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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我要為大家做深度解讀的書，叫《歐洲的奇怪死亡》。這可能是對當今世界政治格局影響最大的書之一。我並不是誇張，因為你一會兒聽完，就能夠非常強烈地感受到，現在這一屆美國政府對歐洲的政策，簡直就是照著這本書制定的。
這本書雖然寫於七八年前，但是現在來看，簡直就是川普、萬斯團隊的對歐政策白皮書。說這本書是現任副總統萬斯寫的，我都信……讀懂了這本書呢，你就看懂了今天國際政治舞臺上最讓人驚掉下巴的，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就是歐洲和美國的大分裂。
在2025年之前，有誰能夠想到美國和歐洲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呢？但是就在2025年，一頭一尾，有兩件關於歐洲和美國關係的大事，震碎了所有人的認知。
第一件事是2月份的慕尼克安全會議。你可能還有點印象，美國副總統萬斯，站在這個一向講究盟友溫情的舞臺上，發表了一場堪稱是意識形態宣戰的演講。他根本沒有給這些老牌的歐洲精英留面子，直接指著鼻子說，歐洲最大的威脅不是俄羅斯，也不是中國，而是你們內部的文明自我毀滅。他甚至直接拿會場外正在發生的一起移民駕車衝撞事件舉例，痛斥歐洲領導人是在有意識地通過大規模的移民來抹除自己的國家特質。當時是全場死寂，那些歐洲精英們臉都綠了。
第二件讓大家驚掉下巴的事，就發生在年末。就在這期節目上線前不久，美國發佈了最新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更狠了，它幾乎是在字裡行間重新定義了歐洲的地位。在這份華盛頓最新的戰略地圖上，歐洲的優先順序，竟然是被排在了西半球和印太地區之後，幾乎就是淪為了第三等。報告裡還出現了一個極其驚悚的詞，叫做文明抹除。這份報告直截了當地質疑，由於歐洲瘋狂的移民政策和他們國家身份的弱化，這些歐洲國家到底還具不具備繼續作為美國盟友的資格。
而從這兩件事情裡邊反映出來的，這些美國保守派精英的這種心態，這種論調，簡直就像是把這本書《歐洲的奇怪死亡》裡的觀點，原封不動地照搬進了華盛頓的敘事裡。
這本書的作者，英國著名保守派評論家道格拉斯·默里，在書的第一頁就拋出一句暴論：他說歐洲正在自我毀滅，或者說，歐洲的領導人們已經決定要自我毀滅。他認為這種自我毀滅不是因為經濟衰退，也不是因為局部的政策失誤，而是由於兩種致命力量的合流。一個是實體層面的，那就是如今已經完全失控的大規模移民潮。另一個是精神層面的，那是一種歐洲文明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合法性的徹底喪失信心。
用作者默里的話來說，歐洲人陷入了一種生存性疲勞。歐洲人已經集體深陷在對自己歷史的極度負疚感裡，甚至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根本就不配擁有未來。當你理解了這個默里筆下的充滿了文明自毀傾向的歐洲，你就會瞬間秒懂為什麼今天的美國政府會認為，如果歐洲人自己都不想活了，如果歐洲已經不再是那個傳承雅典、羅馬、基督教精神的歐洲，那麼美國為什麼還要浪費資源去拯救一個已經心死的文明呢？
那今天呢，我們就會順著這本書的邏輯，去拆解這場奇怪的自我毀滅。這不僅僅是在讀一本預測精准的奇書，更是在透過保守主義的視角，去審視一場正在現實中上演的歐美大決裂。
在我們深入進去之前呢，可能要先給左派、自由派的朋友打一個預防針。這本書是非常旗幟鮮明的保守派立場，你很容易就能給它扣上一堆白人至上主義、排外或者伊斯蘭恐懼症這類大帽子。但是我想呢，打靶之前先看清楚靶子在哪裡，總歸不是一件壞事。而且，即使你完全不認同今天美國保守派或者這本書的邏輯，甚至你覺得他們的觀點就是邪惡的，那麼你也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這一套敘事，已經成為了今天美國保守派制定全球戰略的底層代碼。不管你喜不喜歡、認不認同，它正在改變世界，正在影響你的生活。所以深入瞭解一下無妨。
好，我們繼續。
當我們去審視歐洲這具已經瀕死的軀體的時候，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並不是什麼抽象的思想病變，而是一個最直觀、最物理的事實，那就是構成這具軀體的細胞，已經被換掉了。默里在書裡用了一個非常古典的哲學隱喻：特修斯之船。這是一個很經典的悖論，那就是如果一艘木船上面的木板爛了一塊，你就換一塊新的；爛了兩塊，你就換兩塊。那隨著時間的推移，那艘船上所有的木板都被替換了一遍，那麼請問，這艘船還是原來那艘船嗎？
