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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严肃对待今天的主题，我想把话先说得更清楚、甚至更死一点。我并不是希望中国陷入混乱，也不是期待任何人间惨剧发生。但是，人世间的事，很多都不按照我们希望的样子发生。所以，真正让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构性事实：中国共产党垮台的那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首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解放了，而是，完了。接下来怎么活？
而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习惯在两个极端幻想之间来回摇摆。要么是粉红版童话：中共不可能彻底倒台，只要扛住这几年，熬过困难期，中国又能重新起飞，而且我们手里还有王牌杀手锏，瞬间完全朝鲜化，直接全国断网、封国、配给制，变成十几亿人的巨型朝鲜。党国是不可能彻底完蛋的。
要么是反共版童话：只要中共一倒，明天就能全民选举，然后民主宪政、言论自由，老百姓权益得到全方位保障，直接从地狱切换到北欧模式。就算中国不小心出现大面积厮杀混乱，大家都别慌，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掌控之中。世界警察会来收拾残局。中国乱了，美国、英国、欧盟联手干预，中国老百姓热烈欢迎，然后他们帮我们设计一套超级完美的宪法和秩序，最后中国被文明世界托管，直接升级，之后超越美国不是梦，成为世界一哥。
听起来都很爽，多巴胺不受控制地高潮，对吧？问题是，极权倒台的历史经验，从来不是这样走的，也没有大量事实依据的参考推论。终究是幻想。
今天，我们先把幻想收一收。这条视频，我打算干一件很不讨好的事。不陪他们做大梦，也不给你打鸡血。我只会找出中共倒台后，找出那一条最符合中国历史逻辑、社会结构、现实状况的真实路线图，然后毫无修饰、如实地讲出来，无论现实多么残酷、多么难以接受。因为我始终相信，只有直面事实，才是对大家最负责任的态度。对中国普通人来说，现在最关键的，是别再靠幻想麻痹自己，要尽早认清未来真正会落到自己头上的风险，也要趁那一天还没到来，把能准备的生存能力，一样一样地提前补齐。这样你才有机会在风暴中保护自己和家人，活下来。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中共倒台后最可能出现的真实路线图在哪里？这个真实路线图，我只用了一个历史经验参照系——清末民初。不是苏联、韩国、东欧等国家。为啥？很简单，那些国家的体量、结构、社会现状、崩掉方式，和今天的中国，都不在一个级别上。你硬往上套，不但没法预测未来，反而容易让人做出特别危险的误判。
我们先把这些常见案例，简单的说一说，为什么他们不具备作为核心参考价值。
先看苏联。苏联是什么？是一个联邦制帝国，有一堆加盟共和国，行政边界画得非常清楚。它解体的时候，基本就是，按原本的边界，直接拆成十几个独立国家。今天的中国呢？是单一制国家。省再怎么有存在感，再怎么喊某某大省，它也不是准国家单位，没有那个法理基础，也没有那种政治传统。所以，网上很多人爱说的那种，到时候按省界一刀一刀切成好几个国家，那是标准苏联剧本。听上去很过瘾，但结构上不成立。
再看东欧那几个国家，比如波兰、捷克、匈牙利。它们有几个特点：后面有一个现成的欧盟 + 北约托底，有教会，有公民社会，有多党传统。外面有人给钱、给市场、给安全承诺。所以它们的转型，更像是内部松绑 + 西欧托着往上走。哪怕很痛苦，底下有人兜着。这和中国这种体量的一体化国家，国际社会都是类似朝鲜、塔利班这种朋友，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阿拉伯之春那批国家呢？人口规模一般，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外面美俄、地区强国到处插手。很多最后是长期内战 + 宗派冲突。那是典型中东烂局，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工业化大国，也不是一个物种。
韩国、部分东南亚国家再看一眼。它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冷战格局下，有美国、日本撑腰，一边搞出口型经济，一边从军政府慢慢往选举制度挪。说白了，属于被保护之下的渐进转型，不是帝国末日，而是不慌慢慢来。
