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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可能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最近的电视剧也曾涉及，在中国黑历史中，它常常被排在首位提及。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增加农业产量，曾下令捕杀10亿只麻雀，为了增加钢铁产量，又号召全民熔化家中的金属制品。结果导致2000多万人饿死，他本人也因此被迫退位。这被称为“大跃进”运动，之后毛泽东为了夺回权力，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此期间，他将《毛主席语录》发给全国的初中、高中、大学学生，将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并让他们杀害党内高层干部和知识分子，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当时，为了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学生们被统称为“红卫兵”，据估计，仅被他们杀害的人数就高达150万至200万。多亏了他们，毛泽东才得以清除政敌，重掌权力。
到这里为止，内容还算比较广为人知。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死后，红卫兵突然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据称有1200多万人的红卫兵就这样消失了。他们都去哪儿了？而且，他们大多出生于1950年至1960年，应该都还健在，究竟在哪里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秘密。
1966年，毛泽东为了重返权力，或者为了转移因“大跃进”运动而产生的普遍不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时，他动用了所有宣传手段来吸引学生。他将自己比作“红太阳”，散发印有自己形象的红色语录，并像二战时期的德国一样，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支持他的学生队伍。人数多达1200万。
被这样吸引来的千万红卫兵学生，被视为神明一般，而“反动”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阶级则被视为牛鬼蛇神，受到侮辱或杀害。当然，作为学生的红卫兵本身也可能是潜在的知识分子，但微小的瑕疵被忽略了。他们破坏的文化遗产虽然是文化遗产，但更令人痛心的是人力和教育上的损失。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校变成了政治演讲比赛的场所和破坏文化遗产的“特遣队”。他们几乎把知识分子当成动物看待。教师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后，被送往劳动改造营；教授们则被送进动物圈，与牲畜一同生活。各种残酷的酷刑因难以在视频中呈现而省略了。
就这样，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多达20万人，许多人因绝望而自杀。其中大部分是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这种狂热席卷了整个中国。问题是，到了革命的第二年，它开始失控。由于崇拜毛泽东的方式不同，出现了派系分裂，红卫兵派系之间爆发了内战。中国第一所211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亲手制造了装甲车，用步枪、迫击炮和火箭弹进行巷战；在军工城市重庆，红卫兵们抢夺了机关枪、坦克和舰船，展开了战争。两年间消耗的炮弹就达1万发。
这简直是红巾军，不，是红卫兵内战时期。仅战斗就发生了57000起，22万人死亡或失踪。于是，毛泽东开始希望整理局面。他想要的一切都实现了。他的方式是“上山下乡运动”，即“上山去，下乡来”。也就是说，让红卫兵下放到农村，强制他们参加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种运动已经对“反动青年”实施过。问题是，现在需要下放的是数千万人。对毛泽东这个宣传煽动高手来说，这非常容易。他原本就倾尽国力，为红卫兵免费提供火车票、食宿。但突然间，他切断了所有的支援。红卫兵的活力迅速下降。毛泽东随即开始分化他们。
文化大革命除了红卫兵，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人也参与了进来。毛泽东停止了对红卫兵的赞扬，转而称赞工人破坏全国铁路、占领上海的举动是“革命”，并对工人赞不绝口。红卫兵们感到：“我们是不是太过了？我们是不是被抛弃了？”他们产生了罪恶感和不安。就在这时，毛泽东召集了红卫兵的主要领导者，斥责道：“你们只顾内斗，连真正的斗争都做不到，这算什么革命？”红卫兵们很快意识到了现实。当时高考已经中断，失业青年比比皆是，工厂被破坏，工作机会也少。有1000万待业青年。他们开始担心：“革命结束后，我们靠什么生活？”时机成熟时，毛泽东宣布：“知识青年们，到农村去吧！你们现在横冲直撞，只知道战斗，却没做过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泥泞中摸爬滚打，通过劳动来领悟革命的本质。”他鼓励大家参加“上山下乡”运动。
计划成功了。1968年以后，红卫兵们蜂拥而至农村。这也被称为“下放”。下放的红卫兵多达1600万至1800万。事实上，这相当于解散。当然，一些极端的红卫兵进行了反抗，但毛泽东出动人民解放军，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并强制解散了他们。红卫兵突然消失的背后，有着这样“过河拆桥”的因素。
