇啊。那我想我现在就很少会用这样的词汇。

我绝对不会说我国,也不会说解放以来。那还有更多更多更微妙的词汇,我都会。这个都是我自己有意识地去反省过。这个反省不会挑战任何人,也不会说马上激怒共产党。我觉得我自己在这里边获得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解放。我觉得我自己比原来让我更喜欢我自己。是吧?我也老说我们先从自己身上排毒,就是detox,就是很具体的,就是能不能从自己的语言,从自己的思维去除他的表述,他的思考方式,他的价值观。

你不要以为你离开了中国,就完全摆脱了中共的控制,就进入自由了。由于中共这个巨大的存在,而明明到了自由社会,也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这么一种状态,我把它叫做亚流亡。

既然生活在海外,不要一天到晚去追中共宣传部所制定的那一套电视连续剧。那现在中国人财大气粗,而且中国人的社群也大了,来了以后可能就,不再和本地的其他的社群这个互动程度减低了很多。做事的习惯,生活的这样一个风格,都带到这边来了。带到这边来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华人族群,它比原来更中国化了。

那这个更中国化呢,是把实际上刚才讲到的一些大家互动这种让人不愉快的因素,这个东西增多了。那么大家谁也不敢出来讲这个东西,而且以很霸道的方式,就是那种霸道,好像就您说的财大气粗那种。而且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向你西方学?我为什么要让洋人欺负我?我们被洋人欺负了好几百年了。我们不仅仅是China Town的人了,我们还有法拉盛。

然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各种网红的食物也来了,然后各种交易方式也来了。当然便捷也来了,因为中国这几十年发展,那个您也研究了全球化,而且渗透也非常大,就变得更霸道了。还有一个,我实话说,这个说出来又会得罪很多人的。我的观察,如果原来80年代,就是国门打开出来的,还是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出来的留学生,您也说了,您带着250美金到了美国。

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年轻一代,基本都是富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中国社会的受益者,中国发展模式的受益者。因为你不受益,你没有钱把孩子送来美国读书。很多小孩是从高中就来的。所以有一种隐忧,就是我们以前会认为年轻人有希望,您也说到了,我们看了很多有希望的年轻人,很好的留学生。我也看到了一种,就像战狼外交一样,带着钱,穿着名牌,顶着一张整容脸,然后穿着,然后来买最好的房子,买掉你美国最好的地段。

所以我想整个共产党所建立的体制,经过这么一个正反合,从认识上来讲,它就必然是一个结束。从哲学上来讲,它必然是一个结束。至于它是不是结束,那就看中国人到底要什么了。那你说,我就是要中国模式。我作为一个劳动者,作为一个农民工,我一天工作十个小时,我午饭都吃得很简单,然后我的住在小破棚子里,我能挣比如说一千块钱,或者是五千块钱,这比我在毛时代连五块钱都挣不到,我就很满意了。

那至于你所创造的财富,对成亿成几十亿,被那些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拿走,你都不在乎。那,我只要有这点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模式可能还结束不了。然后就成了一个毛邓毛邓毛邓,这样不断地翻来覆去,毛邓习,毛二习,然后邓二,什么东西不知道,然后毛三X,然后邓三Y,那就这么折腾吧。

那这就是中国人的宿命了。那时候我也死了,我也看不到,我也不必为此悲啊。那如果你不想这个东西,那实际上从理论上,这个共产党体系已经可以结束了。我觉得像江油人的这种反抗,还有包括更早的白纸革命,还有像彭立发这样的孤胆英雄,冲塔的人的出现。其实中国已经遍地干柴,这几十年来,我们都讲遍地干柴,叫做心心之火难以燎原。

这是和中共的这样一个高压文文体制联系在一起,也和他的洗脑的这样一套整套的手段联系在一起。但是洗脑就是骗人嘛,骗是不能持久的。那高压是需要成本的。我想我还是觉得中国的变革,中国像一个更健康,让人更愉快的这样一个社会,普通人更有权利,这么一个社会转变,这个前景,我觉得今天至少比前些年,包括比我在1986年,1987年参加政治改革的时候,都更明朗。

我个人也更抱持审慎的乐观了。谢谢您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结尾。谢谢您。谢谢大声姐。谢谢各位观众,这么耐心的看这样一个冗长的访谈。谢谢。我们接下来会为其他的话题,还会经常跟你聊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