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t Our Mobile App

Take your business learning on the go!

Download on the App StoreGet it on Google Play

唯一能和邓小平掰手腕的隐秘大佬:陈云

二爷故事55:35

Transcription

在中共改革开放后的权力结构中,有一位隐秘的幕后大佬。他25岁时就成为中央委员,直到1992年名义上退休,在核心权力圈中度过了61年。作为中共情报系统创始人之一,他善于低调行事,鲜少公开露面,安然度过每一次政治风暴。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长期高于邓小平,是“文革”后唯一能与邓小平相提并论的人物。在权力斗争激烈的中共高层中,他也是中共保守派的代表。他曾一度让改革开放走向终结。他是谁?他又是如何影响中国人民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野故事。

1989年5月26日,这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高峰期。中共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对策。会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公开支持邓小平,主张动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陈云说道:“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但现在有人想翻案,我提议,我们坚决支持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意的请举手。”在陈云的主持下,元老们一致同意了镇压的决定。随后,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发生了。

那么,这位一直隐藏在幕后的中共元老,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有着怎样的故事?

1905年6月,陈云出生于上海青浦县练塘镇。当时这里属于江苏。他的家庭没有土地,也没有房屋,父母租住在祠堂里,靠做佣工过着艰苦的生活。由于贫困和疾病,他的父母分别在他两岁和四岁时去世。后来他被过继给舅父廖文光,曾改名廖陈云。舅父家经营小生意,开过裁缝店和酒馆。陈云从小就在店里做帮手。

从8岁起,他断断续续地读过私塾、小学、商业学校和大学,但因家境困难,都没有读完。1919年,他的老师张行恭介绍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4岁时,陈云开始独立谋生。此后,陈云再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他的档案里,教育程度一栏一直写着“小学”。

虽然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只是个学徒,但他很有天赋。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了解并学习了书店的经营和财务运作,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财务知识。这段经历为他日后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25年,中共在上海发动了“五卅运动”。当时,中共党员沈雁冰,也就是著名作家茅盾,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组织并发动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作为学徒的陈云,受到他的赏识,被拉拢参与组织罢工,并被引荐加入了共产党。

从此,出身工人阶级的陈云,在组织的培养下,参加了多次工人农民的暴动。尽管这些暴动最终都失败了,但却让陈云迅速积累了政治资本,后来居上,成为党内年轻的干部。

当时中共的经济赞助者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组织构成并不满意,认为无产阶级成分不够高。因此,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中共不仅选出了粗工出身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还选拔了大批工人进入高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云这位印刷工人出身的,在1930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年仅25岁。四个月后,他被提拔为中央委员。

直到1987年退休,他担任中央委员长达56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中共党内,论资历无人能与他相比。

进入中央核心层后,陈云很快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1931年3月,中共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中共在上海的几乎所有机构被一网打尽,连总书记向忠发也叛变被捕。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一直负责中共情报工作的周恩来在上海也站不住脚,只能逃往江西瑞金根据地。

周恩来离开前,任命陈云为中央特科负责人,负责收拾残局。陈云并非情报人员,周恩来为何选择他?原因是在顾顺章叛变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立即收到了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并迅速组织了销毁文件、疏散等工作,表现得非常警觉。因此,周恩来认为他比较可靠。在撤退前,他将收尾工作留给了陈云。

陈云虽然不是情报人员,但他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自学成才,在重建中共特科的过程中,对中共情报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建立了一个商店网络,利用真实的职业来掩护中共的情报人员。同时,他坚持单线联系的原则,确保即使有人叛变,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泄密。

因此,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陈云迅速重建了中共的情报网络,甚至安排人员潜入了国民党上海市委,导致许多叛徒秘密自首,再次落入中共手中。当时藏身在鲁迅家中的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就是由陈云亲自护送出上海的。

这段情报工作的经历,也影响了陈云的一生,形成了他人生的哲学,那就是低调,不轻易暴露自己。

1931年,因工作出色,他进入中共政治局,成为九名委员之一。当时毛泽东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地位不如陈云。尽管如此,陈云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一直保持低调,刻意回避曝光。

即使在中共建政后,1949年之后,他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在他生前,不允许出版任何关于他的书籍。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名为《陈云离开四川》的纪录片,讲述了陈云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秘史。陈云得知后,下令禁止播出。当时,他已经是党内仅次于邓小平的二号人物。正因为他低调的习惯,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对他仍然知之甚少,认为他非常神秘。