默里問我們，如果把這個隱喻用在國家身上呢？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在短短的幾十年內，發生了大規模的根本性的置換，原本的居民變成了少數，而那些新來的居民卻帶著完全不同的文化、信仰和歷史記憶，那麼，這個國家還是原來的那個德國、英國或者瑞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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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美國副總統萬斯為代表的這些美國保守主義勢力看來，答案顯然是No……這就是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裡提到的文明抹除的物理基礎嘛。
那麼這艘特修斯之船，到底是怎麼樣解體的呢？歐洲人難道是瘋了嗎？為什麼要主動把自己的船板給拆掉呢？默里帶著我們回到了故事的起點，你會發現，這一切最初並不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而是一場因為短視而引發的意外。
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歐洲滿目瘡痍，勞動力極度短缺。這個時候呢，歐洲的一些精英們就想出了一個看似絕妙，但實際上非常致命的所謂的臨時方案……（加引號的“臨時方案”）那就是進口勞動力。請注意，當時他們的算盤是打得非常精的。在英國呢，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前殖民地，比如說加勒比地區、印度、巴基斯坦。在德國呢，他們發明了一個詞叫做客工（客人的“客”，工人的“工”），他們主要是從土耳其引進勞動力。
那個時候，無論是英國的工黨，還是德國的基民盟，他們都有一個非常天真的預設，那就是這些人只是客工，是來幹活的牛馬，等路修好了、工廠運轉起來了，或者他們賺夠了錢，他們就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去。而默里在書裡寫道，這就是歐洲戰後精英最大的傲慢。他們以為引進的是勞動力，卻忘記了引進的是人。人不是牛馬，人是有情感、有家庭、會趨利避害的生物。
那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所謂的客工謬誤。就是這些客人來了之後，發覺歐洲的福利太好了，生活太舒服了，他們根本不想走。不僅不想走，他們還把老婆孩子，甚至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接過來了。這個其實無可厚非，這是人之常情。
到了這一步呢，歐洲的那些政客們傻眼了。按照正常的邏輯，如果臨時工賴著不走，那雇主當然是可以把他們清退的。但是在歐洲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沒有人敢把他們送回去。為什麼呢？因為二戰剛剛結束，歐洲人背負著非常沉重的種族主義的十字架。誰敢提遣返，誰就是納粹，誰就是希特勒。
於是呢，歐洲就陷入了一種默里所說的成癮的迴圈。既然送不走，那就假裝我們需要更多。政府就開始編造各種理由，一開始說是因為缺勞動力，後來勞動力不缺了，就說是因為我們需要養老金的繳納者，最後乾脆就上升到了意識形態，說多元化本身就是好的。其實，回顧歐洲過去這好幾十年的歷史，這種接納移民的理由變得越來越虛的，這種傾向是非常明顯的。
就這樣，從上世紀50年代的幾千人、幾萬人，到後來的幾十萬人，再到2015年的敘利亞難民危機，德國總理默克爾幾乎以一人之力打開了歐洲的大門，一下子湧入了數百萬人口。到這裡，歐洲的這種人口的物理置換，就是像滾雪球一樣，算是徹底失控了。
默里在書裡通過大量的實地走訪，給我們展示了這種失控的視覺衝擊。他帶我們去了義大利最南端的蘭佩杜薩島。這個小島呢，距離北非海岸比距離西西里島還要近。在2015年的敘利亞難民危機的高峰期，這裡簡直就是一場人類大遷徙的登陸場。
而默里描寫了一個非常荒誕的畫面：一方面呢，是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非法移民船隻密密麻麻地靠岸。這些人，其實絕大多數都是年輕力壯的男性。他們一下船第一句話往往不是謝謝，而是理直氣壯地問Wi-Fi在哪裡，或者去德國的車什麼時候開。而另外一方面呢，是歐洲的海岸警衛隊和非政府組織（NGO），他們不僅沒有阻攔，反而成了事實上的擺渡人。人販子甚至都不需要把船開到歐洲，只要把這些滿載難民的橡皮艇推到公海上，然後朝著天空發一個信號，附近的歐洲軍艦就會馬上趕過來，像計程車一樣把他們接走，然後運送到歐洲大陸。