就这样，下放到农村的红卫兵，在记录中，直到登上火车时，还有很多人是充满决心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到达的住所非常糟糕。比半地窖还不如的帐篷房，有破洞，冷风灌进来，地面泥泞不堪。而且，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强制劳动。青年们每天被分配了任务，从日出到日落，被迫进行劳动。根据劳动质量，会扣除“工分”，工分少就没有食物。他们不能敷衍了事，评分标准男女一视同仁，体能相对较弱的女红卫兵更容易挨饿。因为工作强度非常高。即使生病，也只能得到一碗质量低劣的面条作为“特餐”。就这样，即使每月工作26天，得到的工资也只有工厂打工者的1/10。
最终，一些红卫兵逃离，变成了流浪汉、小偷，甚至成了武装山贼。反而收入还不错。然而，这种绝望的状况并非全部。在某些情况下，红卫兵甚至比农民地位更高。那就是出身于高干家庭的“红二代”下放的时候。他们形成高层人脉，成群结队地享受特权，甚至还骚扰农村妇女。没有背景的多数红卫兵，就像刚才的例子一样，经历了巨大的痛苦。
就这样，下放的红卫兵们纷纷诉苦要求回城，但只有极少数高干子女才被允许返回。这是因为担心引起社会混乱。高官的子女可以被安排回去，但如果推广到全体，即使只允许几个人回去，也意味着需要动员数十万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们的处境依然如此。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1978年，具有改革开放倾向的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红卫兵才被逐步允许返回城市。因此，有数不清的青年在农村度过了10到15年。对此不满的红卫兵也引发了暴力事件。许多地方的红卫兵要求返回城市，举行罢工、绝食抗议，或者闯入政府机关，逮捕干部，破坏公物。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们返回的道路还是打开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他主张不要像毛泽东那样封闭，而是要务实地振兴经济。很快，“致富光荣”成为了中国的口号。邓小平正式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并放宽了政策，允许下放青年返回城市。当然，其深层含义是：“我们需要发展经济所需的劳动力，让红卫兵这一代来使用吧。”那些曾为“揪出富人”奉献青春的红卫兵，现在却被要求去致富。
然而，这总比在农村的处境好。许多红卫兵一代无奈地回到了城市。但是，即使回到了城市，现实也如同地狱一般。学历低的红卫兵一代，即使申请工作也落选了。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后入学的大、研究生们在“硬实力”上更具优势。即使重新学习高考，年龄也太大了。最终，他们只能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重体力劳动。更何况，他们下放时已经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因此，他们被称为“被破坏的世代”。
出于绝望，一些红卫兵永远留在了农村，至今仍留在农村的红卫兵非常多。
好了，就这样，成为被疏远一代的红卫兵们。然而，历史的浪潮总是不可预测的。坚持到最后的人，却意外地获得了人生逆转的机会。那就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中国当时年均增长9%，展现出高速增长，但90年代末，亚洲爆发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也经历了IMF危机，中国经济也出现了衰退迹象。
在需要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出台了破格的内需刺激政策，即住房私有化政策。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住房实行的是配给制。房屋归国家所有，个人只拥有使用权。然而，随着朱镕基的政策，住房配给制被废除，中产阶级得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自己居住的房屋。这成为了转折点。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格局打开，建筑公司纷纷建房供应，需求暴增。红卫兵一代的房价也随之飙升，极度渴望金钱的红卫兵一代，通过大量贷款购买了房屋。他们凌晨就搭帐篷排队购买预售公寓，这对曾经住在帐篷里的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就这样，红卫兵出身的暴发户大量增加。在他们看来，这是“时来运转”的时刻。当然，留在农村的红卫兵一代受益相对较少，反而沦为了更贫困的阶层。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相对成了“一夜穷光蛋”。
经历了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的红卫兵一代，真是令人惊叹。那么，21世纪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他们，尤其在2000年至2010年代，作为中国的中坚力量发挥了影响力。那时，当然直到现在，他们与新的矛盾正在产生。那就是与中国年轻一代的矛盾。