中央电视台的《陈云离开四川》记录的,其实是陈云的一项重大历史功绩,但却不允许宣传,这是怎么回事?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联合王稼祥和周恩来,扳倒了共产国际任命的总书记博古,获得了中共的实际领导权。但这件事类似政变,能否得到苏联的承认尚不确定。于是,毛泽东派陈云秘密前往上海,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汇报红军的情况。更重要的目的是,让共产国际批准这次政变。

毛泽东之所以派陈云,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上海有过地下工作经验;另一方面,陈云在遵义会议上也公开支持了毛泽东。陈云潜回上海后,才得知共产国际的代表已被捕。于是,陈云只好前往苏联汇报。通过他的斡旋和游说,苏联最终承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这段历史虽然是陈云的功绩,但也无疑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历史渊源。当然,不方便宣传。这也是陈云不允许播放这部纪录片的根本原因。

陈云在苏联期间,为了塑造中共长征的正面形象,他还别出心裁地写了一本书,名叫《随军西行见闻记》。但他并非以自己的口吻,而是假借一个国民党战地军医的身份,从他的视角,歌颂了红军和毛泽东。书中称,红军领导人毛泽东自朱德之后,没有妻妾;红军官兵不赌博、不抽大烟,没有贪污、克扣军饷的记录。这本完全是陈云虚构的书,在莫斯科以非虚构作品出版。

这本书被送回中国后,吸引了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不仅如此,这本书后来还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在欧洲出版,为中共在海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可以说,陈云是中共对外宣传的奠基人。

由此可见,在众多中共大佬中,陈云的思维和头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凭借这两大功绩,陈云于1937年回到延安后,毛泽东论功行赏,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中共党员数量从3万多人飙升至120多万,为中共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时的陈云,其实并未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因为当时还有一位从苏联回来的王明。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有“苏联老子”的支持,与毛泽东争夺权力。陈云两边下注,坐了四年“墙头草”,最终才做出决定。1941年,他公开批评王明,向毛泽东靠拢。

但这件事,也让狡猾的老毛对陈云始终不放心。他曾私下与心腹高岗谈论陈云,说:“他很会看风使舵,是个老机会主义者,关键时刻就拉肚子。”

毛泽东说的“关键时刻拉肚子”,指的是什么?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清除异己。陈云作为组织部长,一方面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另一方面却置身事外,不参与党内斗争。他还借病休假一年。外面的斗争如火如荼,生死攸关,他自己却享受清闲,并以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观察局势。这也成为了他几十年来的处世之道,一种独特秘方。

延安整风运动后,陈云被刘少奇取代。特别是他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这件事让老毛怀恨在心。虽然毛泽东将他贬到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办事处,担任副主任,与贺龙一起搞财经,但从这时起,陈云的工作就与财经挂上了钩。

说实话,陈云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好。他接手财经工作后,由于很多工作都涉及经济因素,他在这一阶段,学习了大量的财经知识,成为了中共高层中为数不多的财经专家。

在中共躲藏在陕北,被国民党围剿期间,陈云想方设法扩大中共的财政来源。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接管东北后,陈云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迅速稳定了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局势。

这种才能,也是毛泽东不喜欢他,但又不能不用他的原因。

中共建政后,1949年3月,成立了财经委员会,陈云被提拔为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接管上海。

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市场出现动荡,银价和物价飞涨。陈云命令人民银行,收兑所有银元、黄金和美元,禁止其在市场上流通。同时,他利用军队封锁证券交易所,逮捕了交易商并进行罚款,一些大投资者被判刑。他还命令银行停止向私营企业贷款,同时,允许适用的工厂不得关闭,必须缴纳税款作为工资,迟交税款的罚款为3%。

一套行云流水般的组合拳,不到两个月,陈云就没收了大量资产,稳定了上海的局面。但这种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中央集权经济,杀鸡取卵。短期内稳定效果显著,但长远来看,后遗症无穷。到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大型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中小型企业减少了90%,1000多家工厂倒闭,失业工人多达20万人。全国的工商业界也哀鸿遍野,许多人因破产而跳楼。这一切,都归功于陈云。

当然,对于中共来说,为了巩固政权,这些还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毛泽东曾赞扬陈云在上海的铁腕手段,“此役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由此可见,陈云虽然非常聪明,学习能力很强,但教育程度有限。他的财经思想,始终围绕着如何巩固政权,而不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他对自己的经济模式的成功深信不疑,这也让他成为了计划经济的坚定支持者。

凭借在上海的铁腕经济整顿,陈云再次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1950年10月,他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位列党内第五位,主要负责财经工作。当时中共的政治局与现在不同,没有常委会,因此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是最重要的决策机构。陈云能排在五位,可见当时地位之高。

当时的邓小平是什么地位?当时邓小平是西南局第一书记,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的直属上司就是陈云。