默里在現場觀察到，當這些移民踏上歐洲的土地的時候，並沒有表現出那種逃離戰火後的慶倖，反而是帶著一種征服者一樣的自信。默里說，這哪是避難啊，這是搬家呀！
為了證明這種搬家的規模已經到了置換人口的程度，默里在書裡舉了大量讓人心頭一緊的資料。比如說，我們看看英國2011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在英國首都倫敦，白人英國人已經成了少數派，占比不到45%。那請注意啊，這可是2011年的數據，而現在早就已經更低了。在倫敦的23個行政區裡，原住民都成了少數派。默里特別提到了一個細節：面對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人口結構逆轉，那當時的英國官方機構，也就是國家統計局，是怎麼反應的呢？他們歡呼雀躍，說這是多樣性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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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瑞典。瑞典在默里眼中，是一個為了維持人道主義大國形象而走火入魔的國家。在這本書的後記裡，提到了一個讓人三觀盡毀的資料：瑞典對於那種無人陪伴的兒童難民，給予了特殊優待。於是呢，成千上萬的成年男性湧入了瑞典，一個個都自稱是16歲的孩子。瑞典政府為了不被罵排外，一直不敢查。直到最後實在是裝不下去了，在2017年的時候，他們終於對其中的8,000名有疑問的（加引號的）“兒童”進行了骨齡測試。那結果是什麼呢？結果發現其中的6,600人，也就是82%，其實都是成年人。也就是說，在過去的好幾年裡，有幾千名30多歲的壯漢，坐在瑞典的中學教室裡，和真正的孩子一起上課，享受著未成年福利。而瑞典社會竟然為了政治正確，容忍這個謊言長達數年。
作為一個北歐小國，瑞典在2015年這一年內接受的難民數量，人均比例甚至超過了德國。原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瑞典，如今在瑪律默這樣的城市，非瑞典裔的人口，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半數。默里在書裡引用了一位瑞典經濟學家的資料，說如果保持這種趨勢的話，那瑞典民族在自己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上，變成少數派，就只是這一代人的壽命之內，就會發生的事情。
這就是歐洲這艘特修斯之船的現狀。
你可能會說，這本書的作者也太種族主義了是吧？你們這些所謂的歐洲原住民，往上倒個幾十輩，有誰敢說自己不是移民的？現在的希臘人就是古希臘的希臘人嗎？現在的義大利人是古代的羅馬人嗎？恐怕都不是吧。樂觀的自由派會說，移民多一點有什麼關係呢？哪怕他們是來自中東、非洲，只要他們接受了歐洲的價值觀，變成了精神上的歐洲人，那即使這艘船上的所有木板都換掉了，特修斯之船也還是原來那艘船呀。
但這恰恰就是默里最絕望的地方，也是以萬斯為代表的美國的保守派精英最擔心的地方。默里指出，所謂的新移民與歐洲文化的融合，是一個徹底的謊言。現實情況是，新來的人並沒有變成歐洲人，反而是歐洲變得越來越像他們原來的家鄉。你現在在倫敦的某些街區，看到的不是英式酒吧，而是一座又一座的清真寺和只穿黑袍的女性。而現在巴黎的某些郊區，員警都不敢進去，因為那裡實行的是另一套法律，那裡是國中之國。
默里在書裡寫了一句非常狠的話：他說歐洲不僅僅成為了全世界的家，歐洲成為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唯獨不再是歐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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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顯而易見的人口置換和文明稀釋，那歐洲的那些原住民，那些原本的船員，他們就沒有反應嗎？他們為什麼不反對？為什麼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家園被改寫……