中国则是天天宣传仇日和反美。这些案例，都有参考价值，但对今天中国只能算零碎边角料。它们都缺一个关键条件：超大人口 + 超大版图的一体化帝国，在财政快耗干之后，会怎么一步步烂下去？这个问题，你在苏联、东欧、中东、韩国等国家身上，都找不到标准答案。能当标本的，只有中国自己历史里的那一段，清末民初。
那为什么说，清末，比任何外国案例都更像今天的中国？我们就用几个硬指标说，你自己听着判断。
第一，体量。清末的大清帝国，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版图横跨东亚内陆、沿海、边疆。今天的中国，也是同样的配置，人口第一梯队，地理跨度巨大，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到西南。这代表什么？代表一旦中央出事，不会是一个首都出问题，整件事就结束了，而是动不动牵扯几亿、十几亿人。任何政权的崩塌，都不可能像电视剧那样一句话宣布，一定是一个漫长的、多层级的、拖烂式的过程。这一点，清末和中国今天，是高度相似的。
第二，财政结构。清末的时候，朝廷已经靠不住正常税收了，开始拼命加各种杂税，厘金、捐纳、临时摊派。大量关税、盐税被拿去抵押外债。中央账面上看着一堆收入，实际可支配的钱越来越少。结果是什么？中央说话越来越轻，地方督抚开始只管一件事：先保住我这一省，别在我手里炸锅。今天的中国，换了几套名词，本质很像。二十多年靠土地财政、卖地、城投平台，把未来收入提前透支掉。地方政府自己搞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各种收费罚款来续命。名义上是一盘棋，实际上每个省、市都在为自己的窟窿单独找钱。你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上面喊稳定、发展，下面真正在想的是，我今年财政怎么先撑过去。
第三，表面统一，内里离心。清末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嘴上说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到了1900年以后，各地督抚心里算的是自己的账。这仗要不要替北京打？这份上谕要不要真执行？洋人打进来，我这块地盘能不能先保住？等到辛亥革命一响，很多省是抢着宣布独立，并不是那一天突然想通了，而是，原本就各自打算盘，只等一个借口。今天的中国，表面上是中央权力非常集中，但你如果去看财政收支、招商任务、债务压力、维稳目标这些具体东西，每个省有每个省的小九九。有的地方先想办法把钱、资产往外挪，有的干部能退就退，能躺就躺，先管自己安全。也是一种上面是一张皮，下面各自找出口的状态。这和晚清后期，很像。
第四，对外深度嵌入世界经济。清末是什么情况？关税、借款、铁路、矿权，和列强绑死在一起。国际金融环境一变，朝廷发不发得出军饷，直接受影响。今天呢？中国是世界工厂，出口、外资、全球供应链，是各地财政和就业的命根子。外需一收缩、外资一撤、技术一封锁，很多地方的窟窿马上露出来。在这种高度对外依赖的结构下，一旦外部输血掉下来，内部不会是一两个指标有点难看，而是整串问题一起爆：失业上来，税收下去，债务爆雷，福利砍掉，维稳加码。清末走过一遍这样的路，今天只是把洋关税 + 外债，换成了出口 + 外资 + 技术。
所以，为什么我不花很多篇幅，跟你讲什么苏联式整齐解体、韩国式和平转型这些爽文剧情？因为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现实的问题已经不是国号将来叫什么，而是当中央财政开始撑不住，当军队、警察、官僚体系的忠诚度开始松动，当各地不得不优先保本地、保自己圈子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清末民初已经给过我们一套实景模板。
开始之前，我先把这部分的思路说清楚，大家听起来就不会乱。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用清末民初，照一下中共末期之后的中国，会长成什么样。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段，从太平天国之后开始，说的是团练、乡勇怎么一步步黑化，变成后来的土匪、会党雏形。
第二段，是义和团。民间暴力、迷信、民粹情绪，被朝廷当成工具，最后反噬回整个国家。
第三段，到民国初年军阀时代。谁有兵、谁有地盘，谁就有合法性。
第四段，是全面军阀化、黑社会化。枪、土匪、帮会和各种政治口号糊在一起，变成一锅粥。
