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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六四运动，官方、民间、海外都各说各话。官方说六四是境外势力煽动学生的产物，民间说六四是反贪污反独裁的运动，而海外则更多的是渲染共产党对学生的迫害。
今天我们就聊聊六四运动。
中共宣传机器反复的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把这次会议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但只要阅读一下这次会议的公报，就会发现全文都没有改革开放四个字，甚至明确的说不许包产到户。与其说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的标志，不如说是邓小平掌权的标志。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毛泽东的错误，否定了毛泽东的权威。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毛泽东提拔的华国锋。主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华国锋后知后觉，但也为时已晚，不久就黯然下台。邓小平时代从此到来。
会后便掀起了否定毛泽东的高潮。什么伤痕文学、推倒毛泽东塑像、撤销人民公社、分田分地、允许私营经济，接踵而至。从1978年到1983年的所谓改革，就是清理毛泽东遗产。
邓小平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官方对毛泽东的讨论到此为止。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涉及民生的轻工业，发展缓慢。官方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只要想一想就能发现其中漏洞。这种矛盾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存在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有了自行车还需要摩托车，有了摩托车还需要汽车，有了汽车还需要电车。
十九大报告对这一结论做了升级，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永远是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矛盾。
1981年中央开始下放权力，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企业是国家的，银行是国家的。有自主权的企业纷纷借贷，有的以扩张的名义谋取私利，有的直接把借到的钱当奖金发给员工。至于这其中的各种人情世故，则发展成为日后博大精深的潜规则。那一时期，企业是最好的单位，想进企业的人不亚于现在想当公务员的人。
为了建立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权威，1982年共产党抓住安徽小岗村分田单干这一典型，开足宣传机器，鼓吹“一包就灵”，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声称包产到户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80年代后农村粮食产量确实有很大提高，但粮食产量的提高与包产到户并没有因果关系，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使粮食增产的真正原因是七十年代化肥的引进和八十年代杂交稻的推广，以及高效农药等科技的作用。被树为包产到户样板的安徽小岗村，至今依然不富裕。如果说包产到户有什么贡献，那就是农村人口外流，为城市提供了劳动力。
也是在1982年，在邓小平、陈云的推动下，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各种强制措施纷纷出台，人像牲畜一样被拉去引产、结扎、上环。名义上计划生育被宣传成利国利民的国策，实际上这是执政能力低下的表现。
1984年陈云搞了一个价格双轨制，给已经放权的企业添砖加瓦。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内生产的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内”价格出售，超出计划生产任务之外的部分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出售。市场价格远远高于计划内价格。
上一次搞双轨制是在大跃进以后。那时候民生凋敝，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1961年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制定了一个政策：对生活必需的商品实行定量供应，定量供应的商品价格由国家制定。在定量供应之外，在市场上高价出售糖果、糕点等副食品，开设高价饭馆，回笼资金。陈云凭借着国家机器，强力推广这一做法，而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动不动就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这一政策缓解了通货膨胀，买单的是用高价购买副食品的人民。
官方称价格双轨制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陈云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云故伎重演，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上一次是完完全全的计划经济下进行，目的是回笼资金。计划外糖果价格固定，而且和个人利益毫无关系，赚的钱回到银行，个人操作空间很小。而这一次的双轨制，计划外可以自主定价，自主定价操作空间巨大，极大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他们只需要批个条子，就可以拿到计划内的价格，然后转手以市场价销售，钱就进了自己的腰包。倒买倒卖的群体被民众称为“倒爷”。倒爷成为了最早的白手套。没关系做不了倒爷，于是有关系的利用关系，没关系的跑关系。这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引发了百姓的普遍不满，或者说是羡慕嫉妒恨。大家眼里，这样的人才有本事。
短短几年，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忽然变成了以经济为纲。金钱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贪污腐败，极大的败坏了社会风气。企业大量的贷款，货币大量增发，财政出现严重赤字。国家开始大量发行国库券，通货膨胀严重。无论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经济都一片混乱。