這就要切入到默里在這本書裡最深刻，也最讓人窒息的第二層解剖了。之所以會發生這一切，不僅僅是因為外人想進來，更是因為歐洲人自己不想活了。這是一種比人口置換更加可怕的病症，默里把它稱為生存性疲勞。
那下麵呢，我們就來看一看，歐洲人的精神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癌變。
默里說，當你去觀察歐洲的精英階層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不僅沒有任何反抗，他們甚至還在非常積極地配合。比如說，在德國，當你質疑移民政策的時候，會被本國同胞罵作納粹。在瑞典，政府號召本國公民要學習融入新移民的文化，而不是反過來。在英國呢，教會領袖在耶誕節的佈道詞裡，竟然在為“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限制移民”尋找神學依據。
默里說，這是一種非常反直覺的現象。因為按照生物學的本能，任何一個群體在面臨自己的生存空間被擠壓的時候，第一反應都應該是防禦。但是歐洲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躺平，甚至是一種引頸就戮的亢奮，就是一種很像自虐狂的表現，就是“我快要完了”，“我好開心哦”。
作者默里用了一個精準的，簡直讓人心痛的詞來診斷這種病症，那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生存性疲勞。什麼是生存性疲勞呢？就不是身體累了，而是產生了一種靈魂深處的厭倦。
默里認為，今天的歐洲人普遍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歐洲的故事已經講完了。你看，歐洲這個地方太古老了，也太沉重了。在過去的2,000多年時間裡，這塊土地幾乎把人類能做的所有嘗試都做絕了。它既創造了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宗教——基督教，也發動了最殘酷的宗教戰爭。它既發明了最理性的啟蒙運動，也孕育了最瘋狂的極權主義，比如納粹，比如蘇聯模式。它既把人類文明推向了巔峰，也把人類的尊嚴踐踏到了泥土裡，比如各種大屠殺。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現在，歐洲人陷入了一種巨大的歷史虛無感。他們覺得這就是盡頭了，我們已經沒有什麼新故事可講了。既然故事講完了，那剩下來還能幹什麼呢？默里說，剩下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病態的贖罪，“我有罪，我對不起全人類”；另外一個是空洞的普世價值。
這種心態，導致了歐洲在精神層面的全面崩塌。默里認為，歐洲人在精神上的第一個病灶，叫做負疚感的暴政，而這是歐洲，尤其是西歐和德國，特有的一種精神瘟疫。
默里發現，現代歐洲人，特別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一套自我鞭屍的歷史觀。在他們的歷史課本裡，歐洲的歷史就是一部罪惡史。十字軍東征是罪惡，殖民主義是罪惡，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更是罪惡滔天。這種反思最初是健康的，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但是慢慢地，它的味道就變了，變成了一種道德毒品。
默里說，在當今世界，只有歐洲人會沒完沒了地為幾百年前的祖先犯下的錯而痛哭流涕，並且試圖在今天進行補償。你看土耳其，他們會為奧斯曼帝國的屠殺而道歉嗎？他們根本就不會。你看蒙古，他們會為成吉思汗的征服而羞愧嗎？不會，他們會把成吉思汗印在鈔票上。唯獨歐洲人，把內疚變成了一種身份認同。
有很多歐洲人真的是把這種負疚感，把“我們有原罪”這種意識，給內化進了自己的精神底層代碼裡。比如說，默里在書裡寫了一個發生在挪威的真實案例，這是全書最讓人感到窒息的故事之一。卡爾斯滕·諾達爾·豪肯，是一位年輕的挪威左翼政客，他自稱是女權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者。他在自己的家裡遭到了一位索馬里難民的殘忍強姦。兇手最終被抓獲，判刑4年半，並且會在服完刑後被驅逐回索馬里。按理說，受害者應該感到一絲安慰對吧？但是豪肯的反應，卻徹底擊穿了正常人的認知底線。