红卫兵一代往往有成群结队行动的特点。在中国年轻人看来，他们在公共场所大声播放音乐、大声说话，以及只关注自身利益的行为，年轻人并不喜欢。这些红卫兵一代被中国年轻人称为“大妈大爷”，意思是“大妈、大爷”，带有轻蔑的意味。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以及稍年轻的“红小兵”的年龄段正好重叠的“大妈一代”，与个人主义、安静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们喜欢穿着鲜艳的彩色服装，戴着丝巾，成群结队地前往国内外主要旅游景点，购买力非常强。在微信群里，一旦出现投资信息，当天的交易量就会波动。2013年4月，国际金价暴跌时，“大妈们”认为这是买入时机，便“突击”购买了300吨黄金。2014年，据称“大妈们”买走了韩国济州岛大部分的房地产。
这些“大妈们”与年轻人最对立的焦点是“广场舞”。“广场舞”是指在广场或小公园里，无论国内外，“大妈大爷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大声播放音乐跳舞。这可能有些陌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在文化大革命的集体主义和职业配给制下，他们的梦想被压抑了。他们通过广场舞来表达被压抑的个性，通过跳舞来获得安全感。通过交流来释放压力。
然而，中国年轻人并不认为这是好事。他们认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坏文化遗产、在资产价格上涨时一夜暴富的“大妈们”，却喧闹地侵犯他们的领域。而且，面临就业困难的“躺平一代”的年轻人，连买房的念头都不敢有，而拥有一切的“大妈们”却成群结队地占领广场跳舞。我也查找了视频，确实有些过分地侵犯了。只要有公共场所，任何空间都可以成为广场舞的舞台。
因此，在香港，“大妈们”跳广场舞的行为如此频繁，以至于1800名受害者抗议禁止广场舞。在海外，跳舞也从未停止。在纽约等地，曾有被当地外国人举报并被逮捕的案例。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呼吁“大妈们”克制广场舞，但完全禁止又很棘手。因为红卫兵一代心中积压着对国家命令的不满、对未能找到梦想的不满等情绪，必须给他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否则，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满群体。
因此，中国当局在主要城市都专门设立了广场空间。有人分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努力地提供这种便利，是因为通过释放广场上的积怨，可以淡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记忆，掩盖共产党的弱点。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将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推给毛泽东一人，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脆弱的、容易被一人操纵的系统。他们试图掩盖这一点。
因此，中国几乎没有惩罚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恶行。一旦惩罚，他们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过去破坏文化遗产、折磨教授的红卫兵们，都安然无恙地生活在社会中。
讲到这里，其实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讲。红卫兵一代，有人沦为贫困阶层，有人与年轻人发生冲突，但与此同时，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些红卫兵势力，他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那就是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刚才稍微提及过的“贵族红卫兵”。
革命时期，红卫兵分为接受指示、在一线活动的普通红卫兵，以及在上面发号施令、领导他们的主导层红卫兵。后者主要是中国革命元老和党干部的子女。他们虽然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艰辛，但不久后就利用“父母牌”回到了城市。习近平也只在农村生活了7年就回到了城市。之后，随着高考的恢复，这些上流阶层的红卫兵纷纷考入名牌大学。他们被称为“77届”，因为他们是在高考恢复的年份入学的。王毅（外交部长）、李克强、薄熙来等许多现代中国重量级政治家都属于这一群体。
精英们反而利用下放时期的关系，占据了要职。习近平也曾被下放到陕西省，并提拔了当时的人脉作为亲信。普通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时，认为自己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但他们之上，却有掌握着结构性潮流、并操纵他们的真正“主角”。
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一位预见到未来的高层红卫兵对普通红卫兵说的话，作为视频的结尾。
“你们出身于平民家庭，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但我离权力很近，自然与权力相连。我们将掌握权力，你们将为我们努力建设。接受现实吧，20年后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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