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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由館長來為講師引言。歡迎館長，歡迎各位朋友。今天有線上的直播，也跟線上的觀看的朋友問好。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的是葉高華教授。他現在是在中山大學社會系任教，他是臺灣大學地理學的博士，專長是在社會統計、社會學研究方法等等，也包括檔案與社會研究，所以跟我們做歷史的也有所交集。
我們今天謝謝文獻館的同仁幫忙安排聯繫。有關高山原住民的強制移住這樣的一個課題，我要開場白就是介紹一下高教授。跟我們國史館的同仁，我們做有關一些歷史問題的研究，其實也需要他們非歷史系所的，就是說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其中包括剛才講社會統計、人口的計算等等。
我舉這個例子講起來有點敏感，就是說二二八的死亡人數是多少？這個很有挑戰性吧？這個剛好是一個社會科學可以被考驗的一個問題，就是說你是用什麼方法來說出那個數字。我們傳統的歷史學者可能是要根據檔案，從各種方面的檔案說出來的那些數字做一些彙整，要怎麼樣消除重複計算，怎麼樣把它得到一個比較客觀的結論。這樣就是一個角度或是一個方法。
葉教授他們做的是叫做，這個要怎麼講？它有一個名詞叫做超額死亡，就是說是根據出生率吧。就是說以前的人的一些算法可能有一些缺點，包括原先1991年、1992年的時候陳寬政他們的算法，他的方法可能太複雜、假設太多。那麼他現在的方法，有一個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假設。假設如果其中有一個環節有偏，那影響到推估的結果。所以這個用出生數，這個要怎麼講呢？建立一個趨勢，用死亡出生比來算。如果說1947年那一年這樣的一個死亡人數來講，多死了1萬3千多。所以這個1萬3千的13,681，可能是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的上限。所以這很謹慎，上限，他沒有說是哪一個數字。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我們社會科學所能處理的就是事實的探究。FACTS有加S，就是有很多事實。通常我們講方法論的話，那個REALITY是一個真相，那個東西可能要上帝才知道。所以我們只能夠就你的方法得到的那個FACTS，跟我的方法得到的FACTS來互相對照參考。這是在我說開場講到葉教授，跟我們歷史方面有關的一個交集的部分。
但是今天講的是有關原住民的問題。這個我自己也有一點經驗，就是2000年有這個叫做大地震。那個1999年我們有做中研院有一個災後重建的口述歷史，然後因為有那個基礎，所以2008年有八八風災的一個災後重建，我也有繼續做八八風災的口述史。然後都會遇到原住民的處境的問題，就是說他們在受災的地方，就八八風災來講，在高雄縣、在屏東縣，那些原住民是不是要遷村？一定要搬下來？那這個是個問題。
雖然慈濟功德會很有效率地建立的杉林鄉，有很多慈濟所蓋的組合屋，這個也不能叫組合屋吧，就是中繼屋吧。可是山上的原住民，有的願意下來，有的不願意下來。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山上只是交通阻斷，他的營生的憑藉，他種果樹，他的一些收入來源都在山上。那你搬下來以後，不是有房子住就解決了他生活的問題？所以這裡面是不容易的課題。
當時我訪問一個叫做理斷（‧搭給嚕嘟嗯）牧師，他現在，後來應該也是在桃源區，以前的桃源鄉。我訪問他的時候應該是那瑪夏，以前的三民鄉。他就是屬於那個反對遷村的，不願意遷下來的。甚至為了這個組成一個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他擔任的是總召集人，然後他也指定了歐蜜‧偉浪當秘書長。那是一個用社會運動的方式，藉著這件事情來提醒說，原住民有原住民的需求，你不適合用平地人的一些想法，來強制我們做這個、做那個。所以基本上他們人口雖然不多，可是他還是經過努力沒有下來。他們那一區那一部分的人。但是他需要在山上蓋避難屋。這個是很特別的名詞，他既不是長久住，也沒有那麼長久的組合屋，就是一個避難的地方。有事情的時候，有災難的時候，可以在一個比較平坦、比較安全的地方避難，他還是可以繼續在山上生活。
所以，我只是舉這個例子說，到底原住民族他移不移動，要不要放棄他原來居住的地方，其實有方方面面的因素。今天葉教授所講的，應該是更大的範圍的一個分與離的一些觀察研究。我已經很長的開場白了，現在要趕快把時間交給葉教授。
各位現場的朋友，還有線上的朋友們午安。我是葉高華。今天來跟大家談這件強制移住的事情。我們必須要先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就從地圖開始看起。
這一張圖是1930年的時候高山的原社的分布。這個原社在文獻上叫做「蕃社」，但是我們不要用蕃這個字眼，所以我把它改為原社。這張圖，每一個圓圈就代表一個社。圓圈的大小反映了人口的多寡，圓圈的顏色反映了我們現在的族群分類方式。譬如說，在圖上你可以看到紅色的這樣子，紅色這些圓圈是現在歸類為泰雅族，粉紅色這些包含了賽德克族、太魯閣族，中部的橘色是布農族，那麼再到南部的黃色是魯凱族，綠色是排灣族。這是1930年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再對照1942年時候的情況。那請大家先花一點時間觀察兩張圖的差異。有一種遊戲就是兩張圖擺在一起，請你抓出五個不一樣的地方。你可以仔細觀察，我相信你認真看，不一樣的地方不只五個，你可以找到更多。
好，那我們就看比較重大的差異吧。首先你可以注意到，這裡，這裡是太魯閣。在1930年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圓圈圈，但是到了1942年的時候已經不見了。那這裡，這裡是南投縣信義鄉，巒大溪，郡大溪流域。這裡你可以看到很多布農族的社，到了1942年的時候已經通通不見了。這是蠻明顯的。南部這裡花蓮、臺東的山區，你看到本來都有很多圓圈，到這裡只剩下幾個沒有下來。這幾個沒有下來是因為它是在南橫公路的沿線，所以後來就沒有搬下來。曾經有打算搬下來，但是下面沒有地讓它下來。
好，除了你注意到在山脈上有很多比較小的圓圈消失不見了，另外你還要注意的是，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多出來？那我們再觀察一下。你看1942年的時候，你會發現沿著中央山脈的東側山腳，排了一整排比較大的圓圈圈。在1930年的時候並沒有那麼明顯一整排的圓圈。顯然這是沿著山腳這些大圓圈是後來才出現的，而且普遍規模比較大，因為通常合併了許多山上的社，因此規模變大。除了這個像排隊一樣的，這一直線蠻明顯的，其實你看在西部，沿著山腳或者是陳有蘭溪的河谷，你也可以看到好像有一整排都是新的社。
關於這個社，我多講幾句話好了。我們現在很習慣地把社轉譯為部落。當然，這其實是有一點誤導性的，因為這個社它經常不只一個部落。你還不如把這個社視為是村的概念，是一種最基層的行政單位。所以我不把這個「蕃社」直接講成部落，我把它講成原社。好，所以你現在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變化了。從1930年到1942年，很多山上的小社不見了，沿著山腳，沿著河谷出現許多比較大的社。在短短的十來年間發生的事情，這樣的移動都不是自願的。應該說主要不是自願，主要是被迫的，所以叫做強制移住。
那並不是說只有在這十來年間有強制移住。早在1930年之前就開始了，也不是說1942年就停了。1942年之後也還有，戰後也還在進行。只不過從1930年到1942年算是規模最巨大的一段期間，所以特地把這段期間拿出來做對比。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約略掌握狀況了。我們知道曾經在山上有很多的社，後來被移到山腳了，而且大多數不是自願。好，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就需要有一些解釋了吧。