他在媒體上公開表示，當他得知強姦犯要被遣返的時候，他感到的不是解脫，而是強烈的內疚和責任感。為什麼呢？因為他覺得是他自己毀了這個強姦犯在挪威的未來。他覺得是他把這個施暴者送回到那個黑暗不確定的索馬里。一個人被殘忍地侵犯了，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憤怒，不是正義，而是“我對不起那個強姦我的人”。
默里說，這已經不是那種道德層面上的寬容了，這是一種精神病理學意義上的自毀。一個文明，如果連被攻擊時的生物性憤怒都喪失了，只剩下對施暴者的無限共情，那麼它離死亡，可能真的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而這種負疚感一旦與現實政治相結合，那它就變成了一種致命的毒藥。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德國。為什麼在敘利亞難民潮那會兒，德國人會那麼瘋狂地歡迎百萬級的難民呢？默里認為，這不僅僅是出於人道主義，更是一場集體贖罪儀式。德國人潛意識裡的心理活動其實是：“全世界，你們看啊，70年前我們把猶太人送上了火車，那是我們永遠的恥辱。但今天我們把難民接下了火車，我們在用這種方式，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孽。”
為了獲得這種道德上的解脫感，歐洲人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哪怕代價是治安惡化，哪怕代價是女性被騷擾，甚至哪怕代價是未來國家的解體。因為，在這樣一種極度的原罪感邏輯裡，如果我本來就是邪惡的，那麼我被毀滅、被替換，那豈不是一種正義嗎？我應該慶倖我死掉啊。
默里說，這就是為什麼，當你跟一個歐洲的左翼人士談論歐洲文化可能會消失的時候，他甚至會聳聳肩說，那又怎樣呢？反正我們也沒有什麼好留戀的，也許新來的人比我們更有活力呢？那我們沒了就沒了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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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就引出了歐洲人精神世界的第二個病灶，那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高度真空化。默里說，在通過內疚感否定了自己的歷史之後，歐洲人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清理成了一片廢墟。今天的歐洲人還能夠擁抱什麼呢？擁抱宗教嗎？那是落後的迷信，早就被我們自己的啟蒙運動給幹掉了。教堂現在要麼變成了博物館，要麼變成了酒吧，或者乾脆賣給了穆斯林，改成了清真寺。
那麼擁抱民族主義呢？那是萬萬不可，那是納粹的溫床，必須要切除。那麼愛國主義呢？愛國主義太土了，我們現在是世界公民，我們自由、平等、博愛，我們包容一切。這聽起來非常美好吧？但問題是，這種空洞的普世價值是非常脆弱的。一旦面臨嚴峻的挑戰，比如說面對一個有著強大的信仰、緊密的社區紐帶，而且極其自信的伊斯蘭文化的時候，歐洲這種空心化的文明，根本就不堪一擊。
在書裡，默里記錄了大量歐洲年輕人的困惑。他們發現，新來的那些移民雖然很窮，雖然他們在物質上非常匱乏，但是他們在精神上實際上很充實。他們有堅定的信仰、有明確的邊界、有願意為之去死的價值觀。而歐洲人自己呢？今天的歐洲人，甚至連什麼是歐洲的價值觀都說不清楚。是前面說的那個包容一切嗎？那如果對方不包容呢？我們要包容這種不包容嗎？這個問題要是一拋過去，歐洲人的CPU會當場燒乾。
默里接著寫道，就在這種自信的野蠻與自我懷疑的文明的對撞中，歐洲選擇了退讓。為了不冒犯那些新來的移民，歐洲的很多學校開始不教十字軍東征的歷史，甚至不敢在耶誕節擺放耶穌誕生的馬槽。歐洲人本來以為融合是指他們變成我們，但殘酷的現實是，融合最終變成了我們主動閹割自己，以免讓他們感到不適。
在德國的卡塞爾市，有一位叫做沃爾特·呂布克的區長。2015年10月，在一場市民會議上，當地居民對馬上要在這個鎮安置800名難民這樣的一個政策，表示了擔憂。這種擔憂當然是很正常的對吧？但是這位區長的反應是什麼？他既沒有解釋政策，也沒有安撫民眾。他是極其傲慢地對著台下的這些德國公民說：“在這個國家，如果你們不認同這些價值觀（也就是無條件接納難民的價值觀），那你們隨時有自由離開德國。”
為了給這些新來的移民騰地方，德國的官員竟然告訴本國公民，如果你不喜歡，你可以滾。歐洲的精英階層，已經被一種扭曲的意識形態徹底洗腦。在他們看來，外來的這些移民都是高貴的野蠻人，哪怕他們帶來了犯罪，那也是因為我們照顧不周。而本國的民眾，有一個算一個，全是潛在的納粹，他們的任何不滿都是邪惡的民粹主義。默里說，這是一種徹底的文明倒錯。