说实话,改革开放前,陈云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

陈云在此期间主要做了什么?在他主管的财经领域,他主要照搬了陕甘宁边区和东北的模式,实际上就是后来推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财政收支、公粮、税收、人事编制、贸易、银行现金等,都由中央统一管理。

在控制了经济命脉后,陈云开始增加各种税收,搜刮民脂民膏。他的税收额度,比国民党时期高出三倍多。看起来,人民政府的税率,都是从孔祥熙那里接管过来的,而且还稍微精简了一些。但人民政府收取的税款,比国民党时期还要多。当时,人民政府每年的税收大约为23亿法币。而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前,包括东北,一年才8-9亿法币。

陈云对经济政策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政策,就是臭名昭著的“统购统销”。所谓的“统购统销”,就是政府在农村实行计划性的粮食收购,在城市实行配给制。在这种政策下,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既没有定价权,也没有控制权,完全由国家强制收购。

当时中共统购的粮食价格有多么离谱?每100斤粮食收购价,面粉18.56元,大米10.82元,小米9.19元,玉米6.57元,高粱5.67元,大豆9.25元。这点钱能做什么?当时一口铁锅的价格是4.8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卖100斤粮食,只能买到两个铁锅。

毫不夸张地说,这项“统购统销”政策,是三年大饥荒的诱因之一。历朝历代,农民交完税租,剩下的粮食就是自己的。而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农民的地位实际上变成了农奴,家里没有余粮,人也没有余钱,毫无自主权。因此,当“大跃进”导致农业生产大幅下降时,你还得缴纳公粮,但家里根本没有余粮。一场人为灾难造成的大饥荒,在所难免。中国农民只能坐以待毙,没有任何自救的办法。

但这些政策,无疑加强了中共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控制,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因此,始作俑者陈云,反而获得了高度赞扬,被誉为“红色管家”。当时有句话说:党政军领导是陈云,经济领导是陈云。

陈云虽然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说实话,当时他并非真正的财经管理者。因为在他前面,还有一位高岗。高岗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的嫡系和心腹。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毛泽东制衡周恩来和刘少奇的重要棋子。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之一,还担任计划委员会主席,负责制定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实际上,他的地位和权力都高于陈云。

然而,这样一位政治明星,来到北京不到两年,就被打成“反党分子”,随后自杀。中共对此事也极为保密。与此事关系最密切的人,就是陈云。他与高岗私交甚好,深受高岗敬重,高岗甚至称他为“陈圣人”。结果,这位“陈圣人”却暗中告密,导致高岗在夺权斗争中败北。

高岗作为毛泽东的嫡系,一直想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为了扳倒这两位巨头,高岗曾私下试图拉拢陈云和邓小平,并许诺事成之后,大家都可以当中央副主席。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极其聪明狡猾的人,而且两人与周恩来和刘少奇关系都非常深厚,怎么可能帮助高岗?

尽管两人当面没有说什么,但结果却立即向老毛汇报。周恩来和刘少奇也报告了。陈云说:“我告诉了毛主席高岗跟我说的话。也许高岗认为我不是好朋友。但我说出来是为了党性原则,不是为了哥老会的原则。”

毛泽东培养高岗来制衡其他大佬,结果高岗过于急躁,搞起了私人活动,这无疑过早地暴露了毛泽东的意图。因此,在陈云告密后,为了避免党内矛盾公开化,毛泽东置身事外,装作不知,南下“看老虎打架”。结果,周恩来和刘少奇两位巨头联手反击,党内权力一边倒,谴责高岗篡党夺权。高岗百口莫辩,在党内根基不深的高岗,最终被孤立无援,被迫自杀。

陈云揭发高岗的目的是否如他所说的那样高尚?不得而知。但有两个事实是确凿的:陈云揭发高岗的那一天,高岗精神崩溃,举枪自杀。自杀前,他给毛泽东写了遗书,说一切都是陈云的主意。第二件事是,高岗死后,陈云在八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取代了高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另一位高岗死亡的受益者是邓小平。在此之前,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位列陈云之后,协助周恩来处理党政事务。与陈云一起揭发高岗后,邓小平也因此受到嘉奖。在刘少奇的大力推动下,他首先成为中央总书记,并在1956年八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

可以说,陈云和邓小平都是高岗倒台的受益者。高岗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毛泽东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在权力斗争中接受失败的一次。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深谙毛泽东的陈云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他开始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他本来反对“大跃进”,被毛泽东批评后,他立刻以生病为由休养。在庐山会议上反思“大跃进”时,他继续保持沉默,称因病缺席。在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时,他依然无话可说。