每一段，我都会做同一件事：先把当时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局面讲清楚，再对照到中共之后最可能出现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压力、权力下沉、社会撕裂之下，中国普通人很可能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我说的不是虚构的末日剧本，而是有档案、有回忆录、有地方志可以对上的那种细节。清末民初那四步，走到最后，就是一个关键词：中央说了不算，枪和利益说了算。
现在我们开始，先说太平天国之前的清朝时代背景。如果你把时间拨回到道光、咸丰之后那个大清，表面上还是天朝上国，皇帝在紫禁城里照样早朝、受万人朝拜，礼仪一套不差。但底子其实已经开始塌了。人口在乾隆以后一路膨胀，地就那么多，能分到普通农民头上的，只会越来越薄。外面两次鸦片战争打得丢城丢港，关税、通商口岸一条条签出去，白银不断往外流。朝廷手里真正能动用的财政越来越少。上面嘴上还在说永不加赋，下面各级官员为了把这个摊子支撑下去，只能在各种名目上动脑筋。正税不涨，附加、杂捐、耗羡层层往下压。老百姓账本上看不出多少变化，生活压力却一年比一年重。再加上一整套买官卖官、盘剥成风的官场文化，结果就是朝廷想要的是天下一体，大部分地方官心里算的是：我这一省、这一府、这一片地，怎么先别塌在我手上。自己的利益是最要紧的，皇帝家的利益是他家的事。
你如果把镜头拉回到2020年之后的中国，这种感觉其实很熟。过去三十年，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 + 世界工厂的组合拳，沿海开工厂、内地出劳力，外资、出口、基建一起推。一大批人确实从赤贫里翻上来，这是事实。问题是，到这几年，人口红利结束了，老龄化开始顶上来。年轻人涌向大城市，发现房价早就被上一代锁死，编制岗位越来越少，没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体面工作越来越抢。很多人隐隐有一种清末农民同款的感觉：不是饿不死，而是再怎么折腾，往上那一层永远挤不进去。一旦家里出点变故，就会直接往下掉。尤其是很多老人说，穷人家最大的福气，就是不要有人生大病。要是有大病、直接不接受治疗，死了反而最好，否则就是拖累全家，一家人跟着你完蛋。
财政这块，更像是换了皮的老戏。清末嘴上说不加税，实际上靠捐纳、厘金，乱七八糟的暂行捐把百姓往死里拧。今天名义上的税制是现代化的，实质上很多税都是隐性的存在，你不能直接感受到。比如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只要你消费都会把税单独列出来。中国的税则是早已暗中和商品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地方这二十多年主要靠的是卖地，搞城投、各种收费罚款来撑。地产熄火之后，土地出让金下去，债却已经堆在那儿了。你能看到的现实，就是一个个地方城投暴雷、项目烂尾，教师工资拖延，医院降薪，地铁、公交开始缩线裁员。表面上是优化财政结构，底层的体感就是：挣钱越来越难，被动掏钱的机会越来越多。各种罚款、收费、社保基数越调越高，核心动机就是地方没钱了。公共服务也在肉眼可见地往下走。
外部环境也一样。从外部世界来砸场子，变成外部世界把你边缘化。清朝前面有一整套天朝上国的幻觉，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一轮轮打下来，朝廷才被迫承认，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已经不是它定的了。海关、关税、铁路、矿权，一样样被绑在列强手里。今天的中共，从2001年加入世贸那一波开始，享受了二十多年别人抢着来中国挣钱的人口红利。到了中美对抗这几年，供应链外迁，高科技封锁，关键零部件卡脖子，很多行业开始发现，以前那些看不见的外部血管，一旦被掐住，国内一大票企业和地方财政马上就露馅。清末是白银不断往外流，今天，是订单、利润、技术、外资慢慢往外撤。结果都一样，帝国表面还能维持体面，内部资金却越来越紧，能维持的区域和人群会越来越少。