講到這裡呢，我想大家應該能夠明白，美國副總統萬斯那個“文明自毀”的指控了。在美國的這些保守派看來，歐洲的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不夠包容，而是包容過度導致的免疫系統崩潰。一個整天覺得自己有罪、覺得自己的文化不值得捍衛，甚至在精神上已經疲憊不堪到想要安樂死的盟友，還能指望它在未來的大國博弈裡和美國並肩作戰嗎？如果歐洲人自己都覺得歐洲文明是壓迫性的、是有毒的，那麼美國人為什麼要為了保衛這樣的歐洲而去流血呢？
這就是歐美大決裂在精神層面的根源。這不僅僅是政策的分歧，這是求生欲的分歧。美國這邊，至少是保守派的美國，他們還想贏，還想繼續書寫西方文明的霸權。而歐洲這邊呢，在默里看來，他們似乎已經準備好作為歷史的注腳，優雅地謝幕了。
但是啊，為了讓這場謝幕看起來不那麼倉促，為了維持那種哪怕死也要死得體面的幻覺，歐洲的精英階層必須編織一個巨大的謊言網路，來掩蓋正在發生的慘烈現實。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解剖的第三層：那些被掩蓋的犯罪，和那些被獵殺的吹哨人。
當大規模的移民湧入，原住民和移民必然會發生相當劇烈的碰撞。犯罪率上升、社會撕裂、價值觀衝突。按理說，面對這些問題，一個正常的社會是應該去解決它。但在默里筆下的歐洲，發生了一件極其詭異的事情：為了維持多元文化“很美好”這樣的一個幻覺，歐洲的精英階層決定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去解決那些提出問題的人。這就是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克痛斥的，對自己人民的系統性背叛。
默里在書裡用了大量令人髮指的案例，揭示了一個龐大的，由政府、媒體、司法機構共同編織的謊言網路。在這個網路裡，“種族主義者”這個標籤，變成了精英階層手裡最致命的消音器。
比如說，我們先來看發生在英國的一個非常讓人絕望的案例：羅瑟勒姆性侵醜聞。羅瑟勒姆是英國北部的一個小鎮，從1997年到2013年，整整16年的時間裡，這個鎮上至少有1,400名未成年少女，遭到了有組織的誘拐、性侵和性虐待。有些受害者甚至只有11歲。施暴者是誰呢？官方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是來自巴基斯坦裔社區的穆斯林男性幫派。
但最讓人毛骨悚然的不是犯罪本身，而是當地員警和社工的反應。難道員警不知道嗎？他們知道的。難道社工沒有收到求救嗎？收到了。那他們為什麼不管呢？官方調查報告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他們害怕被叫做種族主義者。他們擔心一旦抓了人，就會破壞社區和諧，就會被貼上破壞多元文化的標籤。甚至有社工被上級明確指示，不要記錄施暴者的種族背景。
默里在書裡冷冷地評論：為了維持一個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歐洲人竟然願意獻祭自己的女兒。這已經不是包容了，這是文明的病態。
這種病態不僅僅發生在英國，它像病毒一樣，已經蔓延在了整個歐洲大陸。2015年的最後一天：德國科隆跨年夜。在科隆大教堂前的廣場上，聚集了上千名狂歡者。那一晚，發生了大規模的性侵和搶劫事件，受害者多達數百人。根據現場視頻和受害者的描述，施暴者幾乎清一色是北非或者阿拉伯面孔的年輕男性，其中很多人，就是剛剛被默克爾請進來的難民。
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按理說應該霸佔頭條新聞吧？但是非常詭異的事情發生了：德國的主流媒體集體失聲了。在案發後的好幾天裡，德國電視臺上依然是一片歌舞昇平，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警察局甚至在一開始的通報裡，試圖隱瞞嫌疑人的身份。直到社交媒體上的視頻實在壓不住，真相才爆發出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德國媒體和政客，有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絕對不能給他們所謂的右翼勢力遞刀子。如果他們報導難民犯罪，就等於是給排外主義提供了彈藥。所以為了這個大局，真相就必須被犧牲。
這種邏輯，是不是聽起來特別特別耳熟啊？