1958年,他再次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提出包产到户,结果被毛泽东批评为“老右倾”。陈云再次装病,去上海和苏州研究评弹多年,装作不问世事。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他被“四人帮”打成“走资派”,但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他名义上被降职,但实际上一直在休养,并且还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并未完全被打倒。

毛泽东曾说陈云“太胆小了,一片树叶落下,他怕会砸到头上”。其实陈云一点也不胆小,相反,可以说他是真正懂得中共权力斗争的人。许多党内大佬在政治斗争中被折磨致死,而他却低调行事,安然度过风暴。

1971年10月,林彪在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听到消息的陈云,当时正被流放到江西。他意识到自己复出的机会来了,立即写了一份“落井下石”的报告,揭发林彪,向毛泽东表忠心。精明的陈云还对身边的人说:“林彪比我小两岁,主席很快就会让我回北京的。”

邓小平也和陈云一样聪明。被下放到江西工作的邓小平,在林彪死后,与陈云同病相怜,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表忠心,高喊:“天不容林彪死!”

正如这两位老狐狸所料,林彪倒台后,许多与他相关的党内、军内巨头被击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也迫使毛泽东启用陈云和邓小平这两位实力派人物来填补这个真空。

于是,1971年4月,毛泽东召回陈云,重新安排他负责财经工作。1975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小平也于1973年被召回北京,第二次复出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总参谋长。

然而,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就与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他被担心翻案的毛泽东打倒。在邓小平被打倒的过程中,陈云再次展现了他“墙头草”的一面。1976年1月,毛远新主持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陈云带头揭发邓小平,狠狠地踩了这位老战友一脚。虽然可以说,他这样做是出于形势所迫,未必是真心实意,但这也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接班人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发动“怀仁堂事变”,抓捕了“四人帮”,牢牢掌握了权力。虽然叶剑英事先咨询过陈云,陈云也表示“不会发生这种事”,表达了默许,但毕竟还在“幕后”,没有陈云的位置,自然轮不到他被奖赏。

“怀仁堂事变”后,陈云原地踏步,起早贪黑,没有实权。作为元老,陈云自然无法接受。他第一次当上政治局常委时,华国锋还在上小学;他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华国锋还是湖南的县委书记。论资历和能力,怎么轮得到华国锋?就连同为元老的叶剑英,资历也不如陈云。

邓小平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文革”前,7位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他和陈云还活着。作为党内的实力派,他本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死后,就轮到自己了,没想到果实却被他人摘走。邓小平自然不甘心。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和邓小平两位失意的领导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很快就放下了过去的恩怨,结成了联盟。

参加这个联盟的,还有另一位党内大佬李先念。他与陈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37年。当时,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在新疆陷入绝境,2万大军到达新疆时,只剩下400多人。刚从苏联回来的陈云,当时正在新疆,他游说新疆军阀盛世才,救了李先念。从此,李先念对陈云感恩戴德。而且,李先念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陈云的部下,跟着陈云管理财经,是陈云的铁杆拥护者。

李先念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是“怀仁堂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作为元老,他自然不甘心屈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后。因此,李先念很快就与陈云、邓小平会面,结成了“三巨头”,寻求更大的权力突破。

三巨头结盟后,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推翻华国锋、夺回权力的行动。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会上率先攻击华国锋,要求将“文革”期间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以毛泽东批准的名义平反。他们还提议让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工作。这两点实际上直接击中了华国锋的软肋。因为华国锋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毛泽东。如果他很快就否定毛泽东,就等于自我否定。

但陈云的发言,引起了早已做好准备的元老们的热烈响应。华国锋在压力下,被迫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从此,华国锋陷入被动,一步步后退。三个多月后,邓小平恢复了所有职务。

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和邓小平再次联手,发动了对华国锋的批判。陈云率先发难,直言不讳地要求华国锋下台:“华国锋同志不适合当主席。那天,我和宪念同志去华国锋同志那里,华国锋同志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一生的工作,有多少个加号,多少个减号?加号表示正确,减号表示错误。我说一句话,希望华国锋同志珍惜自己的贡献,也就是说,不要把已经做出的贡献就丢掉。”

陈云的话,如此直白的批评,几乎就是告诉华国锋“你给我走人”。事已至此,党内的声音已经被“三巨头”完全控制,华国锋彻底被孤立。

随后,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等元老重新进入政治局。陈云也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三巨头牢牢控制了党、政、军要职。

任何有眼光的人都能看出,华国锋的末日已到。1978年12月,华国锋的盟友汪东兴首先被围攻,被撤销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陈云的亲信姚依林接任。随后,叶剑英,华国锋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支持者,也屈服于压力。

1980年1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孤立无援,也被迫表明立场。至此,华国锋辞职已成必然。