我們先來看看民間比較流行的解釋是怎麼說的。通常都是有陰謀的。譬如說，這裡有個例子。這個是排灣族的根也燃社，原本在現在的屏東縣獅子鄉，但是後來被搬到臺東去，搬到臺東縣達仁鄉，相當於是要越過中央山脈。對於這件事情，當地流傳的一種解釋是說，因為我們在1914年的「南番事件」中抗日激烈，日本深恐事件再起，因此千方百計要我們遷移遠離內文社群。這個內文社群就是大龜文社群，算是在歷史上曾經勢力相當龐大的一個集團，大龜文社群。那麼他們認為日本刻意要把這個勢力龐大的社群拆解，包括把他們從中央山脈的西側移到東側去，可以分化他們的力量，這樣才不會抗日。這是一個很典型的解釋方式。
像這樣的解釋方式也不只出現在這個案例。在許多其他案例我們也可以看到。譬如說，這個是在泰雅族，現在的桃園市復興區，目前村落是奎輝村嘎色鬧部落。他們原本居住在更深山的地方叫Kulu社。為什麼會從Kulu社移到比較淺山的地方呢？他們的解釋方式也是這樣子，我們以前就是太強悍了不願意妥協，最晚向日本投降，看到日本警察就殺，讓日本人傷透腦筋，所以想盡辦法要分散我們的力量，就把我們從原居地移到這裡來了。
你可以發現這兩則故事，雖然地點不一樣，族群也不一樣，可是敘事的框架幾乎是一樣，幾乎是同一個框架套入不同的名稱而已。而且像這樣的敘事框架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像是這個布農族的研究就指出，在田野訪問的期間很多人都這麼說，為什麼當年官方要移動我們布農族呢？就是因為害怕我們的力量太集中了，所以要把我們分散。這個賽德克族，族人自己寫的《廬山部落史》就說，1932年為了要分散德路固群的勢力，以防止抗日事件再次發生，所以就把我們分成兩批遷了出去。這其實都是同一個敘事的框架。
那為什麼這一套敘事框架如此地流行呢？我們可以再好好地來解釋一下這個問題。它有它容易流行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這三點原因。
第一個通俗易懂。因為在這種敘事裡面，會有一個反派陰謀者要害我們，對我們做一些事。這樣是老少咸宜的，甚至我們可以說連續劇的劇本就要這樣寫才會有收視率。這樣很好懂，容易流傳，容易講述。
第二個原因，這樣子講也是政治正確的。因為在戰後的黨國教育裡面告訴我們要抗日，我們受的這種民族主義的教育是要強調抗日的。所以當原住民去強調說我的祖先是抗日的，這不只是正確，還蠻光榮的，所以這樣子講是會被鼓勵的。
另外一點其實也不容忽視，因為日本已經不在場了，所以你怎麼講它，它也不能跳出來反駁。反觀我剛才有跟你講過，強制移住並沒有隨著日本人離開就結束了。到了戰後國民黨政府也還在做。但是我就幾乎沒有聽到人們說，國民黨政府因為擔心我們力量集中，為了要分散我們，就把我們移住了。這種說法我幾乎是沒有聽過的。為什麼？你這樣講就會有人抗議，馬上就有人抗議了。但是你這樣講日本是不會有人抗議的。所以這也是讓這種故事可以講得下去的一個重要因素。
曾經在一部電影裡面，叫《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在講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故事。裡面有個情節讓我印象非常地深刻，就有一位納粹的軍人拿槍指著一群猶太人，我已經忘記是要叫他們承認什麼事情的兇手，大意就是說你們自己承認誰是兇手，都沒有人要承認。這時候軍人就隨機地槍殺一個人，就有一人死了，就倒在地上。然後軍人就去追問說到底是誰幹的，就有一聰明的猶太小孩，就指著那個已經被槍殺的人說是他幹的。他已經死了，所以他也不能反駁。這道理是類似的。
所以這一套敘事框架就相當受到歡迎。各個地方的人就把自己的一些歷史記憶，套到這一套框架裡面去說故事。所以你才會在剛剛看到，那一些不同的敘事者講出非常像的故事來。
但這樣的解釋方式可能會有什麼缺失呢？可能是倒果為因。這個強制移住確實可能把他們的力量分散了，這是個結果。但這個結果就是原因嗎？有時候就很難說了。因為你知道有時候結果是來自於副作用。譬如說官方它推一個政策，它的目的本來是想要推動A，結果順便地就發生了B了，而B就是一個副作用。有時候甚至根本沒有意料到會發生B，這就叫做非意圖的後果。有沒有可能當年日本統治者或者戰後的官方在推強制移住的時候，它是有另外一個重要的目標？這個重要目標並不是要去分化、分散原住民的社會，可做下去之後就附帶產生了分化、分散的後果。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頭好好地檢視一下，當年做強制移住的主要的目的是什麼？主要動機是什麼？不要輕易地就把結果拿來當成是原因或動機。我想你個人的生命也經常會遇到那種，你本來並沒有打算要做什麼，結果就發生了某個後果。這個不然我就隨便講好了，譬如說你今天來這裡的主要目的是要來聽我演講，結果這樣講有點不好意思，反正不知道怎麼樣你就感冒了，隨便，就感冒了，然後回去就發燒了。這是一個非意圖後果。如果你把這個後果拿來當成動機或原因，不就變得很滑稽了嗎？你今天就是為了要感冒、要發燒才跑來這邊聽演講。你自己都覺得這樣很荒謬，你是不會說出這種故事來的。
可是假如今天不是因為你自己的選擇，讓你得到的後果，而是有某一個人，在你身上做一件事情，讓你得到這個後果，那這樣的陰謀論的空間就有了。是不是那個人想要害我還怎麼樣？這個你自己檢視一下你的人生經歷，很多東西都是非意圖的，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就發生了。當然你也知道那並不是最初的真正的原因。所以我們還是要好好檢視一下。
在日治時期強制移住的政策是叫做集團移住政策。集團移住的中文意思就是集體的遷移。它本質上是強制的，但是它字面上沒有把它講成強制的，比較好聽一點。這樣的政策是不是有其他更重要的目標？只不過這種執行方法，會連帶產生分化原住民社會的後果。我們要來檢視這一點。以上是民間常見的解釋。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學術界通常是怎麼來解釋強制移住的。學術界當中最有名的一種解釋方式，就是採取馬克思主義的史觀，資本主義化。它的起源來自於矢內原忠雄。矢內原忠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他在1927年曾經來臺灣參觀一個月，回去就開始連載文章。這文章裡面都在分析日本帝國在臺灣的殖民統治，而且多有批評。後來這些文章就集結為這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結果在臺灣變成禁書，因為他罵了臺灣總督府。因此他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雖然身為日本人，但是批判日本的政策。
他當然也注意到了原住民的強制移住這件事情。他怎麼樣來解釋呢？他認為就資本的力量。怎麼說呢？這是他的原文。他說：資本現在已經開始向具有共產部落制度的蕃地敲門，因為近年來政府的措施是要把高山蕃移到山麓平地，這樣蕃地的林野，就會因為這些高山蕃社的下山政策獲得「自由」。這個自由指的是對資本而言自由了，因此資本就可以征服臺灣全土了。
在那之後有相當多的追隨者都是採取這一套的解釋方式。追隨者基本上這麼講，因為原住民盤據了山林，就會阻礙資本家開發山林的資源。那麼統治者都是要為資本階級利益謀福利的，要幫他們著想的。所以殖民統治者就要想辦法地協助資本進入山林。那怎麼協助呢？就要動手清除障礙，所以就把高山原住民趕下山了。
我順便這邊再多嘴幾句。你可以發現原文裡面講的是高山蕃、高山蕃社。那，我當然就不想講蕃了。那高山蕃，你如果把它翻成高山族，好像意味著原住民只有一個族叫高山族。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還有這個族，高山族。我又不想要用這種方式，所以我把高山蕃，轉譯為高山原住民。高山原住民就是現在的山地原住民嗎？我可以跟你說大致重疊，但是有許多地方不一樣，不完全一樣就對了。所以我在這個研究裡面，我就不使用山地原住民這個稱呼了。我用這個高山原住民這個稱呼，對應的就是史料當中的高山蕃。他們的差異我等一下會再告訴你。
這一套是很流行的，相當主流的。到現在學界也都還有徒子徒孫是這麼講。除了這一套傳統的主流說法之外，近年來有一派引起討論的說法。松岡格，他是一個日本學者，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地方化。他認為統治者是擁有一貫而清晰的目標，就是要把原住民社會收編到一元式的統治行政體系之內。那麼集團移住就是收編的一個必然的過程。你本來散居在山上很難控制，現在集中到山腳就可以收編到行政村裡面去了，就很好管理。這是所有統治者都想幹的事情。所以換了誰來當統治者都會做一樣的事，改朝換代也不會改變。所以戰後即使換了一個政權，也仍然在做類似的事情。這是一個近年來引起討論的說法。