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突然可以自由流动。同时城市里积累了至少2000万的待业青年。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封闭已久的国门突然打开。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出国成为时髦。录音录像各种糟粕也大量流入国内，社会青年竞相模仿。帮派、黑社会死灰复燃，车匪路霸更是家常便饭。
1986年10月以后，经济改革在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之间徘徊。有的干部认为先要理顺价格，再改企业。当时最为畅销的彩电，计划外价格远远高于计划内。而真正赚到钱的是倒腾计划内电视的倒爷和他们的后台们。也有领导认为，双轨制短期无解。双轨制的发明人陈云甚至对赵紫阳说，在你有生之年价格都理不顺。在这种反复的摇摆中，许多人钻了空子。
到1988年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从1987年的7.3%飙升至1988年的18.8%。这是官方的数据，实际情况只会比这个更糟糕。
1988年5月14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了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赵紫阳和阿方辛谈起中国的通货膨胀，在1988年年初达到了9.4%。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说：我们的通货膨胀如果能在百分之一百以内就谢天谢地了，因为从1945年开始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长期在10%以上。1988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4000%。
这次会谈直接导致赵紫阳坚定认为快刀斩乱麻进行价格改革可防可控。1988年5月25日，总书记赵紫阳召集中央十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闯关事宜，也就是要快速价格并轨。名为商议，实际上就是通知大家自己的计划。会场上仅有的两位经济学家明确表示反对价格闯关。他们列举韩国1979年通货膨胀后，民不聊生，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朴正熙强硬压制，最终被反对派刺杀，以警示赵紫阳。
春风得意的赵紫阳，对他们的意见不屑一顾。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不理顺价格，市场调节就是一句空话。总理李鹏应和赵紫阳的发言说：物价非改不可，没有回头路可走。有一种政客，支持你的时候有多坚定，抛弃你的时候就有多坚决。他们没有是非观，有的只是对利益的把握。
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要求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在两三年内实现价格并轨。奇怪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通过价格改革方案，具体实施方案尚未制定时，国内新闻媒体便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一时间谣言四起，社会普遍流行“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翻”的传言。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迅速增长，从农村到城市出现了挤兑和抢购风潮。也就是这一年，茅台酒从20元一瓶涨到300元一瓶。之前滞销的商品全部被抢购一空，银行储蓄比预计减少了400亿元人民币。银行不得不大量印纸人民币。
1988年，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一居民家中发生火灾，竟然是由于户主囤了400盒火柴引起。1988年8月19日，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物价、工资闯关的决定，给本就疯狂的市场来了个火上浇油。1988年12月通货膨胀达到26.7%。物价飞涨的同时贫富分化加剧，整个社会一片躁动。
与此同时，从1978年开始犯罪数量持续递增。1981年达到10万人89.4件，与1950年镇压反革命之前的犯罪率相当。1983年开展严打，严打的程度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也是绝对让人心惊胆战。严打初见成效，1988年犯罪率降到每10万人77.41件。到1989年初，犯罪率飙升至每10万人181.49件。
价格闯关出师不利民怨沸腾。1988年8月29日，赵紫阳和李鹏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价格闯关，集中力量治理经济环境，建立经济秩序。取消了一些已经实施的企业改革措施，收回了中央下放到地方和企业的一些权力。
从1988年9月10日开始，对个人3年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贴补，缓解了因通货膨胀预期带来的通货膨胀。但是也随之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停滞。
80年代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毛泽东的权威扫地，马克思主义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所有人都在讨论政治改革。1986年冬，在中国众多城市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大学生游行运动。安徽大学生首先提出民主选举和反贪污，并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对于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理解。胡耀邦在民间声望日隆。
1987年1月，胡耀邦被邓小平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邓小平指定赵紫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名义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副总理李鹏提升为总理。
1989年春天的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经济学泰斗千家驹在《世界经济导报》和《台湾联合报》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倒退不是没有可能的——千家驹评李鹏政府工作报告》的文章，对当时的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回到官僚资本主义。
