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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
2026年3月，Anthropic与五角大楼的合作冲突彻底爆发。CEO达里奥·阿莫代伊在CBS的专访中，首次公开回应了特朗普及五角大楼的施压。在OpenAI、Google等企业纷纷妥协的背景下，达里奥看起来硬刚美国政府的行为，不仅让这家企业站在了舆论风口，更引发了全网关于AI时代企业责任、政府权力边界、技术发展与民主价值观平衡的大讨论。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只是一场简单的企业与政府对立事件。相反，Anthropic是美国所有AI企业中，与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机构合作本来最为积极的一家。达里奥在专访中明确表示，Anthropic是第一家将自身AI模型部署到美国政府机密环境中的公司，也是第一家为国家安全目的定制专属AI模型的企业。他们的技术已经实际应用于美国情报部门和军队的多个领域，包括网络安全防护、作战支援行动等核心场景。为了推进与政府的合作，Anthropic还专门组建了规模不小的公共部门团队。从行动和布局上，都能看出这家企业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合作的重视。
但是，深度合作并不代表没有分歧。达里奥始终坚持，保卫国家免受专制对手的侵害，必须以捍卫民主价值观为前提，二者不能割裂，更不能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基于这个原则，Anthropic向五角大楼明确提出，公司同意国防部提出的98%甚至99%的AI技术用例，愿意在这些范围内全力配合国家安全工作。但是，在两个核心领域，企业必须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两个红线也成为了双方合作破裂的关键。
其一，为反对将AI技术应用于美国国内的大规模监控。
其二，为反对现阶段部署全自主武器系统。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红线。在达里奥看来，AI技术的强大分析能力，正在让一种合法但不合理的监控行为成为可能。而这种行为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和监管体系的更新速度，导致国内大规模监控在AI时代已经走在了法律的前面。
在AI技术出现之前，美国政府即便购买了私营企业收集的公民数据，也缺乏高效分析和利用的能力，大规模的公民画像和数据挖掘难以实现。而AI技术的出现，让政府能够通过算法对海量的私人数据进行快速处理，从而实现对公民的大规模监控。更关键的是，这种政府购买私人数据加AI分析的模式，在当前的美国法律框架下并不违法。
达里奥特别指出，这类监控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公民的位置信息、个人生活数据、甚至政治倾向等敏感内容。当这些数据通过AI技术被整合分析，形成完整的公民画像时，实际上已经违背了美国《第四修正案》所倡导的，公民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精神。而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还停留在技术发展的前一个阶段，未能对这种新型的监控方式做出明确的规范和限制。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管真空。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技术的开发者，Anthropic认为自己有义务守住底线，拒绝为这种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提供技术支持。因为一旦打开这个缺口，政府的权力边界将被无限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将面临严重威胁。
再来看第二条红线。这里需要先明确一个概念，达里奥所反对的全自主武器系统，并非是目前在乌克兰等地区使用的部分自主武器，而是指那些无需任何人类干预，能够自主完成目标识别、判断并发起攻击的武器系统。
对于这类武器，Anthropic并非持绝对的否定态度。达里奥也承认，考虑到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未来这类武器或许会成为维护民主的必要手段。但是，在现阶段，部署全自主武器系统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核心原因有两点：一是技术的不成熟，二是监管和问责机制的缺失。
从技术层面来看，当今AI系统存在根本的、无法解决的不可预测性，这是所有接触过AI模型的技术人员都能达成的共识。如果将这种不可预测的技术应用于武器系统，极有可能出现目标识别错误的情况，比如误将平民当作攻击目标，或是造成友军火力误伤。这些失误带来的将是无辜生命的丧失，这也是Anthropic拒绝为全自主武器系统提供技术支持的核心技术考量。
从监管和问责机制层面来看，全自主武器系统的部署，将彻底打破人类战争中固有的责任体系。在传统的战争模式中，人类士兵是作战决策的主体，有一整套基于常识和道德的问责制。决定向谁开火、何时开火的是人类，相应的责任也由人类承担。但如果是一支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架自主无人机组成的军队，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进行协调，那么决策的权力将被高度集中。一旦出现误判和失误，责任的界定将变得极为模糊。
更重要的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对于全自主武器系统的监督、管理和问责，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和对话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贸然部署，无疑会引发严重的伦理和国际争端。
达里奥表示，Anthropic曾经提议与五角大楼合作，在沙盒环境中共同开发和试制相关技术，在技术成熟和机制完善后再考虑实际应用。但是这个提议并未得到五角大楼的回应。