不管資本主義化還是地方化，雖然他們強調的因果力量不太一樣，可是卻有一個殊途同歸的結局，也就是原住民社會的結局早就已經寫好了。歷史中發生了所有的事情，都是邁向這個結局的過場而已。這個結局好像不會變。這個結局就是反正就是會被移到山腳，然後就被資本征服還是被收編為行政體系。不管，反正這是一個確定的結局。所以這樣的歷史其實相當目的論。我們的目的不是墳墓的墓地，是目的地的目的。像這樣的目的論就很難想像。歷史其實不是只有一條路徑，歷史可能會有很多條路徑。我們可能走了其中一條路，不代表其他路線是不可能的。只是我們沒有走其他的路徑而已。我們要能夠去想像歷史的可能發展，不會只有我們實際上發生的那條路徑而已。曾經有其他不同的路沒有走上。那為什麼當初沒有走到其他的路呢？這就是歷史研究要解答的問題。但是在目的論裡面就很難想像這些畫面。因為資本主義化、地方化，然後就一路走到終點，相當地也可以說是線性史觀。
那為什麼他們會採取這樣的解釋方式呢？因為他們相當渴望要找出所謂的根本性的因果力量。很多科學研究都要找那個根本的因果關係。自然科學就不用說了，但是在人文社會你發現就是充滿了混亂跟偶然。在那樣一大堆的混亂與偶然當中，那個埋藏在深處的根本因果力量到底是什麼呢？就很多學者想要追求這件事情。能不能撥開這些表面上的混亂與偶然，找出那個根本的力量？他們很容易就會走向這樣的路線上，就是認為歷史是有某些根本的力量在推動，不管資本主義也好，或者是地方化也好。那籠罩在外面的那些歷史的細節都枝微末節，只要把那撥開了才能看到那個根本的力量。結果就導致他們的歷史解釋就變得非常地線性。
好，但是接下來我要告訴你，歷史的過程沒有那麼地一帆風順地走一條路，它是充滿轉折的。經常發生某些事而導致的轉折。光是在日治時期，集團移住就有兩次比較大的轉折，因而可以劃分為三個重要的階段。在這三個階段當中，移住的目標、手段都相當不一樣，產生的影響也會很不一樣。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個階段在1920年以前。那時候臺灣總督府對於要如何遷移臺灣的原住民，是沒有一套完整的想法。基本上就是授權給地方當局，按照實際情況去做權宜的處理。因此各個地方的做法也會相當不同。譬如說，我們在北部，尤其是泰雅族的區裡面，就比較可能看到一種情況，武力征服。我們知道總督府在征服原住民的過程當中，北部跟南部手段是有重大差異的。南部主要是採用綏撫，北部是用武力討伐。所以，在這種武力討伐模式之下，你就可以看到，是先用武力征服了一個地方的原住民之後，然後就把他們移到比較容易控制的地點。什麼地方比較容易控制呢？通常就是警察駐在所的旁邊，或者是警備道路的旁邊，比較容易抵達，比較容易監控。所以你在北部容易看到這樣的情況，先武力征服，然後就移到警察駐在所旁邊，警備道路旁邊。這也是一種強制移住。不過這樣的移住通常沒有遠離傳統領域，也沒有真的從山上拉到山腳。絕大部分就只是就近監控，就是從本來分散的位置，集中到一個容易監控的地點，而沒有真的離開傳統領域。這是一種常見的樣態。
那麼，甚至在北部的淺山地帶你還可以看到有一種樣態。因為在20世紀初樟腦是臺灣最重要的出口物資。樟樹主要都長在臺灣北部的淺山地帶。為了要鼓勵財團來開發樟林，提煉樟腦，可以出口賺錢，甚至也出現了把原住民驅逐，讓他們的地空出來，讓資本主義的會社進來開發。這個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大豹社群。大豹社群的傳統領域在哪裡呢？現在三峽區有一條大豹溪，它之所以出名是每年夏天都有人溺水。那裡本來是泰雅族大豹社群的傳統領域。那現在你去那邊還看得到有部落嗎？完全沒有。為什麼呢？被清空了。為什麼要清空呢？要他們的地盤讓出來給三井會社，日本的大財閥三井會社去那邊開發。那麼大豹社群跑到哪裡去了呢？大部分就流離到桃園的復興區去了，角板山那一帶去的。這種樣態也存在。
我剛剛說的第一種樣態是移到容易監控的地點，那個還不算流離失所，基本上還在傳統領域。第二種樣態那真的是流離失所。我甚至懷疑矢內原忠雄那麼寫，其實主要針對大豹社群的事件而寫的，因為他應該有去過角板山。可是這種樣態，你並不能把它推廣到不同時間點的不同區域，因為其他時間點其他區域的做法並不是這樣子。
甚至還有第三種樣態，也就是說其實早在日本控制臺灣之前，原住民本來就會移動了。每當一個部落人口多了，糧食不足了，就會有一小波人就在往外拓展。本來就會移動。日本人來控制之後，他們還是要做這樣的移動，只不過現在必須要報備一下，去跟官方報備說，我們想要移到哪邊去，請求准許。然後日本官方看一看沒問題，你們去吧。結果後來在檢討，這不能算檢討，後來在整理集團移住的政績的時候，也把這種情況當成業績。
像這樣的案例呢，如果你走過北橫，從新店那邊到宜蘭，你可能會有經過松羅。松羅就是這種情況。松羅部落他們的原居地在桃園的復興區，然後他們人太多了，就到處去看一看，看到宜蘭那邊還有地，就跟宜蘭當地原住民溝通說，我們想來這邊可以嗎？宜蘭當地原住民說OK。然後桃園這一區屬於Gaogan群的，他們就會跟官方報備說我們要去宜蘭可以嗎？本來桃園那邊的官方還不太願意，然後宜蘭這邊官方說他們想來就讓他們來。所以他們就這樣來了。像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所以他們其實是自主提出的，然後徵求官方允許，結果最後官方也把它當成是集團移住的業績。
按太快了。所以我跟你講的是，在這個階段根本沒有一個全面性的一種政策，它是各自為政，每個地方因為不同情況做法都不太一樣。可是這個情況在1920年發生了第一次的轉折。1920年臺灣總督向各個地方政府發了一道命令，說以往地方當局在處理原住民的居住安排還有遷移的時候都各行其是，以後不可以了。以後所有這些安排一律都要向總督彙報，總督裁決說可以，地方才可以做。就把權力收回來了。以後要去分配原住民的居住的話，總督說可以了，才可以。
因此進入了1920年代之後，總督府就開始有了一系列的工作，要對全臺灣原住民的居住進行安排。等一下我會展開來細講，包括劃設原住民的保留地。在劃設原住民保留地的思維之下，仍然不是我們後來看到的大規模地遷移到山腳，而是在他們的傳統領域去劃設哪些範圍是保留給你們的，哪些範圍呢，必須要作為林野地，就是作為森林的土地而不可以任意地去耕種。
但是到了1930年底，由於發生一件事情又讓這個政策有了轉折。剛剛不小心按到下一頁，大家已經知道什麼事情了，就是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又讓政策轉折了。在霧社事件之後，政策變成大規模地把高山原住民拉到山腳種植水稻。這是第三個階段。戰後的情況先暫且不談。
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階段過渡到第三階段的霧社事件是怎麼回事。因為十多年前有一部電影《賽德克·巴萊》，我想大家對霧社事件也不陌生。事實上是造成了日本本土的震撼，因為這是蓄意的針對性的屠殺，針對日本人。134個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全被殺，好像只有一個逃出來。另外有兩個臺灣人也被誤殺，因為他們穿了日本人的衣服。所以這是很針對性，這引起日本相當大的震撼。結果也導致了臺灣總督府的高層集體總辭，從總督開始，到總務長官，到警務局長，一直到地方的臺中州知事，只要在權責上面有關的高官全部都辭職了。總體辭職之後就換了一批新的高官來了，包括新的臺灣總督太田政弘。他一就任就發表演說，今天我為什麼要來擔這個臺灣總督呢？就是因為過去的「理蕃政策」失敗了，我來當總督的使命就是要重新檢討「理蕃政策」。這個是當年的歷史用語。所以他就任之後就展開了檢討，然後在1931年年底發布了〈理蕃政策大綱〉，總共八條。其中第五條就白紙黑字地把「移住山腳」作為政策的目標了。
1938年12月的時候，這位竹澤誠一郎，他是警務局理蕃課裡面，負責管理集團移住業務的警部。他的官階叫警部，中高階的警官。他在1938年底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來回顧這些年來的集團移住的狀況。他就這樣說，他說早期很多是為了方便警戒，而採取現地集約的方式。這主要是我剛剛跟你講的第一個時期，你在北部很容易看到的那種樣態，征服之後集中起來，安置在警察駐在所旁邊。那與最近實行的那種完全撤離的遷移方式，所謂最近顯然就是1930年代，無論是意義上或效果上都大相徑庭。也就是說，雖然都叫做集團移住，可是做法已經不一樣了。這個是當事人自己都承認了。