官场心态变化其实也很像。晚清后期，朝廷上上下下谁都知道日子不对劲了，但每个人算的是自己的小九九。做官的要先把买官成本挣回来，有机会再用贪污收刮的民脂民膏、往上爬一步。地方督抚嘴上说忠君报国，真到关键选择时刻，首先考虑的是我这边会不会炸锅，我的士兵还有没有饷。今天你看各地官场，同样是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件一定会认真学习，口号一定会齐声喊，但落到执行上，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件事要花多少钱？有没有风险？出了事算谁头上？财政吃紧的时候，优先保证的是自己的钱包、和公务员工资，警察和维稳体系自己人的钱包。其它的面子工程能拖就拖、能砍就砍。中央是他们的中央，不是我们的中央。清末是先保京师，后保地方。现在是先保系统内的人，后保公共服务。逻辑并没有本质变化。
所以你会发现，太平天国爆发之前的大清，其实就是一个已经被掏空，还在勉强维持盛世脸面的帝国。人口压力在底下顶着，财政在中间被抽干，对外接连受挫，对内官场腐败成常态。今天的中共中末期，也有很多类似的支点：人口结构拐头、增长模式失灵，财政高度依赖卖地和加杠杆，外部环境从欢迎中国变成防范制约中国，加上一个以维稳为优先的官僚机器。区别只是技术和时间不一样，本质上都是上面越来越难顾全大局，下面每一层都在想办法先顾住自己这一摊。
接下来的太平天国，就是在这样的底子上，一把火点着的。如果你去翻一下当年的私人文献，不是《清史稿》那种，而是各地知县的日记、乡绅的家谱、难民的口述回忆，会发现一件事：太平天国在纸面上是农民起义反清复国，落到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场持续十几年的全国性人祸。很多县志里都写了类似的画面：一座城换一次旗帜，就要重算一次账。太平军进城，先要粮、要钱、要青壮；湘军、淮军打回去，再要一次。家书里常见的句子是：“丁壮多徙十室九空”。意思很简单：能打仗的男人被两边轮流抓走，剩下老弱妇孺，带着没收完的东西往山里逃。有个湖南小地主在日记里记了一笔，说某年腊月，乡里日闻枪声，夜见火光，田亩皆荒，全村人把门板拆下来当棺材用。那不是文学，是他真实的生活记录。
在朝廷那边，账本同样很难看。战前靠八旗、绿营维持秩序，军饷由中央发。太平天国一打，正规军打不过，只能让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自己在家乡招兵买马。曾国藩的家书里有句很关键的话，大意是：朝廷不能给钱，我就去找绅商、盐商借；借不到就加捐加税。换句话说，从这时候开始，军权和税权一起下沉到地方。谁能募到兵、谁能筹到钱，谁就有话语权。表面上，他们挂的是剿匪靖乱的牌子，底层逻辑其实只有一句：先保住自己这片地、自己这群人。
再往下看，会党和土匪的边界，也在这时候慢慢模糊掉。很多后来在档案里被写成土匪的人，前几年其实是团练、乡勇。战乱一久，朝廷的口粮送不到，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饷也顾不上这些外围武装。团练就只剩两条路：要么解散回家饿肚子，要么自己找吃的，抢路、收保路费、占山为王。所以你会看到大量这样的记载：某地团练变匪，乡勇散而为盗。名义上还是保乡卫民，实际就是养不活了，只能就地黑化。普通人只感受到一点：打着不同旗号的一群人，都在你家门口抢东西。
这套逻辑如果平移到中共末期，你会发现它并不抽象。在今天的中国，军队表面上高度中央集权，但真正贴着老百姓生活的，是另一套力量：武警、特警、地方公安、城管、各种执法大队，还有挂着保安公司、物业、退伍军人协会名义的半官方武装。平时这些人领的是财政工资、维稳预算。一旦中央财政扛不住，发不出钱，或者中央命令压不下去，最现实的选择是什么？不会是讲一套高大上的意识形态，而是和晚清一样，谁能自己找到钱，谁就先活下去。你已经在现实里看到一点苗头了：地方没钱，开始疯狂罚款、抄市场，查手续、甚至远洋捕捞频发。有的地方甚至把保安协警承包给社会公司，让他们自己从停车费、摊位费、各种乱收费里养活自己。这和当年团练自筹军饷的思路，本质上一样。
如果某一天出现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不一定是宗教，也可能是中央治理出现重大错误，比如白纸革命，或者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产生某种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平均主义之类的口号。比如现在的高市早苗的激进言论。你猜一部分中国人真实怎么看？赶快打过来吧，我们快活不起了。一旦中央压不住局面，地方最可能的反应，就是把现在这套保安+退伍+社会力量快速武装起来，升级成新时代团练。一开始，他们打的牌子也会很好听：保护本地秩序，防止外来破坏，保卫群众财产。但你看过曾国藩那一代人的家书，就知道结局很可能是：钱不够，先向本地商号、富户借；借不到，就加摊派、加各类特别费用；人手不够，就在街上抓青壮参加志愿队伍。最后在普通人眼里，这些自卫队和当年闯进村子抢粮的那拨人，区别只剩下衣服和口号。