就是这两条看似简单的技术伦理红线，让Anthropic与五角大楼的合作陷入了彻底的僵局。而五角大楼后续的做法，更是让这场分歧升级为了企业与政府的正面冲突。
根据达里奥在专访中透露的细节，双方的谈判过程充满了火药味，而整个节奏完全由五角大楼掌控。他们向Anthropic发出了为期三天的最后通牒，要求企业在三天内放弃划定的两条红线，完全接受国防部的所有用例要求，否则将把Anthropic认定为供应链风险，并且动用《国防生产法》对企业进行制裁。
面对这份强硬的最后通牒，Anthropic并没有选择直接对抗，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合作诚意。企业试图向五角大楼提出折中方案，同时明确承诺，即便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协议，在Anthropic脱离合作的过程中，也会全力保证技术服务的连续性，避免因合作中断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工作带来影响。达里奥在与美国军方一线人员和军官的沟通中了解到，Anthropic的AI技术对于军方的部分工作至关重要，如果突然中断，相关工作可能会倒退六个月甚至十二个月。
但是，Anthropic的妥协并没有得到五角大楼的实质性回应。在谈判过程中，五角大楼曾经发出过一份看似符合Anthropic条款的文件，但是其中却包含了“如果五角大楼认为合适、为了做任何与法律一致的事情”等模糊性的表述。显然，五角大楼并没有想做出任何让步。
谈判破裂后，美国政府直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Anthropic认定为供应链风险，同时威胁要动用《国防生产法》对企业进行制裁。在达里奥看来，这个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完全的报复性和惩罚性行为。因为供应链风险这个认定，在过去从未应用于任何一家美国本土企业，它通常是美国政府针对外国敌对势力的企业所采取的措施，比如被怀疑与俄罗斯政府有牵连的卡巴斯基实验室，以及中国华为。
达里奥明确表示，五角大楼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合作分歧范畴，是对私营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按照美国的市场规则，私营企业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合作方式和服务对象。如果国防部不认可Anthropic的合作原则，完全可以选择与其他AI企业合作，这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基本特点。但是五角大楼不仅拒绝了正常的市场选择，还试图通过供应链风险的认定，让其他拥有军事合同的私营企业不敢与Anthropic合作。
特朗普还公开表示，Anthropic的自私自利正在危及美国人民的生命，让美军处于危险之中，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于这个指责，达里奥做出了明确的回应。他表示，Anthropic在发布的声明中已经明确，即便特朗普政府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极端措施，企业也会尽一切努力支持美国国防部，继续提供技术服务，直到完全脱离合作，并且让愿意接受五角大楼所有要求的竞争对手接手相关工作。
达里奥提醒道，整个谈判的时间表，都是由五角大楼推动的，并非Anthropic的本意。
这场冲突的背后，还暴露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AI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与法律和监管体系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在专访中，达里奥指出，AI模型的计算量每四个月就会翻一番，这种指数级的增长速度，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即便是创新速度较快的航空航天工业，也无法与之相比。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美国国会和司法体系的监管规则显得力不从心。国会作为美国的立法机构，它的运作机制，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动作最快的机构。而AI技术的发展，却不会等待任何监管体系的完善。这就导致了技术应用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巨大真空。
达里奥认为，从长期来看，制定AI技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规则，是美国国会的职责所在，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民主价值观和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通过民主的对话和立法程序来确定。但是，在国会的规则跟上技术发展之前，作为身处技术前线的开发者，私营企业有义务划清技术应用的边界。因为只有技术开发者，最了解这项技术的能力、局限和潜在风险。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争议问题：为什么美国人要相信一家私营企业的CEO，而不是联邦政府，来决定AI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边界呢？
对于这个问题，达里奥给出了两个回答。第一，私营企业有选择自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基本权利。Anthropic作为一家技术企业，有权利决定自己的AI技术不应用于哪些领域，这是市场自由的基本体现。美国的市场上并非只有Anthropic一家AI企业，五角大楼完全可以选择认可的企业合作，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对Anthropic进行惩罚。