那我們就回到霧社事件之前，看看當時官方正在忙什麼事情。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1920年代開始在劃設原住民的保留地。那麼當時是怎麼劃的呢？當時的方針就是以每人分配3公頃為標準。不能說每人分配3公頃，而是說每人3公頃。假如說一個地方有100個人，那麼就劃出300公頃給這些人。不是分配到一個人身上，而是分配給整群人。基本上是以社為單位來劃的。那假如說這個地方地不夠大，本來要劃300公頃，但是只能劃出270公頃，那麼就有人多出來了。270公頃按照原本的方針只能分給90個人，那就有10個人多出來。那這10個人只好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也有強制的移住。不過這種強制移住，通常就是因為保留地不夠大，所以有些人要出去。所以這種移住通常不是整個社全部移走，經常是一個社裡面的一小部分人移出去。
等一下給你看具體的情況。假如後來沒有發生霧社事件，而歷史就照著原本的軌跡繼續走下去的話，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個樣貌，就是多數的部落還是留在傳統領域，但是有局部的人口交換。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局面不是這樣，因為後來歷史轉彎了，沒有繼續走這一條路，就是霧社事件讓歷史沒有繼續這樣走下去。
我們再進一步展開來講保留地的劃設方式。我們就必須提到森林計畫事業，那始於1925年度，由殖產局的山林課主導。殖產局山林課，你約略可以把它類比為後來的林務局。當然這個是不精準的類比，因為他們的職權範圍還是有很多差異，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類比。他們要對68萬甲的國有林野地展開一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區分調查。所謂區分調查就是要把這些林野地做分類，哪些地要給原住民，諸如此類。
那麼，區分調查會分出一種區塊叫做「要存置林野」。顧名思義，「要存置林野」就是要作為森林，不管是保安林也好，或者是拿來做營林之用，就是發展林業。總而言之它就是森林，就不可以任意砍伐。這叫「要存置林野」。還有第二種類別叫「不要存置林野」。這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它可能不適合作為森林，也沒有原住民在使用，所以就把它放領了，就是讓平地的人，還有企業，都可以來取得這些「不要存置林野」進行開發。
這兩種類別都很容易理解。但是還有第三種類別叫做「準要存置林野」。這就使得許多人常常誤會。許多人就誤以為「準要存置林野」就是介於「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林野」之間。但是我要告訴你，它不是介於之間。我們要了解準這個字的意思。準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還不是，但是把它當成是。所以「準要存置林野」的意思就是，它不是「要存置林野」，但是把它當成「要存置林野」來管理。所以原住民保留地，就是用這種「準要存置林野」的方式來劃設的。既然要用「要存置林野」的方式來管理，它就是國有地，就不能私有化。只不過它專供原住民使用，非原住民不可使用。當時官方的理由之一是說，原住民仍然缺乏現代的產權觀念，如果一下子就把土地私有化，沒兩三下就賣光了，就流失到平地人手裡。所以現在先用國有土地的方式來保護原住民的使用，讓他們不會流失。這是官方說辭，你要不要信就聽聽看。
總而言之，這些原住民保留地，就是用「準要存置林野」的名義劃設出來。事實上所有權是國有，使用權是原住民。但是我要提醒你，原住民保留地並不是森林計畫事業才發明出來的。我們應該這樣子看，總督府本來就已經開始要劃設原住民保留地。剛好在這個時間點開始啟動森林計畫事業，也會碰觸到原住民保留地，所以就藉由這個計畫來落實。所以你不要忘記，這個森林計畫事業的主導者可是山林課，可是原住民並不是山林課的管轄範圍，原住民是警務局理蕃課管的。所以讓殖產局的山林課來劃原住民保留地，就看起來有點怪，職權就不符合。所以你應該把它理解為是剛好這個計畫，就藉由這個計畫來落實。只不過山林課也不能擅自做決定，他還是必須要跟理蕃課溝通。
每人3公頃。反正我時間應該夠多吧？剛剛說我可以講到四點，那我就多講一些。3公頃怎麼決定出來？這也沒有絕對的道理，這是很任意的決定。因為在當時日本也在開發北海道，北海道地廣人稀，很空曠，要獎勵日本的農民去開拓北海道，所以就分配給日本農民每一戶，每一人2公頃左右。那你想想看，如果一個農戶有5個人，那就有10公頃。這也是北海道的農地規模比較大的原因之一。因為當年有這樣的獎勵措施。那臺灣總督府也會去觀摩一下日本在其他北海道，雖然好像不能直接說為殖民地，但是也有點類殖民地了，也會去觀摩一下沖繩怎麼做，北海道怎麼做。當然就知道這件事了，就說北海道一人2公頃。那臺灣的山地因為山坡地地力條件比較差，所以給它加個50%，就變3公頃。就這麼決定出來。這有絕對的道理嗎？也沒有。這個是很任意的。如果當初的官員說我們加個80%也有可能，就這樣人為決定。
那保留地的劃設情形，就是你注意看，殖產局的調查隊與地方的理蕃當局協調，所以也不是山林課可以擅自做主。因為畢竟原住民是屬於理蕃部門的職權，還是要跨部門的溝通，溝通沒問題才來做劃設。舉例：如果甲地有1千人就要劃出3,000公頃，那這個劃分是以當時的現耕地為中心來劃的。所以很明顯，這個保留地是在傳統領域，而且就在現耕地的周邊。這並不是我們後來看到的移到山腳，是不一樣的。
好，那我就給大家看一些範例。當年再做這個區分調查的時候，就產出了幾百本的林野調書。那林野調書的封面像這樣。這一本是新竹州竹東郡的「準要存置林野」調書。那內容像這樣，每一塊土地都有編號。像這個是竹東郡的第幾號，我來這邊看，124號，蕃號124，124號地。那右邊就寫這塊地的狀況。那，我把其中的一個重點放大，它就說竹東郡124號這塊地裡面，現在住的這些社，有キンロワン社（錦路）、タイヤカン社（泰亞崗）、ヨロ社（養老），還有タラツカス社（塔拉卡斯），總共463個人。然後要怎麼樣安排？譬如說キンロワン社（錦路）有105人要移出去，然後這些留下來。然後周邊的120號是屬於「要存置林野」，那邊住了タイヤカン社（泰亞崗）的105人，再把他們移過來。這樣分配下來每個人就分配到2.842公頃。
上百本的《準要存置林野調書》，全部在做這種計算題，多少面積，每人可以分多少公頃。這個就是剛剛那張表格所對應的地圖。如果沒有地圖我也不知道124號在哪裡，120號在哪裡。這張地圖上面，藍色的是「要存置林野」，橘色是「準要存置林野」。124號就是要保留給原住民的嘛。那麼剛剛提到120號裡面有105人，因為他們被劃到「要存置林野」，所以他們就移到旁邊的124號。然後124號又有105人左右再往外移出去。就做這樣的微調。不過大部分的人是留在原地。
像這樣的史料最近要復刻出版。這個史料都保存在林務局，現在叫林務署，保存在這個林政單位裡面。然後臺大地理系的洪廣冀教授，最近就把這一批地圖還有史料都把它清理乾淨，然後要由南天書局出版。所以以後你就可以去翻閱，翻閱我提到的這些內容。
但是這樣子上百本的調書，還有幾百張地圖實在太零碎了，所以，我整理一些重點給大家看。我們就來談這個泰雅族的Gaogan群，在現在的桃園市的復興區。按照區分調查的結果會有1,802個人留下來，平均每人2.88公頃。但是因為人太多要移一些出去，計劃要移250個人到大嵙崁前山，現在在石門水庫的底下，然後100人要移到烏來。這是1920年代的區分。後來怎麼做的呢？1931年就實現了。那個時候政策還沒有轉彎，所以基本實現了。我們發現後來情況是，102個人到石門水庫那邊，213個人到烏來，然後原地有1,871個人保留下來。基本上就是微調而已。但是絕大多數人是現地保留。這就是1920年代的風貌。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案例。這是泰雅族的Mrqwang群（馬里光），在現在的新竹縣尖石鄉的後山，玉峰村。區分的結果是這樣，有807個人要原地保留。但是這樣平均每人只有2.52公頃，離目標還很遠。想辦法把134個人移到前山去，前山就是水田村那一帶。如果你對那邊熟悉的話。這個案例在1930年就執行了。我們發現最後實際上移出338人，比原本預計的移出134人加倍。原地只剩下575人。因為移走了更多人，所以原地就滿足了平均每人3公頃的目標了。不過另外一方面則是前山的水田那一帶，因為原本沒有預料會來這麼多，但一次來太多反而造成那邊很艱困。有時候就是顧此失彼。