1981年华国锋辞去所有职务后,邓小平阵营的胡耀邦成为总书记,赵紫阳成为总理。陈云、邓小平和李先念三巨头取得了巨大胜利,完全掌权。

华国锋下台后,中共实际上形成了陈云和邓小平“双峰对峙”的政治局面。邓小平阵营主要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等。陈云阵营也不弱,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两大阵营占据了党、政、军的要职,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我简单介绍一下陈云阵营的各位要员的职位。可以看出,陈云为何能与邓小平抗衡。陈云本人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纪委第一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权力地位仅次于邓小平。他的头马李先念,当时是党内第三号人物,政治局常委、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王震,新疆王,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党校校长,也是军中的实力派。姚依林,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成为政治局常委。宋平,陈云在东北局的老部下,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最终成为政治局常委。邓力群,党内被称为“左王”,保守派笔杆子,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宣传。还有一位作家胡乔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陈云阵营的实力有多么强大。当时中共党内有句话说:用人方面,邓小平有提名权,陈云有否决权。

但说实话,邓小平阵营仍然占有优势。邓小平本人掌握军权,党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都是他的弟子。党、政、军的最高领导层,都被邓小平阵营控制。特别是军权的控制,这也是陈云最终不敌邓小平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阵营的人,都支持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改革派。而陈云阵营的人,大多支持计划经济,是保守派。推翻华国锋、夺取权力后,这两个阵营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他们的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陈云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操盘手,他一生所学的经济知识,都是在中国小农经济的背景下。他唯一去过的外国就是苏联。因此,他骨子里对计划经济有着特殊的偏爱和高度的尊重,是坚定的支持者。他并非反对经济改革,但他认为,计划经济必须是主体,市场经济是补充,市场不能威胁到计划。

1981年,陈云提出了著名的“鸟笼经济”理论,强调市场经济是鸟,计划经济是笼子,鸟应该养在笼子里。

更典型的例子是,他对经济特区的态度。1982年春节,邓小平刚开始发展经济特区,陈云就提出了反对意见:“现在,各省都要搞特区,都要开放,如果这样,外国资本家、国内的投机分子,都出来,搞投机,这样不行。”邓小平最初的想法是,特区试点超过5个,在江苏、浙江等地都计划做,结果因为陈云的阻挠,没有成功。1982年1月,陈云领导的中央纪委,甚至以打击经济犯罪的名义,宣布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补充。负责宣传的邓力群,甚至说经济特区是“旧社会的租界”。结果,一些下放给特区的权力被取消,一度使经济特区几乎名存实亡。

另一个例子是陈云对发展私营企业的态度。改革开放前的法律规定,私营企业雇工人数不能超过7人,而且党员不能当老板。这项规定显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邓小平想取消私营企业的雇工限制,但陈云却反对。他认为这会动摇中共反对剥削的理论基础。直到1987年,他才在这点上松口,不再反对。

第二,陈云与改革派的矛盾,是意识形态控制的争夺。胡耀邦上台后,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大大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允许报刊自己审稿,不再通过党的宣传部门。这也使得1978年后的中国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文艺复兴景象,大量反映“文革”的优秀作品涌现,整个社会呈现出新的气象。这让陈云非常不满。

1982年2月,他甚至直接要求中央宣传部加强广告审查:“现在报刊和广告上,女性、美女的形象太多了。我们国家应该宣传英雄主义,这个问题必须抓紧。”

恰在1980年,东欧发生了一件大事,波兰工人罢工导致总统辞职,著名的“团结工会”诞生,成为足以抗衡波兰共产党的力量。陈云利用这一事件,重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必要性。

1983年12月,在陈云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反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陈云还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表面上他谈论的是文艺和宣传工作,实际上是对思想解放的彻底否定。

加强意识形态控制,这场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是多么的荒谬?任何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甚至唱邓丽君的歌,都被称为精神污染。甚至写科幻小说也算。当时有一本杂志叫《瞭望》,封面刊登了女子体操运动员的体操照片,因为体操运动员穿得少?结果,这期杂志被没收,被定为淫秽出版物。80年代的文艺复兴,这场运动昙花一现,便夭折了。

第三,陈云与改革派的矛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提出要在政治上充分发展人民民主,解决党政合一的问题,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当然有他自己的私心,他想借此削弱党内其他派别的权力,让别人退休而自己不退。而且他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是建立在中共不可动摇的执政基础之上的。在这方面,他和陈云其实是一致的。

然而,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框架。1981年,在胡耀邦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潮》的文章,提出不仅要在经济上防止左倾,政治上也要警惕左倾。在陈云看来,这简直是在直接批评他。