第二，作为AI技术的开发者，Anthropic比任何机构都更了解自己的模型，知道模型能够可靠的做什么，不能可靠的做什么，也清楚这项技术如何超越现有的法律框架，如何规避法律的基本意图。这种基于技术专业的判断，是制定合理监管规则的基础。而五角大楼作为技术的使用者，更多的是考虑技术的应用效果，而非技术本身的风险和伦理边界。
达里奥强调，Anthropic并不是认为自己比五角大楼更了解国家安全，而是认为在技术的专业领域，企业的判断更具参考价值。而政府需要做的，是基于这种专业判断，进行民主的对话和立法，而不是强行要求企业放弃技术底线。
当然，达里奥也承认，让一家私营企业与五角大楼就AI技术的应用边界进行争论，从长期来看是站不住脚的，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Anthropic始终认为，国会需要尽快采取行动，建立符合AI时代需求的安全护栏。这些护栏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阻碍美国击败竞争对手的能力，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二是必须以符合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不能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核心价值。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Anthropic也在积极思考国会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并且愿意与国会进行对话，帮助国会理解AI技术的潜在风险，推动合理监管规则的出台。
在这场冲突中，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在竞争对手的AI技术迅速赶超的背景下，Anthropic坚守技术红线的做法，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竞争呢？
面对这个问题，达里奥认为，这个质疑本身就是抽象的，需要结合Anthropic划定的两条红线具体分析。首先，国内大规模监控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竞争毫无关系。这项技术并不能帮助美国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反而会因为滥用政府权力，损害美国的民主价值观，让美国失去在国际社会中倡导民主和自由的话语权。从长远来看，这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真正损害。
其次，对于全自主武器系统，Anthropic并非完全反对，只是认为现阶段技术尚未成熟，而且缺乏必要的监管和问责机制。达里奥也承认，他担心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发展落后于竞争对手，也认可未来全自主武器系统可能成为维护民主的必要手段。但是，技术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如果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部署，不仅会带来无辜生命的丧失，还可能引发国际间的军备竞赛，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同样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达里奥的核心观点是，美国需要在生存的需要和坚守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没有人比他更强调击败专制对手的重要性，但是击败对手的方式，必须符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AI技术的出现，确实从根本上加速了美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达里奥与美国的海军上将、将军和作战指挥官的沟通中了解到，Anthropic的AI技术在有限的应用场景中，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军的作战方式，而这仅仅是99%的合规用例带来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五角大楼执着于那1%违背民主价值观的用例，而忽视99%能够切实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用例，在达里奥看来无疑是舍本逐末。
他表示，Anthropic甚至愿意与五角大楼合作，共同研究那1%的用例，探索如何在符合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前提下，实现技术的合理应用，而不是通过强硬的行政手段，要求企业放弃所有的技术底线。
这场冲突，不仅让Anthropic面临着政治和法律的压力，还让企业陷入了意识形态的争议。特朗普公开称Anthropic是一家“左翼的觉醒公司”，认为企业的决策是由左翼意识形态驱动的。对于这个指责，达里奥明确驳斥了这种说法，强调Anthropic的所有决策，都是基于技术专业知识和中立原则，与意识形态无关。企业也始终努力保持政治中立，拒绝卷入党派政治。
为了证明这一点，达里奥在专访中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他曾经和特朗普总统、麦康奈尔参议员一起，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关于能源供应的活动，共同探讨为AI模型在美国的部署提供足够能源的问题。在这次活动中，他与特朗普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同意总统所做的许多政策安排。此外，Anthropic还与美国政府就利用AI促进健康领域发展，做出了合作承诺。当美国政府的AI行动计划出台时，Anthropic也公开表示，计划中的许多甚至大部分内容，都与企业的发展理念相契合。
达里奥表示，这些实际的合作行为都证明，Anthropic的决策并非基于意识形态或党派立场，而是基于技术的专业判断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量。