1989年元旦晚会上，姜昆讲了一段相声《特大新闻》，对社会中的各种乱象进行了讽刺。这个相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政治局甚至为这个相声开会进行讨论。但因为这个相声是李瑞环审核过的，所以没受到处罚。之后电视的审核更加严格了。相声《特大新闻》里说，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一语成谶。
1989年4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胡耀邦突然心脏病发作。在场只有江泽民随身带了急救包，里面有硝酸甘油。江泽民特意强调自己没有心脏病，是老伴要自己带的。虽然江泽民后来的提拔有偶然性，但从这一细节能看出他的确思维缜密。经治疗，胡耀邦的病情好转，甚至开始工作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吃西瓜诱发心梗复发，突然死亡。4月吃西瓜这一细节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天，也就是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几天后，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代表下跪，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保障新闻自由、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财产、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如实及时的报道学生运动。
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学生规模越来越大。学生们决定以非暴力不抵抗为原则，进行无限期罢课抗议。20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超过20万人。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上一次华国锋出访朝鲜回来就变天了，这一次也不例外。4月25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一锤定音，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社论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治。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只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学生们听到这个社论的时候，情绪都非常激动。参加反革命动乱一旦写入学生档案，对他们的前途是致命的毁灭。几十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当即决定，4月27号全是学生大游行。首都乃至全国各阶层人民声援学生。
运动持续到5月。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称要以疏导为主，要劝导学生复课。经过多方努力，北京的学生运动逐渐降温。但各地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
5月1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学生运动还没有停止，天安门仍然像集贸市场。邓小平颜面扫地。5月16日，赵紫阳在公开场合说，重大决策都要经过邓小平。这当然包括之前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导致五月十七日游行队伍的口号开始针对邓小平。之后，以中共幕僚严家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严家祺、包遵信等发起《五一七宣言》。宣言里公开的称邓小平是中国的皇帝，要求结束老人政治，要求邓小平下台。这彻底的激怒了邓小平。
总书记赵紫阳名义上是最高领导人，但大家都知道军委主席邓小平才是幕后老板。但把这一事实说出来，与赵紫阳遥相呼应，让邓小平产生了联想。
5月19日，自知政治生涯结束的赵紫阳，于凌晨前往天安门广场，劝学生们回去，并暗示再不回去很危险。
5月20日，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开，但仍有数千名学生留在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10点，戒严部队发出了紧急通告，要求广场人员撤离。6月4日，清场开始了。有学生受伤死亡，而那些学生领袖早就溜之大吉。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彻底把学生运动定格为反革命行为。在国家机器面前，学生们不堪一击。学生领袖纷纷逃亡。64事件告一段落。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由国外的大环境和国内的小环境造成的。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会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意思是：发生学生运动都是别人的原因，和我们的领导管理没有关系。邓小平还说：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一只手硬，但另一只手软了。意思是：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放松了，才发生这样的问题。
应该说，六四运动就是在经济改革初期，贪污腐败、通货膨胀、犯罪横行、价值观扭曲、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中，产生的一次学生运动。这些问题无不是共产党执政能力低下所导致。只是中国没有反对党，这群学生充当了反对党的角色。邓小平虽然是改革派，但只要改革危及共产党的执政权力，危及个人地位，他就毫不含糊的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上，自己永远正确，决不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
1989年以后，那些参加过运动的大学生不被信用，改革派销声匿迹。一批坚决拥护中央的官员得到提拔。各级官员闷声发大财，贪污腐败有增无减，犯罪率更是直线上升。普通人都盼着退休领退休金，而高级工仆们却忘我的工作，把退休视为大公无私。红二代们不是官运亨通，就是赚的盆满钵满。尽管如此，由于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国内再也没有爆发过类似89年的运动。
2020年中国的维稳经费高达2100亿美元，超过军费，足以实现当年的免费医疗。2020年李克强透露，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口超过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