1983年1月,胡耀邦发表《四化与改革问题》,他首先提出了要改革政治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而且,胡耀邦提拔了大量年轻干部到高位,这也触动了陈云阵营的利益。这让陈云更加无法容忍。

于是,陈云迅速开始反击,以“改革要有利于调整”为名,直接批评胡耀邦,否定他的改革思想,公开提出“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就是某些方面要退,而且要退得够。

正是这三个矛盾,让陈云、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在政治上明争暗斗。两大阵营的起起伏伏,也主导了中共整个80年代的政治斗争。

陈云对整个80年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虽然表面上是邓小平设计并领导了整个改革开放,但实际上,陈云的影响力无处不在,甚至多次占据上风。例如,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陈云手中。

在华国锋之后,胡耀邦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未能接任中央党校校长一职,这个关键职位被陈云安排给了王震。王震上任后,便遵照陈云的指示,解散了党校的理论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原本是胡耀邦推动改革的基地。王震甚至将这个研究室的核心成员全部开除出党校,以绝后患。同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和胡乔木,也就是绝对的“左王”,他们开始推行“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潮,都是他们发起的。

另一个例子是推翻胡耀邦。我之前在视频里讲过胡耀邦的倒台,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改革触动了邓小平的底线,核心是呼吁邓小平退休。但在陈云在这个过程中,他绝对是点燃导火索的人。

1983年1月,胡耀邦提出全面、系统的改革。虽然胡耀邦没有说具体如何改变,但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项目是走了弯路。这间接否定了计划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计划经济,正是陈云领导的。这相当于直接给了陈云一记耳光。

于是,陈云在1983年3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公开挑战胡耀邦,列举了胡耀邦的十大错误,例如否定了过去计划经济的成就,经济发展目标定得太高,财政赤字等等。陈云发言后,他的阵营的大佬们纷纷加入对胡耀邦的围殴。像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更是抓住机会,公报私仇,公开要求胡耀邦下台。

也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大力支持,胡耀邦才最终度过了难关。

1986年学生运动后,师徒邓小平和胡耀邦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而此时,胡耀邦的另一位支持者叶剑英也去世了。陈云、邓小平、李先念三巨头再次抓住机会联合起来,用对付华国锋的手段,再次逼迫胡耀邦辞职。

尽管陈云和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有分歧,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点,那就是维护党的绝对统治。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例如,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一位名叫陈鼓应的台湾教授时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这种“邪路”的想法,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

因此,即使陈云和邓小平一直在明争暗斗,但在维护红色政权不变这一点上,他们高度一致。

在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中,邓小平成功调动了枪杆子,陈云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中共宪法,实行戒严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在国外访问,而他又是赵紫阳的同情者。如果通过全国人大实行戒严,根本不可能成功。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亲自游说军中高层,并在1989年5月26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大家支持动用武力。

因此,直到今天,许多人称邓小平为“六四屠夫”。但事实上,在动用武力的决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陈云,却逃脱了谴责。

在赵紫阳被罢免后,邓小平的威望也跌至谷底。党必须反思自己用人不当,这也使得一直躲在幕后的陈云,在人事任命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江泽民,被提名

他,成为了总书记。

陈云推荐的江泽民,看到了他两位前任的命运。

“当然,我是在如履薄冰。首先追求稳定。”

因此,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江泽民遵循陈云的领导,将稳定置于一切之上。

以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工作的重点。

中共的政策一度完全倾向于保守派。

除了江泽民,众所周知,朱镕基也是陈云首先提拔的。

虽然朱镕基最终加入了邓小平,但他最初完全依靠陈云的派系。

尤其是陈云的儿子陈元。

江泽民和朱镕基领导的上海帮的崛起,可以说陈云是主要的后台。

上海作为陈云的家乡,也是他的势力范围,别人无法干涉。

我在这里再说几句。

中共的“八元”,其实私下里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默契。

例如,我们熟悉的叶家,广东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再比如王震家族,新疆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而上海是陈家的势力范围。

正是因为陈云的鼎力支持,上海成为江泽民和朱镕基之后,中共政治格局的最佳跳板,至今仍在延续。

在上海工作的领导人,除了被撤职的陈良宇,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国家级高官。

如吴邦国、曾庆红、陈良宇、韩正、习近平等。

“六四”之后,陈云领导的保守派权力空前高涨,也让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政策面临危险。

终于在1992年,南方谈话计划引发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摊牌。

“六四”之后,邓小平受到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关键人物的影响,相继被免职,威望遭受重创,被迫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陈云的保守派势力崛起,加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主张回归过去的思潮占据了绝对上风。