面对外界关于未来是否能与联邦政府达成协议的提问，达里奥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表示自己没有水晶球，无法预测未来的具体走向。但是，Anthropic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那就是坚守两条技术伦理红线，不会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如果五角大楼能够认可企业的红线，愿意在符合民主价值观的前提下与企业合作，那么Anthropic始终愿意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服务，向包括国防部、情报部门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提供符合红线要求的AI技术和模型。因为企业的初衷，始终是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不是与政府对抗。
达里奥还强调，任何协议的达成，都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仅凭Anthropic的单方面诚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五角大楼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拒绝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那么双方的合作也无从谈起。但是即便如此，Anthropic也会尽一切努力，保证技术服务的连续性，将合作中断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降到最低。
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直接对话，达里奥想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Anthropic的爱国立场。他会明确告诉总统，Anthropic的所有员工都是爱国的美国人，企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为了击败对手，为了保卫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企业划定两条技术红线，并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因为越过这些红线，就违背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而捍卫这些价值观，正是爱国主义的核心体现。
达里奥认为，Anthropic行使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企业的基本权利，即公开发言并反对政府的过度扩张。而这种权利的行使，正是最美国化的行为。而特朗普政府以供应链风险和《国防生产法》相威胁，是对私营经济前所未有的干预，也是对美国宪法精神的违背。
对于Anthropic能否挺过这场危机，达里奥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他表示，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供应链风险认定，其中许多表述都超出了法定的权力范围。比如部长声称“任何有军事合同的公司都完全不能与Anthropic做生意”，但实际上，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这个认定仅仅意味着拥有军事合同的公司，不得将Anthropic的技术用于与军事合同相关的工作，并非完全禁止合作，二者的影响范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达里奥认为，这位部长发布的推文，本质上是为了制造不确定性，让外界误以为Anthropic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危机，从而引发市场的恐慌。但是实际上，这个认定对Anthropic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Anthropic已经对相关法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发布了声明，明确指出了部长推文的错误之处。企业不会让这种制造恐慌的行为得逞，也有信心在这场危机中保持稳定发展。
对于外界批评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做法是权力滥用，达里奥表示，将供应链风险的认定应用于美国本土企业，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政府在声明和措辞中，也明确表现出了报复性和惩罚性的意图。除了权力滥用，很难对这种行为做出其他的解释。
对于后续的应对措施，Anthropic目前尚未收到任何正式的法律文件或官方通知。当企业收到政府的正式行动后，会对其进行全面的审查和分析，并在法庭上对其提出质疑。企业已经做好了应对法律挑战的充分准备。
好了，以上就是达里奥这场采访主要表达的观点了。这场Anthropic与五角大楼的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家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分歧。它折射出了AI时代全球科技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AI在造福人类之前，是否会先被国家政权拿来当做消灭对手的军事武器呢？无论达里奥最终选择坚持底线，还是向政府低头，我们都已经看到，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在如今强势无比的政府权力和日益紧张的世界格局面前，人类的价值观是否还能守住底线呢？AI的发展又将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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