這兩個案例你可以看得出來，基本上多數是原地保留，少數移出去。但是1931年12月〈理蕃政策大綱〉實施之後，接下來你看到的畫面就全面都變了，變成是在翻盤，都在翻盤。譬如說，我們一開始在地圖看到的太魯閣地區，立霧溪上游。在區分調查裡面，當地的4、5千人絕大部分都是留下來，只有一小部分，53個人到現在的和平村，82個人到現在的水源村。原地應該有4千人，都是原地保留。後來全部撤離。所以你才會在1942年地圖上面看到清空了嘛，立霧溪上游都沒有部落了，被清空了。
另外一個案例，郡大溪左岸的布農族郡社群，這是在現在的南投縣信義鄉。原本規劃全部原地保留，因為保留地夠多，不用移走。後來呢？全部撤離。這些全部撤離發生的時間都在1931年底之後，也就是〈理蕃政策大綱〉發布之後。很多地方都翻盤，翻案了，都翻案了。
好，那我們又需要好好再解釋一下為什麼會翻案。本來不是都已經規劃好了嗎？幹嘛翻案？那麼有一種可能，我們剛剛提到的森林計畫事業，是由殖產局山林課在主導的。可是事實上原住民屬於警務局理蕃課的管轄範圍。會不會這個理蕃部門一直覺得，原住民保留地應該由我們來劃，不是由你們山林課去劃？所以想辦法把這個主導權給搶回來。搶回來之後就把山林課的規劃都翻案？這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來檢視一下這種可能。正好在1930年9月的時候，警務局理蕃課還真的就開始啟動了一個大型的計畫，叫做「蕃地開發調查」。這裡面分為兩項，「蕃人調查」與「蕃人所要地調查」。那其中的「蕃人所要地調查」就是要去處理那些保留地。那會不會就是在1930年9月的時候，因為理蕃部門開始實施「蕃人所要地調查」，所以劃設原住民保留地的主導權，從山林課回到了理蕃課，所以就翻案了呢？但是我要告訴你，其實不是的。因為如果我們來看這個「蕃人所要地調查」的實施方法，我們會發現它就是以先前山林課畫出來的「準要存置林野」為基礎來做微調。它是一個繼承的關係，而不是翻案的關係。它是繼承的，而且用的方法還一模一樣。
你看到方法「蕃人所要地調查」係根據一調查區域內，蕃人之戶數、人口、生活狀態，算定所要地。如果土地條件無法於該調查區內覓得所要地時才考量是否移住。這方法不是一模一樣嗎？所以你繼承了原本的調查的成果，又用一模一樣的方法，那就只是微調，不會是翻案。我們看到即使把某些被劃為「準要存置林野」的地割出去，因為它不適合耕種，然後再從旁邊的「要存置林野」割了一塊適合耕種的地進來，基本上也都還在傳統領域裡面，而不是拉到山腳種水稻。那是完全不一樣的畫面。所以即使理蕃課不滿意山林課的區分，也沒有要翻案，只是微調而已。
那後來為什麼會翻案呢？它跟一個關鍵人物有關。這位關鍵人物叫做岩城龜彥。他就是在「蕃人所要地調查」啟動之後，被找進來理蕃課當主持人的一位農業技師。你看他的學經歷完全就是農業背景。那很巧合的是，他來理蕃課報到的那一天，是1930年的10月29日，剛好是霧社事件的第三天他來報到。那是因為發生霧社事件所以要找他來嗎？不是。你也知道人事流程沒有跑那麼快，這人事流程可能早在幾週之前就已經定下來了。而是他要來報到的時候剛好撞上了霧社事件。這是一個歷史的巧合。而且這個巧合對於後來歷史的轉向，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機點。
這位岩城龜彥他寫了很多文章，所以我們可以相當地理解他的想法。歷史研究就是這樣，你寫越多文字下來我們越了解你，你都不寫文字就麻煩了。他寫了很多文字，所以我們很清楚，他是一個水稻至上論者。在他的觀念裡面，農業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種植水稻吃白米飯。他認為當時的原住民仍然在幼稚階段還不文明，所以他要協助臺灣的原住民進化為文明人，就是要教他們種植水稻開始吃白米飯。完全是這麼一套思想。
我每次講到這件事情就會有人問我說，為什麼岩城龜彥會有這種想法？所以，我現在這邊就先解釋一下，這不是他的個人想法。這種想法是深植於日本文化當中。日本文化當中白米不是普通的東西，是有一點神聖性的。還有一些稻荷神社什麼的，就是這個稻米的地位不是普通食物。所以日本有地位的人才吃得起白米飯。這也導致有腳氣病的問題，這又越扯越遠。先不扯到腳氣病，我就講一件我們還觀察得到的事情。就你去日本玩的時候，有時候你有沒有發現，為什麼吃個餃子、吃個拉麵旁邊還有一碗白飯？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甚至還有人吃牛排要配白飯的。這件事在我們看來很奇怪的吧？這餃子、拉麵、牛排不就是主餐了嗎？為什麼還要有白飯？可是對傳統日本來說，沒有吃白飯好像沒有吃主餐。就是白米在日本文化當中是有相當特殊的意義的。所以岩城龜彥的這種想法也不是他個人突發奇想，這是他根植於日本文化當中的一套思想。
這是一個歷史的機遇。岩城龜彥來到理蕃課之前，其實「蕃地開發調查」的實施方法就已經定案公布了。記住時間點，方法是9月就公布了，岩城龜彥是10月底才來報到的。所以他作為一個從農業部門來到理蕃部門的外來者，他有可能一來就說，一個月前發布的方法錯了，要訂正？可能嗎？他完全沒有這種正當性。他絕對不可能。即使他個人的理念是要推動種植水稻吃白米飯，可是他沒有正當性，一來就說要改變已經公布的方法。
可是他遇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就是他撞到了霧社事件。我剛剛就跟你講，這個霧社事件不是引發了總督府高層的總辭嗎？總體辭職嗎？所以換了一批新的高官，包括新的臺灣總督。而且這個新的臺灣總督一來就說，以前的政策錯了，要檢討。哇，這正是時候！所以岩城他就獲得了一個大好良機來檢討政策了。檢討來檢討去，他的想法就進到了政策裡面去。
〈理蕃政策大綱〉裡面就有岩城的手筆。我們就來看他手筆在哪裡。第五條。第五條就特地強調說，過去的原住民就在高山斜坡上實施輪耕。輪耕就是刀耕火種。知道刀耕火種是什麼？一塊地種一段時間之後地力衰竭了，就長不好了，所以就要荒廢，然後就移到另外一塊森林，把那片森林燒掉，燒掉之後土壤就變肥沃了，就在這邊再種個幾年，就這樣輪來輪去的。這就是輪耕。因為兩三年後地力耗盡便轉往他處耕作，就導致什麼山林濫伐、表土流失、下游氾濫成災。所以要獎勵什麼？水田耕作這種集約農業。注意，水田耕作集約農業這個關鍵字，在先前的「蕃地開發調查」裡面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現在出現了。然後他又提到，搭配現在正在進行的「蕃人所要地調查」，也要再調查集約農耕適地，就是適合集約農耕的土地。
這個〈理蕃政策大綱〉是在1931年底發布。到了隔年的3月，岩城龜彥就大張旗鼓地宣布，「蕃人所要地調查」的方法要改了。怎麼改呢？本來是一個很廣泛的，針對土地，針對農耕條件的廣泛調查。現在縮小為作為集團移住計畫骨幹重要事項的調查。要查什麼呢？適合開發為水田以及旱田的土地在哪裡？要做這種調查。這是3月。同時岩城也要求各個地方，去調查你們的管區內有多少面積是適合開發為水田。一併去做調查。這是3月的事。下個月4月，地方就陸續回報了，有2千多甲適合開發水田。岩城龜彥非常地雀躍。這是他寫下來的文字。現有8萬6千多名蕃地蕃人，將會全部達到享受文明恩澤的境界。目前我對此非常期盼。大概想說才花1、2個月調查就2千多甲，繼續查下去上萬甲大概都不成問題，可以讓8萬多人都下山。
好，還不只如此。到了6月的時候，又引入了一位同路人叫平澤龜一郎。他也是一個水稻至上論者，就是鞏固了這條路線。本來理蕃課裡面可能還只有岩城龜彥是主張這條路線，現在又多拉一個同路人進來壯大聲勢。而且有意思的是，平澤龜一郎來臺時間1918年，跟岩城龜彥是同一年。所以他們可能老早就是舊識。
好，平澤龜一郎。從此理蕃政策的路線就轉彎了，轉向了水田中心主義。大量的高山原住民開始下山種水稻。這跟1920年代的劃設保留地已經不太一樣。這是我們後來看到的歷史走的路徑。
既然已經提到平澤龜一郎了，我就把時間快轉一下，轉到1950年。在東京有一場座談會很有意思。這場座談會邀集了曾經在臺灣經手過原住民事務的官僚，他們當年用語叫理蕃官僚，或者做過原住民研究的學者，共聚一堂來討論當年在臺灣是怎麼做的，甚至檢討這麼做到底對不對。很有意思的是，1950年日本已經丟掉臺灣了，他們還在那邊檢討當年該這麼做嗎？這感覺就很像是白頭宮女話當年。這場座談會留下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紀錄。包括這位平澤龜一郎他也出席了，而且到這個時候他仍然相信白米是文明進化的表徵。