陈云派系完全压倒了邓小平。

在此期间,得到陈云支持上台的江泽民,非常善于选择自己的立场。

“宁左勿右”,对改革开放保持沉默。

1991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

8次提及“资产阶级自由化”,9次提及“和平演变”。

江泽民还强调:“我们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在抵制和平演变的实践中检查和培训干部。”

江泽民的话,其实就是他的老板陈云的意思。

从意识形态上看,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这最终引发了邓小平绝地反击。

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开始了计划已久的南方之行。

邓小平没有担任任何党、政、军职务。

1992年1月,在广东珠海公开举行了一场高级军事会议。

出席会议的是当时一系列有权势的军事人物。

但没有军委主席江泽民。

这在古代就是叛国罪。

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很多话,都直接针对陈云。

“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借用大名吓唬人。好事,他们一下子就搞砸了。左派也会毁掉社会主义。要警惕右派,但主要要警惕左派。不改革开放,就没有经济发展。如果我们不改善民生,只有一条路:死亡。”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下载了最后的CD:“谁不改革谁下台。”

杨尚昆、杨白冰作为军队代表,公开呼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这种直白的挑战,实际上相当于逼宫。

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想两边讨好,不得不重新平衡,最终转向改革派。

而老谋深算的陈云,在邓小平公开威胁要取代他之后,为了保护江泽民,避免与邓小平公开决裂,不得不做出妥协。

这次妥协的结果是:人不能变,但改革的思想必须贯彻。

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重申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这场巨头之间的斗争,虽然以邓小平的胜利告终,但陈云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直到1992年他辞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他的老部下李先念、胡乔木、王震、姚依林等人相继去世。

他领导的保守派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最终,陈云本人也没有活过邓小平。

1995年,他与邓小平长达数十年的爱恨情仇的故事,落下帷幕。

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对陈云比较陌生。

虽然知道他是唯一一位曾与邓小平并肩作战的大人物,但由于他常常隐居幕后,很少露面,所以中国人对陈云所做的事情知之甚少。

事实上,陈云对今天的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非常丰厚。

例如,中共至今仍经常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防止和平演变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起点。

始终牢牢掌握国有企业作为经济命脉。

这些都是陈云政治思想的遗产。

中共的权力核心圈,从江泽民到习近平称帝之前,几乎都与陈云派系有关。

在许多具体的政策层面,也有陈云的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计划生育。

这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政策,被定为国策。

陈云是领导者。

计划生育实际上是他计划经济的一部分。

陈云在1979年6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需要制定一部法律,明确规定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xiannian同志告诉我,最好实行一个,最多两个。我说要强硬一点。明确规定只允许生一个。准备被骂为无后,否则将来就可怕了。”

陈云对中共的长期影响,还有“第三梯队”接班红色江山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了第三梯队红色接班人计划,以确保每位老人的家庭都有一个红色后代,能够担任部长级以上职务。

这个计划来自陈云。

这也是陈云著名遗言的由来:“权力必须传给我们的子孙,否则我们祖先的坟墓将来会被挖掉。”

陈元、薄熙来、刘源、习近平、李鹏、叶选平等人都能够后来发号施令,都归功于陈云的计划。

习近平目前推行的政策,也完全继承了陈云保守派的衣钵。

但陈云提出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什么?

起初,他想让他的儿子陈元接班。

但由于邓小平的阻挠,陈元的进步并不顺利,他本人也很普通。

最终,陈云去世后,在朱镕基的支持下,他才成为国家级中国发展银行行长。

最后,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退休。

陈云的其他子女也毫不逊色。

例如,他的长女陈伟力,中国国际技术情报合作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他的另一个儿子陈方,是中山实业公司总经理。

陈方的妻子是谁?宋振振,中共老干部宋任穷的女儿。

陈云还有一个女儿,陈维兰,曾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如此显赫的家族,获得的利益自然不会少。

2012年12月26日,美国彭博新闻社曾发布一份重磅调查报告《毛泽东战友的后代已成为新的资本精英》,全面披露了中共八位开国元勋的后代控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财富积累。

其中披露,至少有26名“红二代”控制着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

陈云的儿子陈元,王震的儿子王军,邓小平的女婿何平,以及他们控制的三家国有企业,控制着1.6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2011年中国GDP的20%以上。

陈元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任中国发展银行行长。

他的儿子陈晓欣,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前,获得了美国驻华大使亲自安排的美国签证。

陈晓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了NBA学业,然后在香港华夏银行镀金,然后加入了由“红二代”支持的私募股权公司磐石基金。

有了这样的“红二代”背景,赚钱并不难。

陈云还有一个女儿,陈晓丹,也在金融界赚钱,在伦敦一家私募股权公司Pamela Consulting工作。

我在关于薄瓜瓜的视频中介绍过她。她与薄瓜瓜有过一段高调的恋情。

这种政治联姻是背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陈云准备押注薄熙来,利用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大力支持薄熙来,以换取其职业生涯的回报。

现在很多重庆人怀念薄熙来,认为他任职重庆期间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

你有没有想过,薄熙来钱从哪里来?