默里接著寫道，這種病態，還不僅僅表現為對罪惡的縱容，更表現為對悲劇的強制性麻木。強制性麻木什麼意思呢？我們看一個案例。2017年的曼徹斯特體育館，美國歌星Ariana Grande（A妹）的演唱會上，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炸彈客薩勒曼·阿貝迪，專門挑選了散場的時間，引爆了炸彈。死者多是來看演唱會的小女孩，現場極其慘烈。
面對這種針對兒童的屠殺，一個正常社會的反應，應該是極度的憤怒對吧？是要求追責。但並不是。英國全國並沒有爆發任何憤怒的抗議。但是在襲擊發生後的24個小時內，反而開始流行合唱綠洲樂隊的一首名曲《不要回首憤怒》（Don’t Look Back in Anger）。也就是說，英國人民紛紛表示：我們不憤怒。
默里質問：為什麼你們不憤怒？當你的孩子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時候，為什麼這個社會的第一反應是壓抑憤怒，去搞什麼“愛與和平”的演唱會？默里說，這種把麻木美化為堅強的儀式，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性的條件反射訓練。精英階層在訓練民眾：你要學會接受這一切，你要習慣，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感到憤怒，那你就是仇恨的幫兇。
我讀到書裡這一段的時候，馬上回想起一件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事。那是2015年，巴黎發生了連環恐怖襲擊，造成大量傷亡。其中有一位遇難者的丈夫，僅僅在他妻子遇難之後的幾天，就在媒體上發表了一篇寫給恐怖分子的公開信，標題叫做《你們得不到我的仇恨》。大意是：我不會把仇恨交給你們，不會讓你們通過製造恐懼與仇恨，繼續支配我的人生。我記得當時國內轉載這個報導，都是一片讚譽，說你看人家歐洲人的思想道德水準，都已經進化到這個地步了，老婆被殺了都選擇不仇恨、不憤怒。我當時就覺得極度不適，這哪是什麼思想道德水準高尚？這就是純純的有病啊！這就是默里說的強制性麻木，非常讓人窒息。
但是如果你以為他們僅僅是掩蓋真相和強制性麻木，那你就太天真了。在過去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歐洲，如果你執意要揭開這一層遮羞布，如果你敢站出來大聲說皇帝沒有穿衣服，那麼等待你的往往是社會性死亡，甚至是肉體消滅。
默里在書裡專門辟出一章，叫做《先知無榮耀》，專門講述那些因為說了真話而被獵殺的吹哨人。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荷蘭的皮姆·福圖恩。福圖恩可不是什麼光頭黨、極右翼，恰恰相反，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教授，還是一位公開的同性戀者。他之所以站出來批評伊斯蘭移民，恰恰是因為他想捍衛荷蘭的自由價值觀。他質問：為什麼我們要引進一種極度歧視女性、極度仇視同性戀的文化，來稀釋我們引以為傲的寬容呢？
那結果是怎麼樣呢？他被荷蘭的精英階層罵成是荷蘭的墨索里尼，最終在2002年大選的前幾天，他被槍殺身亡。
接下來是西奧·梵古，他是大畫家梵古的後代，是一位電影導演。僅僅因為他拍了一部關於穆斯林婦女受虐待的短片，他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被當街割喉。兇手還在他的屍體上插了一把刀，釘著一封恐嚇信。
還有埃揚·希爾西·阿裡，她是一位索馬里難民，逃到荷蘭，通過奮鬥成了議員，她簡直就是完美的移民融入典範。但僅僅因為她敢於批評伊斯蘭教對女性的壓迫，她就被剝奪了荷蘭國籍，被驅逐出境，最後只能流亡美國。
默里在書裡很悲哀地總結：在今天的歐洲，未來的先知要麼被殺，要麼流亡，要麼生活在24小時的員警保護之下。
聽到這裡，你可能也能理解，為什麼2025年的美國政府會出臺那份判定歐洲文明正在被抹除的報告了。在美國的這些右翼戰略家看來，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所謂政治正確走火入魔了，這已經是一種極權主義的前兆。一個社會，如果連受害少女的哭聲都能夠遮罩，如果連指出問題的人都要被消滅，如果為了維持一個烏托邦的幻覺，必須依靠謊言來運行，那麼這個社會已經在精神上死亡了。