他怎麼說呢？他說跟之前吃的小米或者稗比起來，白米飯相當好吃。原住民認知了水稻白米的味道之後，就很高興地開始去種水稻，然後他們就開始變成文明人。你可能會覺得真是執迷不悟。不過我來做一個平衡報導。你從這個角度看到的平澤龜一郎，是這麼一個執迷不悟的人。但是他還有另外一面。大家知道蓬萊米嗎？這個平澤龜一郎是培育出蓬萊米的大功臣。他是1931年進入理蕃課的。那他進入理蕃課之前他在幹嘛？培育蓬萊米。現在陽明山的竹子湖不是有一個蓬萊米的原種田嗎？你去那邊看那裡是誰在管的？平澤龜一郎。所以那真的就是他的理念，就是要好好地發展白米的種植技術，讓更多人來種白米。這就是他的理念。這理念一方面可能你覺得產生一些正面的效應，另外一方面對於原住民來說，卻變成是遠離家園的罪魁禍首。這就是歷史的複雜之處。
由於平澤龜一郎培育蓬萊米有很大的貢獻，戰後他回到日本了。20年沒來臺灣。後來1960年代局勢比較緩和，他再度來到臺灣，結果居然受到臺灣農民的熱烈歡迎。臺灣農民還頒發錦旗給他。這個錦旗上面寫了恩重如山，這四個字嗎？我有點不太確定，反正是非常感激他的字眼。歷史人物就是這樣，一方面被某些人相當地懷念感激，另外一方面對某些人來說卻是兇手。這是平澤龜一郎。
多說了。我再多說幾句。平澤龜一郎的身世是很顯赫的。他本姓是伊達，就是仙台藩的伊達家，伊達藩。可是因為他是么子，你知道日本是嫡長子繼承，所以他不能繼承伊達家。那麼對於么子最好的出路就是去繼承別人家，所以他去繼承了平澤家。他本姓伊達，所以前面有提到他哪裡畢業的，東北帝國大學，在仙台。這是額外說的。
不過這場座談會，有另外一個日本人，卻是當場反駁平澤龜一郎。這位日本人叫做馬淵東一。他是臺灣原住民研究相當居功厥偉的一個人。他的立場比較站在原住民的立場來思考。他這樣講，他說本來原住民除了吃小米之外，還可以吃很多不同的作物。另外因為可以打獵，還可以吃到肉。可是現在下山種水稻之後實在太忙了，種水稻很忙，忙到再也沒有時間去打獵，也吃不到其他作物了。吃來吃去都是白米飯，所以他們的營養越來越不平衡。馬淵東一經常要去部落裡面跑田野，他在臺灣跑了幾百個部落，非常可怕的一個人。就要僱用原住民的年輕人來幫忙扛行李。他說他覺得後來原住民的體力越來越不好，吃了白米飯之後體力越來越差，讓他感到心情黯然。
這一場座談會的主持人宮本延人，他也是馬淵東一那一個研究室的人。他就說當年其實有些人是反對，有些單位是反對。到底是誰在反對呢？平澤龜一郎就回憶說衛生部門是在反對。為什麼衛生部門會反對呢？這邊我就再跟大家說，當年面臨的衛生問題是瘧疾。很多高山原住民住那麼高是沒有瘧蚊的，他們甚至已經不知道瘧蚊長怎樣了，也就不知道如何防治瘧蚊。現在你把他拉到低海拔地區，種水稻還要蓄水，根本是在蓄養蚊子。他們完全不知道如何防治瘧蚊。所以瘧疾是得了一塌糊塗。布農族特別慘，因為布農族住得特別高，所以下來就特別慘。布農族有好幾個社群，最早下來叫做卓社群。結果這個卓社群一下來之後全員感染瘧疾。瘧疾是可以驗血液當中有沒有原蟲，全員感染，死亡率過半。1千個人下來，過幾年之後剩4、5百人，是這麼慘烈的一個狀況。所以當年的衛生部門相當地反彈，說這樣子搞會把原住民搞滅絕。
不過我再講一個軼聞。就是那個人還沒有出現，等他出現的時候我再講這個軼聞。總而言之瘧疾問題就是一個反對的原因。宮本說當年的山林行政部門也是有反對的意見。可惜他沒有講清楚為什麼反對。不過我猜主要仍然是跟土地由誰來主導的問題有關。因為如果這塊地要給原住民，可能山林課原本把它當作是一塊森林保留地就有衝突。這時候宮本延人他自己也表態，他說他當年1930年代他也是反對的。他反對的原因是原住民就是住在山上的人，他們就適合山上，所以你應該做的是發展山上的產業，讓他們留在山上發展。我們要做的不是叫他們搬到山腳，我們要完善道路，讓人們從山腳到山上的交通是方便的，讓他們來發展山上的產業。這樣不是很好嗎？而且這種意見也不是只有宮本延人這麼說。等一下有位大人物也這麼說，等一下我再講。
這個鈴木秀夫登場。鈴木秀夫是在1933年至1937年擔任理蕃課長，可以說就是當年的那個罪魁禍首，名義上的罪魁禍首。他說那時候臺灣正好要指定國立公園，也就是國家公園。因為指定國家公園會牽涉到原住民，所以他也會成為國家公園委員會裡面的委員。在委員會裡面討論就有人質疑說，如果你要讓習慣山地的原住民下山，然後把他們的老家指定為國家公園，然後他們又變成觀光客回來觀光自己的老家，這樣不是很奇怪嗎？為什麼不讓他們留在老家，然後利用他們的人力來當作國家公園的人力呢？這種反對意見也是有的。
鈴木秀夫他後來就說，因為種種反對，所以後來強制移住的規模已經有所縮減。這個鈴木秀夫的一段軼聞，我就順便講一下。鈴木秀夫回憶說有一次他遇到一個陸軍的軍官。這個陸軍軍官就跟他稱讚說，哇，你們這個政策實在太高明了，你們這樣不用自己動手原住民自己就會消滅掉。然後鈴木秀夫就大吃一驚說，沒有沒有，我們絕對不是要消滅原住民，我們要提升他們的生活水準。為什麼這個陸軍的軍官會那麼講？因為我剛剛講到那個瘧疾的問題，讓很多原住民死掉。這個陸軍軍官也知道這件事，所以他說很高明。是這麼樣的一個軼聞。
那很可惜座談會有一個重要人物沒有出席，就是奧田彧。這位奧田彧是臺北帝國大學的農業經濟學講座教授。他的論點其實就是剛剛宮本延人講的那套論點，就是應該要開發山上的產業，讓原住民留在山上。其實你不覺得「蕃地開發調查」，字面上的本意就是要開發山上的產業嗎？可是後來他的做法變成是要下山種水稻，這跟蕃地開發的原意好像已經不一樣了。這是有轉折的。
這奧田彧，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誰，我就再多講一件事。他有一個學生你一定知道是誰，李登輝。農業經濟嘛。那，我讓大家看了這麼多反對意見，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所謂的日本統治階層，不會只有一個單一的意志，單一的目標。我們雖然經常用擬人化的說法來說，統治者就是一個人，國家機器就是一個人，就一種想法，一個目標。其實不是。國家是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門在運作，而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門，其實可能想法都不一樣，目標都不一樣。他們必須要爭奪主導權。
那麼水田化以及移到山腳這條路線，之所以在1930年代取得上風，其實有一些偶然的，就是霧社事件碰到了岩城龜彥，缺一不可。怎麼說缺一不可？假如沒有霧社事件讓新的總督說要檢討政策的話，即使岩城龜彥待在那個位置上，他也不能改變既定方針，因為既定方針已經公布了，你不能說改就改。或者說，假如發生了霧社事件，但是在那個人位置上的不是岩城龜彥，如果是奧田彧那一派的人，那檢討出來的結果是不是就另外一個風貌了？很有可能嘛。一樣是檢討，不過檢討出來的結果，可能變成我們要多蓋一些山地的道路，讓我們可以更加地開發山上的產業。搞不好也跑出這種結論。所以就是一個特定的時機，跟一個特定的人物在當下碰撞，導致了這個歷史轉換的結果。
我覺得做歷史研究會感到振奮，或者說感嘆的那個moment，就是你發現了這個關鍵的時刻，你就會有點感嘆，如果這個條件稍微改一下，後來歷史是不是就不太一樣？其他路線的勝出也不無可能。你不要覺得把原住民移到山腳種水稻，那是一個歷史的大勢所趨，或者像目的論的那種想法，歷史的結局就一定是這樣。我這樣看下來我覺得它不是一定的，它只是剛好因為這些種種的事情變成這樣子。
既然確立了這一條路線之後，相關的一些計畫就開始出爐。像是雄心萬丈的〈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打算要從1934年度開始，以10年的時間把3萬人移到山腳種水稻。這個計畫書這樣寫的：理蕃終極目標的達成，在於將散居於深山的蕃人，集團移住至接近平地的山腳外側農耕適地上，令其一改輪耕農法而就定地耕，然後再加以積極授產。授產就是教他們種水稻，因為原住民不會種水稻，要教，使他們接近平地文化，脫離野性。講得很白了，要教他們種水稻才能變成文明人。
為了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每戶要分配0.65甲的水田。0.65甲多不多呢？不多。那個時候平地的農家平均一戶大概就是1甲左右。那麼原住民分0.65甲，而且可能那個土地是比較貧瘠的，因為肥沃的地早就被開闢完了。到了這個時間點還沒有開闢，可以擠出來開闢，大概也不是太好的地。0.65甲不多，能不能溫飽都不好說了。所以有人問我說，日本統治者要原住民下來種水稻是不是因為日本缺米？我跟你講，這麼少耕地原住民可能都不太夠吃了，你就不用想到會有多餘出來的運到日本本土。
好，可是你要先找到這些地。深山幾乎找不到適合水田的地方。所以除了求諸於平地，別無他法。要怎麼求諸於平地呢？官有地不用說，不夠的話就跟民間買地，想辦法要先找到一片可以開闢為水田的地，才能把原住民拉下來。有些其實是已經開好的熟田了，像是霧社事件之後，參與事件的那些人不是被移到川中島社嗎？就是現在的清流。清流那些水田都已經是開好的，是平地人在種。所以是官方跟平地人買下來，然後再發配給那些原住民。