一方面依靠打黑除恶,没收私人资本;另一方面依靠陈元领导的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金融支持。

而这些钱,其实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重庆可能因此受益,但受损的是国家。

然而,在薄熙来倒台前几个月,陈元也看到了风向,让陈晓丹果断与薄瓜瓜分手。

他后来没有受到牵连或影响。

但显然,这段联系彻底毁了他的职业生涯。

陈云做了很多算计。

这个红色帝国确实落入了“红二代”手中,但不是陈家手中。

毛泽东曾评价陈云:“我认为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平能干,比较稳定。”

从陈云一生的工作来看,符合这一评价。

他是一个善于周密计划和深刻理解政治阴谋的人。

一位合格的政治顾问。

但这位大师善于维持现状,缺乏创新。

他是革命时代的能人,是改革时代的阻碍。

陈云的一生,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他将从斯大林计划经济和统治方法中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

他后来掌权,不接见外国客人,甚至反对妻子去香港。

他一生都在抵制西方,沉浸在冷战思维中。

他完全不理解当今的民主、人权、公民社会等事物。

这也是他一生保守的原因。

当然,现实地说,陈云作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对中共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

因为他性格温和,不喜欢激烈的措施,所以在他影响下,虽然中共在80年代的斗争激烈,但稍微文明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文革”的生死搏斗。

例如,“四人帮”审判期间,心怀仇恨的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认为党内斗争不应乱杀,坚决反对。

他还发表了一句名言:“如果我投票反对,就会被记录下来。”

陈云之所以没有大开杀戒,不是因为他善良。

而是因为他有著名的遗训:“党内斗争不杀人,否则后代难以见面。”

也就是说,他不赞成杀人的底线,是考虑到红军后代未来的关系,恐怕有一天这回旋镖会打到自己的后代身上。

如果被杀的是普通人、学生,就像“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他会毫不犹豫地同意。

这是他性格的特点,让陈云成为一个保守派,他在党内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

而且,有时候他也不是固执的。

例如,1961年,陈云在老家青浦调查时,了解到“大跃进”造成的各种弊端。

农民根本吃不饱饭。

于是陈云深情地感叹:“中国农民太善良了,饿死也不想起来反抗。”

这次调查后,陈云也支持农民拥有自留地,并提出包产到户。

但当毛泽东反对时,为了自保,他成了“甩手掌柜”,没有坚持下去。

80年代许多改革派退缩的经济改革措施,陈云其实并非完全反对。

他喜欢“摸着石头过河”,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前进。

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会根据当前情况变化,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

但他这些变化,说一千道一万,都不能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例如,他憎恨老毛,但他尽力维持毛的地位。

据毛泽东秘书李锐回忆,陈云在“文革”后曾对老毛有过一句名言:“他说毛‘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但在正式场合,他有另一种说法:“毛主席有一些坏习惯,有时候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经济工作不是心慈手软,但完全否定他,就是否定我们党。或者说,要分两部分看他的错误。”

在老毛的问题上,他和邓小平是同一脉的。

不推翻毛,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老毛,毛是党的祖宗牌位,不能推倒。

陈云在维护党的统治上的坚持和固执,也体现在他立法控制新闻上。

在胡耀邦执政期间,自1984年起,在全国人大推动新闻法立法工作,希望推动舆论领域的逐步放宽。

结果,陈云带头反对。

“新闻法不能违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了他的话,抓住他的辫子,利用他的漏洞。现在我们掌权了,我认为最好不要有新闻法,这样别人就无法利用我们,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云的真实一面。

他是一个致力于红色国家的人,一个非常合格、非常勤奋的党内打手。

但他不是一个有良心、有远见的政治家。

非常党性,但没有人性。

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要么置身事外,要么助纣为虐,要么成为罪恶的帮凶。

他一生从未真正站在人民一边,考虑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疾苦发声。

他和周恩来一样,长期处于核心权力圈,但他懂得低调,从不脱颖而出,远离聚光灯和公众的关注。

好事必须归功于他,坏事不能怪罪他。

所以直到现在,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人,仍然有很多批评。

但像陈云、周恩来这样的人,却能享受到太庙的待遇。

但历史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党写的。

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无论你扮演白脸还是红脸,觉醒的人们终将发现,那是一个双面人。

感谢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