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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代表大会：权力与合法性的剧场
党的代表大会，对，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党的代表大会给你盖这个章的话，你就是一个篡权者。
那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选择，我们看不到它有任何规则。其实中共体制的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它有这个合法性赤字，它面对它内部的精英有一个合法性赤字，就是说你习近平可以做，那胡春华也可以做，他如果有这个能耐，他如果能搞倒你，他就可以做。
那越亲密的同志，越是他危险性大的敌人，越是他和他一起共享权力，他的政治局常委同事就越是对他有威胁。这也是当年邓小平在周恩来晚年、毛泽东晚年对周恩来讲的一句话，说你因为离主席最近，说你更应该要约束自己。
中共这样的政权，那么它不接受民主制度，因此掌权的人，包括掌权的这个党，都是没有合法性的。
## 寻求困惑的解答：从现实到抽象
您说接下来其实你想解答的都是自己的困惑，那我觉得您应该梳理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再回头看你这几十年做的研究，你最想解决的困惑是什么？
从现实来说，当然就是想回答中国在毛死以后，本来是一个有生机、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态势，这么一个年代，为什么这个年代它的结尾是一个血腥的镇压？那么这是最开始的一个想寻求的一个对现实当中的困惑，寻求对这个解答。
当然我个人从当年读书，也都有一种癖好吧，这种癖好就是不断地希望往抽象的层次去追寻。在大学期间，我对学新闻之所以不太满意，就是老是逃课，就是新闻里面抽象的东西很少，都是具象的。我个人的才能不善于掌握具象的东西呢，那自己就慢慢地就往抽象那个方面去偏，那个时候我是读哲学的东西更多。所以这样的，我在寻求这个答案当中呢，我想肯定找到的东西，我只希望把它上升到更抽象的层次。
这过去马克思主义这套东西讲规律性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不一定讲规律性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东西它可能就是说不是某一个偶然因素出现才导致这个样子。你比如说，那么1989年其实赵紫阳不去朝阳了，1989年其实不是李鹏在那里，甚至1989年甚至不是邓小平在那里，那么中共这个体制在面临着这样一个自由化的市场化的变革的时候，它会什么样子？那不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又会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思考都是这样的了，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首先寻求一个具体的答案，就像一个小学生，对，一加一等于二。那一加一等于二会不会有很大的学问？什么素数啊，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东西，那多了。那么那我们作为一个学习者开始是知道一加一等于二，那当然你就如果要成为一个数学家，你就会不断的知道背后有各种各样的更抽象更普遍这样的一些东西了。
所以呢，这个一旦进入学习，那没有一个老师会跟你讲说，我就要给你解答这个问题是吧？那去学习政治学会受多方面的训练。当时我在普林斯顿读政治学的时候，是说每个人至少要有三个专业吧。那当然美国的每个大学它对这种小的专业的区分也是不一样的。大的区分呢，就是在整个政治学历，美国就是这个美国政治当然是居首位的，教美国政治教授也最多，那这个队伍最庞大。然后就是其实可能差不多庞大的队伍，甚至有时候还更大一点，就是比较政治，因为他就是美国之外各国政治对他来讲都属于这个行当。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然后就是政治理论。政治理论这一块是非常小的。实际上那当然你像在普林斯顿的话，他还有行政管理和这个公共事务这样，因为他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一个威尔顿学院是专门培养公共事务的，很多教授是两边兼职的，政治系和那边兼职的。后来还发展出比如说这个方法论专门研究，有的人是用这种定性的方法论，但是随着定量了研究方法的发展，那么专门研究方法论的学者也开始有一些。
## 中国研究的困境：特殊性与对话障碍
那么在比较政治理论这里边，那中国只是世界上对将近200个国家之一。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呢，在我进去学习比较政治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那时候苏联也已经垮台了，所谓世界共产主义已经垮台。这个词我之所以用起来有点犹豫，就是你听这个词，我们中国就不属于世界了，世界共产主义都垮台了，中国还是共产主义呢，中国都长了。所以我有时候讲世界共产主义垮台这个词，我就老犹豫。
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我是开始是很想，当然自然而然肯定是学习中国政治，就是比较政治这个。那比较政治这里边当然其实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在比较政治里面是相当弱的。那自从开始学这个东西，我就不断地讲，我说你不要说中国是个大国，也不要说中国的这个比较特殊，那在我们比较政治里面学的比较普遍性的东西，任何别的国家都可以来借鉴的，中国几乎什么都没有，关于中国研究的什么都没有。那你要说越南，他也是共产主义国家，那么他也当然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他当然体量比中国小多了，但是关于越南政治的研究，至少我知道关于越南农民的研究，有成果是这个普遍性的，大家只要读农民研究就要读他的。我说那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农民最多的，没有听说关于中国农民的一项研究就是，只要你研究农民，不管是研究非洲的农民，还是研究拉丁美洲的农民，都要来读中国这个东西，至少在我学习的年代没有这样的成果。
后来有了，也是大饥荒。大饥荒，是实证性的。比如说拉丁美洲，那些国家都不大，你要讲政治经济、地缘政治，他们都不是像中国这么重要，但是我们也读他们的东西都很多。到了后来还读比如说肯尼亚，非洲的一个国家，关于那里的某一项研究，就是一个经典性的研究。这个就让我思考就是说，我们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理解，经常是难以和整个人类对人类知识的这样一个理解，人类经历的理解，人类处境的理解，没法对话，对？或者你说一句话，你说，你说的这是什么呀，对？我们在讨论的比如说是高中的问题，你一个小学生就来瞎插嘴的感觉。
嗯，那这个是，呃，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没有办法和国际上对于人类的普遍的这样一个知识、处境、这个了解和理解没办法对话。那就是西方学者，那我在美国学的这个关于中国的研究都是西方学者做出来的，他也没有办法和，或者是，呃，很难在一个高度上，呃，抽象层次上，理论高度上和这个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生来对话。这个呢，就确实让我觉得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的困惑。
## 概念的困惑：西方框架与中国传统
嗯，我想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呃，其实我想，呃，随着这个研究的深入呢，那我还有更多的这样的知识上的困惑。比如说这个困惑是我自己发现的，那我当我和西方学者聊下来这个话，他们马上都说，哎，真的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吗？
那这个困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事情，哪怕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呃，哪怕你是一个推崇中国文化的人，最后你讨论的概念基本上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嗯，对，我们今天很少有人，至少在公共讨论中，也许新儒家曾经尝试用一点，但是他们的东西没有能够变成公共语言啊。那么大家今天来讨论中国的政治的时候，不会说用人啊，一个单人，一个二，对，两人的，孔夫子讲的仁义礼智信的这个，没有人用仁义礼智信这些概念来讨论中国政治的发展，中国政治的结构啊，中国权力的运行啊，中国那么整个这个社会的政治层面的东西，大家都不用这些东西了。
嗯，而且中国传统上，基本上中国的所谓文章传统啊，从孔夫子啊、孟子啊、老子、庄子，当然是更个体化的文章传统啊，从孔夫子啊、孟子啊、老子、庄子，当然是更个体化的文章传统啊，从孔夫子啊、孟子啊、老子、庄子，当然是更个体化的文章传统。但是大多数的主流的这些文章家，孔孟、孟子，到后来，不用讲了，汉代的贾谊，这个唐代的韩愈，一直到后边，都是讨论政治问题的。这么丰富的政治问题的这样一个讨论的文献，今天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呢？没有，我们不知道，只好说就是一点古文了，你学点古文了就是这个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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