不過後來這個計畫顯然是沒有成案。這個計畫書裡面寫的那些，哪些社要移多少人到哪裡去，最後算一算只實現一成多一點，大部分都沒有實現。這也是要順便提醒大家，因為我注意到有很多研究都引了這一份十年計畫，而把十年計畫裡面的內容當真了，以為計畫書寫得這麼具體詳細，哪一年哪一社多少人到哪裡去這些都是史實，但是其實大部分是沒有實現的。
為什麼沒有實現呢？原住民也不是塑膠做的，他們會抵抗。這個抵抗就會改變了計畫。剛剛既然已經講到了，布農族的卓社群率先下來而遭受瘧疾的肆虐，那我就接著這個再講下來。那這個卓社群的狀況，當然也會傳到布農族其他社群的耳朵裡，包括這個丹社群，他們還沒有下去，他們也聽說了卓社群的慘狀。因此他們就開始抗拒。他們聽說官方要把他們移下去的地點，就在卓社群的地點的不遠之處。卓社群移下去的地點在現在的南投縣信義鄉的萬豐村，然後丹社群要下去的在地利村附近，相隔不遠了。所以丹社群就怕了。卓社群去到那裡，都濁水溪旁，去到濁水溪旁都那麼慘，我也去那邊，我 ∫是不是也會死於瘧疾？就怕了。怕了就有人逃亡，就有60多人翻越中央山脈逃到花蓮去了。
如果你有聽說過，在花蓮的萬榮鄉有個村叫馬遠村，還曾經出過一件事，就是他們的遺骨被臺大挖走了。那些馬遠村的布農族哪裡來的？從南投翻越中央山脈跑過去的。60多個人就先跑過去了。那麼你如果是統治者，你現在發現，你本來打算要把他們移到A地點，結果他們還沒去就逃跑了，跑到B地點去了。你要怎麼辦？你可以很蠻橫，那就用暴力把他們抓回來，抓到A地點去。但是那成本也很高，你要配置多少軍警力量。所以日本採取的是一個比較柔性的做法，就是說你不想去A，想去B，好嗎？那你們就通通都去B。本來丹社群有1千個人，本來預定要去地利村那一帶。現在既然已經有60多個人跑到馬遠那邊去了，改變計畫你們都去馬遠。結果又遇到抵抗。剩下那些人說想去馬遠是那60多個人又不是我，又不代表我想去。所以還是在抵抗。日本發現這樣硬搞不好，搞不好會引起暴動。所以馬上再換了一個更柔性的做法，就是邀請那60多個已經跑到馬遠去的人回來，說服你們的親戚朋友。被說服的親戚朋友再滾雪球，再繼續去說服你們的親戚朋友，用自己人來說服自己人。而且還要搭配眼睛看得到的儀式。只要蒐集了十來人被說服了，就轟轟烈烈地舉辦宣誓儀式，對天發誓我要去花蓮。為什麼要這樣做？讓人家看得到。為什麼？看得到是很重要的。如果被說服是看不到的，你可能還沒那麼容易軟化。可是當你看到這麼多人被說服了，你會動搖。你今天看到你好朋友去宣誓了，明天看到你的親戚也去宣誓了，會逐漸地打擊你抵抗的決心，慢慢會鬆動。就這樣搞了兩年，結果還真的把1千人都移到馬遠去。就不照原本的計畫走了。
所以我這也是要告訴你，原住民是會抵抗的，而且改變了結果。但是更大的原因是土地取得的問題。你想把原住民移到山腳種水稻，你得先在山腳找一片地。但是如果找不到那就沒有辦法移下來。可是平澤龜一郎事後的回憶，因為這時候都已經1930年代了，山腳地都已經有人了，都是別人的了。如果是民間的你要想辦法跟他買，如果是官方的，也不是屬於理蕃部門的，是別的部門的，別的部門的地你也不能隨便拿來用，你要跟他協商，你可能要跟他交換。如果人家不願意跟你交換你就拿不到。反正不容易。拿不到地就沒有辦法移下來。所以因此最後實現率就是這麼地低，略高於一成。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事實上是一直有一些力量在撤走的。因此到了1934年3月的時候，不得不再次召開共識會議，再次來檢討理蕃政策。在會前的時候，《臺灣日日新報》就已經披露了，這一場會議要討論什麼。報紙這麼寫：移住平地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將蕃人全部都移到平地的話，現地保護開發主義也應該要考慮。會議的結論果然有關蕃人移住事項，不一定要移到平地。重點是要讓他們經濟自主、生活安定。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發現，移到平地的構想已經開始受到阻力了，你必須要有所限縮了。不再像是三年前岩城龜彥想的，可以讓8萬多人都下來，已經辦不到了。
所以1934年暑假的時候，岩城龜彥也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他必須要面對現實。他寫的文字，事實上就是沒有那麼多的地可以來安置這些原住民。他算了算，在這8萬多人當中，大概有過半是沒有辦法移下來的，還是必須要留在原地。那怎麼辦？沒有下來就沒有辦法種水稻，那只有種陸稻。這岩城寫的，我們在山上推陸稻，讓食用米飯的欲望獲得更多滿足。你就可以看出他的白米偏執狂多麼地嚴重。
好，雖然這個十年計畫沒有實現，不過岩城龜彥就想方設法，用不同名義讓它繼續做下去。就是這個「蕃人所要地調查」，它是1930年開始實施，5個年度。所以到了1934年也差不多要結案了。那剛剛那個蕃人移住十年計畫，也是要從1934年度開始做，但是沒有成案。他就用這個方式，他就說「蕃人所要地調查」已經要結束了，可是還沒做完，必須要延長。所以還真的讓他成功延長三年，三年之後又兩年，總共延長五年。這五年做什麼呢？就是尋找合適地點來給原住民移住。好，所以就這樣持續到1940年時局又發生了變化。
1940年日本已經發動戰爭了。這個時候可能是因為一些經濟上面的禁運，熱帶物資進不來。日本帝國就想辦法在帝國領土內自行發展熱帶栽培業，特別需要這些資源，咖啡、可可、奎寧。奎寧就是用金雞納樹提煉出來治療瘧疾的藥物。那要咖啡要幹嘛？要提神，這個軍人打仗要提神，不然沒精神，這也是軍需物品。既然進口沒辦法就在國內自己搞。當時日本領土內可以搞的就是臺灣南部，所以在屏東、臺東這些地方，搞什麼咖啡產業、可可產業就成為國策。現在還有遺緒，現在屏東不是又有什麼咖啡、可可產業又復興了嗎？那都是當年的遺緒。
這時候理蕃部門發現有一個新的正當性來源來了，就是國策。所以，我只要把集團移住跟國策綁在一起，我就有理由去爭取土地啦。所以就順勢推出了這個促進國策事業的集團移住計畫。那理由就改成說，我們把原住民移下來，可以去種植熱帶栽培業，種咖啡、種可可。所以因此就出現了這個計畫。我開頭一開始講的那個大龜文群的根也燃社，從屏東移到臺東去，就是這個計畫。
那現在你如果走南迴公路，你會經過一個部落叫森永。為什麼會有個部落叫森永呢？大家知道森永是一個品牌吧？是什麼品牌？糖果品牌。他們也要做巧克力。那巧克力的原料哪裡來呢？就在臺東那邊開一個可可種植園。雖然後來他們被撤走了，可是那個地方後來還是被叫森永，是這麼來的。跟這個有關。不過這個計畫也沒有做完就停了，完成率不到三成。為什麼呢？因為1941年日本就佔領了東南亞，直接控制了熱帶經濟圈。這樣一來，在臺灣搞熱帶栽培業的需求就沒那麼大，這個熱潮就冷卻下來。
好，我只是要告訴你，這個沒有實現的計畫，仍然被許多研究當成是一個史實寫進去了。你要小心，政策也好，計畫也好，不一定會實現的。因為計畫趕不上變化，現實會改變那些原本的規劃。
到了1944年的時候，高雄州又再次擬定了第二次的集團移住計畫，想要把大部分的排灣族移到山腳。這一次每戶只能配0.5甲的水田，還要編列預算去買。編列155萬，你也不知道到底多不多。我們參考一下那個時候高雄州的歲出決算，經常部門只有400多萬元。那麼要編出200多萬元那可不是小數目。編出155萬不是小數目。但是這個只完成1944年度，後來日本戰敗，所以也就沒有做下去啦。不過還是被一些人當史實寫進去了，要小心。
好，那麼我們再來檢視一個問題。一開始我提到的學界裡面常用的解釋，不管是資本主義化也好，或者地方化也好，其實都傾向用單一的因果因素來解釋歷史。那這會遇到問題呢？就是我們來看資本主義化好了。我這樣子一連串的事件講下來，你們有看到很積極要發展資本主義事業的跡象嗎？我看來看去只有1940年那個熱帶栽培業，會需要搭配大的財團。除此之外，我們幾乎看不到要發展資本主義事業的企圖。主要的企圖是要讓原住民種水稻。他們那些日本的農業官僚認為，這是幫助他們進化，幫助他們生活水準提高，而不是要發展資本主義的事業。
但是如果你就是要想用資本主義化來解釋歷史，你很可能就會把其他不太相干的因素都混為一談說，這也是資本主義，那也是資本主義，好像什麼都是資本主義的陰謀。不然就是只要跟資本主義無關，就把它當成一個背景板就好了，就不用去解釋，它就是一個背景。那麼只用一個地方化你也無法說明很多轉折。為什麼在霧社事件之前，只要在原地劃設保留地就可以收編了？霧社事件之後要拉到山腳種水稻才能收編嗎？難以解釋。又或者為什麼1940年要搭配熱帶栽培業，然後隔年又要放棄？這跟收編有關嗎？實在是難以解釋。