這就是默里在這本書裡最可怕的判詞：歐洲的死亡不是死於外敵的鐵蹄，而是死於對自己免疫系統的攻擊。當那些試圖報警的細胞，被當作癌細胞殺掉的時候，機體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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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既然歐洲已經在物理上被置換了，在精神上被閹割了，真相又被掩蓋了，那麼歐洲的結局是不是也已經註定了呢？
作者道格拉斯·默里在書的最後一章，用了一種既悲憫又冷酷的筆觸，寫下了他對未來的預判。默里說，如果你期待一個好萊塢式的大反轉，比如說歐洲人民突然覺醒，或者某位政治強人橫空出世、力挽狂瀾，那麼你大概率是要失望了。他預言未來大概率什麼都不會改變。儘管恐怖襲擊會繼續發生，儘管女性的權利會繼續倒退，儘管社會撕裂會越來越深，但是歐洲的政治機器，已經產生了一種巨大的自毀慣性。
那些當權者，那些默克爾們、馬克龍們，他們絕不會承認自己錯了，因為承認錯誤就意味著要對自己畢生的政治遺產進行清算。所以他們只會做一件事：把油門踩到底，繼續加速。他們會繼續告訴民眾：問題不在於移民太多，而在於我們還不夠包容。衝突不是因為文化差異，而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多元。他們會繼續把每一個對此提出異議的人打成納粹，繼續用政治正確的膠帶封住所有人的嘴。
那麼結局會是什麼呢？默里給出的畫面非常具象。他說，到了本世紀中葉，當中國依然是中國，印度依然是印度，俄羅斯依然是俄羅斯的時候，西歐將變成一個大型聯合國。這聽起來好像挺美好，但實際上非常殘酷。這意味著，歐洲作為一個文明實體將不復存在。它將變成一個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概念，一個巨大的、無根的，僅僅是為了維持經濟運轉而存在的國際中轉站。在這裡，你能夠吃到全世界的美食，聽到全世界的語言，但你唯獨找不到家的感覺。那個曾經孕育了達芬奇、莎士比亞、貝多芬和牛頓的文明，那個曾經有著獨特的靈魂和面孔的歐洲，將徹底淪為一個歷史名詞。
這就是默里所說的“奇怪的死亡”。它不是死於轟轟烈烈的戰爭，而是死於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自我麻醉的安樂死。
講到這裡，我們終於可以徹底回應開篇的那個來自2025年的巨大謎題了。為什麼本屆美國政府發出了那麼強烈的要與歐洲決裂的信號？因為在美國的這些保守派精英看來，他們正在面對的，是一艘註定就要沉沒的泰坦尼克號。這艘船不僅船底破了一個大洞，而且船長和船員們不僅拒絕修補，還在瘋狂地拆掉救生艇，而且還指責那些想要逃生的人缺乏風度、道德敗壞。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保守派政府的邏輯很清晰：美國不想成為下一個大型聯合國，美國還想做美國。如果歐洲人選擇放棄自己的身份，選擇在生存性疲勞中走向虛無，那那是歐洲人自己的選擇。萬斯說：我們不陪葬。
在默里的這本書看來，歐美大決裂本質上不是利益的決裂，而是生命意志的決裂。美國這一方想要即使身負罵名，也要活下去，要贏下去。而歐洲這一方覺得，為了維持某種道德上的高尚感，哪怕我就此消失，那也是一種殉道。
在全書的最後，默里留下了一段思考。很保守主義，但我覺得不論你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很值得思考這個問題。默里問：一個文明想要存續，到底需要什麼？是堅船利炮嗎？是高福利的社保嗎？還是看似完美的法律制度？
默里說，這些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講故事的能力。你需要能夠理直氣壯地向你的後代講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為什麼值得存在？如果你連這個故事都講不出來，或者你講的故事裡充滿了自我厭惡和愧疚，那麼無論你擁有多少航母，無論你的GDP有多高，你的文明都已經死了。
歐洲的悲劇就在於，它弄丟了自己的故事，又不敢去書寫新的故事，只能任由別人的故事來填補空白。默里在全書的最後一句寫道：既受困於往昔，又受制於當下，對於歐洲人而言，未來似乎已無體面的出路。而這正是那致命的一擊最終落下的方式。
這就是我為你解讀的《歐洲的奇怪死亡》這本書的全部內容。當然，這本書是站在非常鮮明的保守派立場上的。觀察關於歐美為何越來越走向分裂，還有更多的視角，有政策分歧的，有地緣政治的。我近期還會找一些好書，來介紹其他的視角，敬請大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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