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cription
十年前，如果有人说技术进步会成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可能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当下，这一幕却正在发生。
咱们这一代人有幸生活在工业化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发达、最繁荣的时代，见证了像韩国、台湾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的繁荣与富裕。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里，走向工业化就像真理一样，被视作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
然而，不幸的是，现在落后国家想要通过工业化实现社会富裕的规律已经失效。随着科技的进步，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未来再也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纽约时报》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篇报导，提到了孟加拉一个纺织厂的故事。工厂引入一条自动提花机生产线，一下子就取代了3,000名纺织工人的工作。因为当地的纺织业自动化水平还不高，所以这3,000名工人还能在其他生产线上找到工作。但是，自动化进程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一旦这种取代加速，那么未来几年，许多刚刚脱贫、现在每个月也只能挣40-60美元的廉价工人，可能重新陷入贫困。
这不仅是孟加拉一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所有后发展国家，甚至包括像中国这样，在未来很多年依然需要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国家，都面临类似的处境。根据调查公司牛津经济的研究，到2030年之前，全球预计有超过2,000万制造业岗位会被自动化设备取代。对于中等技术工种而言，机器的效率大约是熟练工人的1.5倍，而在某些低技能岗位上，机器的效率甚至能提高上百倍。因此，越是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企业更新自动化设备的动力就越强。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经济越落后、劳动力技术水平越低的地区，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下受到的冲击会越强烈。
对于在低端岗位上被取代的工人来说，如果没有技能提升，他们只能继续在低技能岗位上寻求就业。然而，这些岗位同样受到自动化的冲击，意味着这些工人极有可能面临永久性失业的风险。
实际上，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制造业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过去，生产设备升级后，工厂仍然会留在原地，可以保障税收，让落后国家的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然而如今，机器代替工人的趋势，使许多制造业产生了在发达国家重新布局的可能性。
在以前，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理论，工业化生产需要满足四大要素：土地、资金、企业家精神和劳动力。其中，资金和企业家精神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不会成为制约工厂建在哪的主要因素。土地在全球范围内也并不是稀缺资源。其实，由于过去制造业长期往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出现了工业用地价格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倒挂的现象。在孟加拉首都达卡附近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周边，相似条件的工业用地，价格几乎一样，都是50万美元左右一公顷。而制造型企业在中国的土地使用成本，竟然是美国的6倍。这充分说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容纳制造业。
真正能影响制造业流动方向的，就是劳动力这个因素。这也是过去两个世纪里，人类社会进行了四次产业链大转移的核心因素。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然后是二战后，转移到日本和德国；接着是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最后是转移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些转移，都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资上涨，企业被迫寻找更便宜的工人。
最近几年，又一次产业链大转移的迹象，是从中国转移到南亚和东南亚。从2015年开始，就 Yet more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began to seek cheaper labor in these regions. The subsequent Sino-US trade war accelerated this process, drawing man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to this trend.
然而，正当越南、柬埔寨、孟加拉这些国家张开怀抱，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技术的进步却成了产业链转移的潜在障碍，甚至推动了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根据科尔尼研究公司的报告，2023年，96%的美国公司已经考虑在未来几年将全部或者部分制造业重新回流到美国本土。仅仅一年之前，这个比例还只有78%。在欧洲，除了本来就是制造业强国的德国以外，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也在快速增加。2022年，法国的增速达到15%，意大利的增速10%，西班牙是12%。
支撑这种爆发式增长的，正是技术革新和机器人造价的下降。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全球新安装的工业机器人连续两年超过50万台，覆盖范围从最早的汽车行业，扩展到了化工、食品和制药等各行各业。与此同时，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机器人手臂的价格竟然不升反降，在过去几年已经下降了45%，正在强烈刺激企业进行自动化升级的愿望。
过去的印象里，往发达国家回流都是中高级制造业。其实不然，初级制造业回流的愿望同样强烈。以前，低附加值行业最主要的成本是工人工资。而实现自动化之后，物流就成了最大变量。越是货值低的商品，物流成本在价格里所占的比重就越大。比如，一条毛巾从孟加拉运到美国，要在中国30天里飘洋万里，进出海关两次，在价格上竞争不过美国本土自动化生产的毛巾，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在未来，靠近消费市场会成为凌驾于马歇尔提出的四大生产要素之上的超级因素。消费市场所在国政府，无论是从促进就业，还是创造税收，甚至经济安全方面，都会千方百计地推动制造业回流。比如美国，奥巴马、川普和拜登先后三任总统，虽然有党派轮替，但是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却始终如一。奥巴马时代，通过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一方面由政府拨款刺激私人企业投资，另一方面要求联邦机构在政府采购中强制增加美国商品的比重，倒逼企业在美国设置生产线。川普的《减税和就业法》，为企业将海外利润回流在美国投资铺平道路。到拜登总统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芯片与科学法案》等等，可以说三任总统的一系列立法，十几年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为制造业回流创造条件。
当技术进步使自动化生产越来越成为可能，企业不用再担心劳动力成本过高的时候，终于瓜熟蒂落，美国公司纷纷考虑将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本土。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3年、5年甚至10年，但是我相信这个目标一定会达成。
毫无疑问，富裕国家形成产、需两旺。那穷国呢？孟加拉家庭年均收入是1,000美元，美国的家庭收入是8万美元。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后，发展中国家内部没有消费能力，就意味着没有大规模生产的需求，经济陷入停滞，政府失去税收，社会陷入动荡，就像海地这些极度不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一样。
《纽约时报》的文章里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大教育投入，把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真的可行吗？从经济循环的角度讲，国家内部的一般服务业属于自己人赚自己钱的零和游戏。只有那些能够出口的高端服务业，比如金融、文化等等，才能从服务贸易的角度为国家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富裕。但是这类服务业的门槛非常高，制度、人才、法律各个方面，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在竞争中战胜发达国家。
那么发展中国家还剩什么？我想，在未来，只有一类产业不会回流到发达国家，那就是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比如化工厂。无论执行多么严格的安全标准，现在在发达国家新建化工厂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所以，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企业-巴斯夫，在外资纷纷撤离中国的时候，反而投资100亿欧元，在中国的湛江要新建一个生产基地。它甚至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化学品的2/3都会产自中国。同理还有锂电池、冶炼、造纸，这些行业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流到发达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自身的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机会，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命题。但很不幸，这正是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感谢观看，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