我也不是要說資本主義化或者地方化不起作用。我想強調的是，它們都不是唯一的因素。影響歷史的過程，是了很多因素在爭奪主導權，爭奪影響力。在某個時候可能某個因素被強調出來，它有比較大的影響力。但是到了下一個階段，它可能又被壓制下去，由其他的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以你為什麼覺得歷史會轉彎？因為在不同的時間點，主導的因素可能是不同的，你就覺得轉彎了。所以不會只有單一因素。這是我的重點。
那麼剛剛講到，原本雄心萬丈要把8萬多人都移到山腳，後來發現沒有那麼多土地，最後只移了3萬多人下來。那就有一個很殘酷的篩選，誰下來？誰不下來？我做了一些分析，這邊就不講細節了。分析的結果就是，我發現一個社只要地勢愈陡峭，或者農耕愈粗放，它就愈可能下來。如果它已經有水田了，它很大的機率是不會下來。有水田就不會被移動，沒有了才容易被移動。這也很吻合我們剛剛一路上看到的政策目標。
那另外，雖然很多人認為你是不乖才被移下來，可是當年日本的統計厲害到，連這個社裡面有幾個人比較聽話，幾個人不聽話都有統計。我們把這種數據拿來跟它會不會被移下來做一個分析，我們就發現是沒有關聯。也就是一個社，即使有很多人不聽話，但是已經有水田了，它就大概不會下來。這個社雖然看起來很聽話，但是太陡了，或者農耕太粗放了，不好意思，還是要下來。所以主要的核心考量，就是要把施行粗放輪耕的原住民改造為水稻農。因為這些農業官僚真的很相信這樣是一種進化。
那這就產生副作用了。因為移住的過程是以分配水田為核心，先找到一片可以開發為水田的地，然後開始分配。它不是以社群或者社為核心來考量，是以耕地為核心來考量。所以就經常沒有顧及到社或社群的完整性。經常是這一片地可以分配給50戶，就拉50戶過來。那一片地可以分給30戶，從別的地方拉30戶過來。所以經常一個社就被拆成好幾塊，到不同的地方去種稻了。這就導致了原住民產生了被分化的感覺。為什麼我們都同一個社的，卻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就覺得舊有勢力關係中斷。
另外一方面又會出現的狀況是，關係疏遠了，甚至還敵對了的兩群人，被移到同一塊地方種水稻。這導致的問題就是不容易團結。這種情況在南部的排灣特別顯著，因為排灣有傳統的貴族領袖。當一塊新的村落裡面有兩個社的傳統領袖，那誰大誰小就吵起來。
剛剛的副作用看起來還是比較負面，但是副作用就是沒有預期的，有壞的，也會有看起來不錯的。譬如說，廖守臣他是一位太魯閣族的歷史學者，他就認為本來太魯閣族的部落是相當地部落主義，只要不是我這部落就非我族類，相當排他。可是這個集團移住把很多不同部落的人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產生了集體意識。不管你來自哪個部落，我們都是Truku（德魯固），我們都是被日本統治的，產生了一種集體的意識。
還有像這個布農族的問題。布農族有一套非常嚴密的氏族制度，而且決定了誰和誰可以結婚，誰和誰不能結婚，規定多如牛毛。譬如說，如果男方、女方是屬於同一個大氏族，是不可以結婚。或者男方的父親的宗氏族跟女方的母親的宗氏族一樣也不能結婚。或者雙方的母親同一個宗氏族也不能結婚。就不講了，很麻煩。所以布農族要找一個可以結婚，經常是要跑很遠才找得到，而且找到的年齡還差很多，就會出現老少配。那麼集團移住剛好緩解了他們的婚姻難題，因為把不同的氏族聚集在一起了，結果就近就可以找到可以結婚的人。
這也是副作用。這個感覺是好還壞呢？好像也沒那麼壞嘛。如果你把結果當成動機去講，你會講出一個很奇怪的故事，就是變成說日本也知道布農族結婚很麻煩，為了要解決他們結婚的麻煩，所以推動了強制移住，讓他們容易結婚。你信嗎？我是不信。不過如果你用結果來當動機講，不就變成這樣子了嗎？
我們就來談動機吧。其實我們不需要用缺乏證據的陰謀，來證明原住民的社會遭到分化。這動機是什麼呢？無所謂。重要的是以個體、以家戶為單位的分配方式，很容易導致群體的分化。這個類似的案例剛剛館長有講過，莫拉克風災之後永久屋的分配問題也發生了。那我再多說幾句，因為這個永久屋的分配問題是以屋換屋，就是你在舊部落裡面你有房屋權狀，你就可以在永久屋基地換得一座永久屋。那問題就出現了，像是在南部的族群，他們是長子繼承或者長嗣繼承，也就是房屋所有權只給長子或長女，那弟弟妹妹就沒有了。那弟弟妹妹可能也還是住在老家，或者戶籍也還掛在老家，但是手上就是沒有權狀，所以他們就不能換到一棟永久屋，然後就被拆散了。大哥或大姐可以去，弟弟妹妹都不能去，就出現這種問題了。你能說這個永久屋的分配有什麼陰謀嗎？想要拆散部落嗎？其實也沒有想那麼多，單純就只是想到說山上的房屋毀了，所以要換一棟新的給他們，然後採取的做法就導致這種裂解的結果了。
但是人們通常很想要知道動機，好像不知道動機就沒有真正解答問題。像不知道有沒有人還在看柯南？我已經不看了，棄追了，因為拖太久了。你不覺得柯南裡面把犯罪過程講出來好像沒結束，必須要讓犯人認罪說出他的動機才結束？那個動機沒講出來只講犯案手法好像沒有結束。我們很多歷史研究也會有這樣的渴求，我們想要知道動機。所以就會引導我們把重心，放在政策研擬過程當中的一些檔案、文書，像是計畫書，然後裡面都寫滿了動機。為什麼呢？因為計畫書是拿來要錢的，所以你要有一些很正當的動機才要得到錢。所以裡面充滿了動機。
但是不要忘記了，考察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因為計畫書在落實過程中經常會遭到改變。我剛剛跟你講很多了。所以你從動機就來推定結果一樣會出問題。前面告訴你，把結果拿來當動機會出問題，現在又告訴你把動機來當結果還是會出問題。所以歷史研究不要偷懶，我們就是一步一步來。我們不要拿前面推後面的，也不要拿後面推前面的。
我們的關注重點是什麼呢？就是動機雖然可以推動事情發生，但是事情會怎麼展開呢？通常不是動機就可以決定。是什麼來決定的？事情是怎麼做的？搭配的外在條件是什麼？還有很重要的特定時機。在不同的時機碰撞結果會不一樣。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這件事情了。我們不要只看到動機或是看到結果就算了。我們要注意到什麼呢？怎麼做？怎麼展開的？還有他在做的時候搭配了什麼樣的外在條件？還有時機。這樣子我們才能把來龍去脈，或者說因果關係，做出一個比較合乎歷史的解釋。
好，那麼我今天就停在這裡，歡迎大家提問。
我從史料上來看，鈴木秀夫真的就只是一個長官而已。他講出來的話就是比較朦朧不具體。真正講得很具體的都是岩城龜彥，而且他也是「蕃地開發調查」的主持人，他要負責寫報告。那這個作為長官，可能就會把這個報告裡面的一些重點，把它當成是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再把它講出來，那就比較朦朧模糊。所以，我認為主導者是岩城。
我認為動機經常可以推動事情開始發生，開始展開。但是再來事情要怎麼展開，就不是動機可以單方面決定。它大概扮演就是一個啟動事情的一個角色。所以我們了解動機也還是有幫助，畢竟事情也開始啟動了，跟動機是有關。當然啟動之後就會開始有些變化，會隨著一些條件沒有按照原本的構想去走。
你想談的是有一些貫穿歷史的根本因素，來推著事情往某個方向前進嗎？我今天分享出來的觀點很明顯就不是這樣。我今天分享出來的觀點，反而是跟你說歷史會往哪邊走沒有辦法預先就確定，因為有太多不可預知的因素可能就讓歷史轉彎了。
你這樣看會覺得東部比較多嗎？其實西部也很多。像這裡都是西部。這裡是不是都被移走了？主要不是按東西部分，主要是按地勢的陡峭，還有農耕的粗放程度去分。像這個地方地勢又陡，農耕又粗放，這裡也是。你去過太魯閣峽谷就知道有多陡。這種地方後來很容易就被清空。地勢平緩一點，農耕稍微集約一點的，就不會是優先名單。
像北部，北部泰雅族為什麼在這一波被移動的比較少？是因為在1920年代就已經努力地開闢梯田。你今天沿著大漢溪往上游走，應該可以看到許多梯田的遺跡。現在可能沒有種東西了，以前都是用來種水稻。以至於到了1930年代的時候，泰雅族已經不是優先對象，因為他們已經開出水田了。所以你也可以發現，開闢水田也不是1931年才開始的，也是早就有的。
那這轉變的意義在哪裡呢？轉變的意義在於1930年以前，並沒有把開水田當成是最重要目標。1930年以後是最重要目標。甚至為了要開闢水田，不惜讓你遠離傳統領域到山腳。就是它的優先順序被抬到很前面去。這也是一種轉變。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謝謝老師今天精彩的演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