太平天国那一轮，老百姓的心理变化其实很典型。很多乡绅的家谱里，先是写“城开而迎太平军”，因为大家厌清朝的税、厌掉队的满洲官。过了几年，再记“悔不早归王化”，意思是发现太平军照样杀人、照样征粮，比清军更凶狠。等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压下来，难民的回忆又变成“湘军纪律稍好一点，但过处亦多焚掠”。有的地方为了断太平军粮路，干脆把整片庄稼一起烧掉。对普通人来说，从头到尾没有选择，只有今天被谁收拾的区别。
对照今天，中国社会积累的矛盾并不比咸丰年间少：被房贷和烂尾楼困住的城市中产，被拖欠工资的工人，而且大量底层弱势人群没有人权，被强拆、被城中村改造推平的外来务工者，几十万、上百万在各种维权路上被拖垮的人。总之，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中国社会就是把人不当人看，把人强行分成三六九等。社会彼此之间的矛盾积累颇深。国家经济好时，这种问题被暂时掩盖；经济下行时就暴露出来。所以中国必然是个维稳国家。在强力维稳时期，这些人还能被压在线下、压在搜索结果页之外。一旦维稳预算捉襟见肘，中央的控制力往下掉，社会出现真空的时候，这些人最先撞上的，不一定是一个理性、有组织的反对派，更可能是本地的团练、黑社会，打着反腐为民出头旗号的地方武装。他们需要人头，需要怒气，需要一批可以被动员的苦主，更需要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来宣泄个人内心的怨恨和不满。当然打家劫舍捞钱也不能落下。太平天国当年就是这样。它确实抓住了底层人的恨，恨苛税、恨地主、恨贪官。但这股恨最后并没有变成一个新的秩序，而是被消耗在无数次攻城、屠城、报复和清剿里。
再往后，湘军和淮军在地方站稳脚跟，很多原本的起义军成员，要么被杀，要么被收编做人家的前锋。书写历史的人，最后只在几行字里写一个，“贼平”。具体的饿死、病死、战死，都散在家谱的空白和少数回忆录里。
如果你把这个镜头拉回到未来的中国，你大概能想象那种画面。表面上，可能有各种高调的口号、各种正义之师的宣言。真实发生的，是一城一城的谁先把枪管在自己手里，谁就有资格谈理想。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像一百多年前那些湖南、江西、安徽的农民一样，只是在不同旗号之间被来回征用、来回清算。
太平天国这一站给我们的教训，其实就两句：
第一，当一个帝国进入财政吃紧、军权下沉的阶段，任何打着正义旗号的大规模暴力，都极容易演变成多方军阀化的起点。
第二，在这种局面里，顶层说的是保国、保教、保正统；地方说的是保自己这摊利益；真正没人有精力去保普通人的命运。
理解了这一层，你再看接下来的义和团、民初军阀，就不会把它们当成一段段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条线往下滑的不同阶段。下一步，我们就沿着这条线往前走，看义和团那一轮，朝廷、地方、帮会、老百姓，各自又在这场新的暴力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果说太平天国那一轮，是把清朝的家底和中央军队打烂了，被迫下放军权。那义和团，就是在这副烂底子上，又叠加了一层民间暴力 + 迷信 + 民粹 + 朝廷当枪使。
当时的背景很清楚：十九世纪末，北方连续几年灾荒，山东、直隶旱涝不均。很多县志里都记着“人相食”、“米贵如珠”这种字眼。与此同时，洋人、传教士、教会学校一路往内地推，铁路、电报线往乡下修。地方老百姓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了样。原来的庙会、香火路被铁路截断，教案频发。谁家的地被教堂占了，谁家孩子跟着教会吃了点稀饭，村里就会吵成一团。在这种又穷又乱的环境下，北方乡间本来就有的拳会、会党，很自然就往一个方向聚拢：练拳驱邪、扶乩上身、号称刀枪不入。
再加上一句朗朗上口的口号：“扶清灭洋”。这句口号后来被不少研究者证实，确实是拳民在攻打教堂、洋行时反复高喊的。连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军官回忆录里都记得很清楚。对普通农民来说，动机其实很朴素：有人告诉你，只要跟着练拳、念咒，就能刀枪不入，还能顺便把欺负自己多年的洋鬼子教民收拾一下。县衙那边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人暗中撑腰。这种事在当时的语境里，很容易就被当成活路。
地方官、地头蛇、会首，各有各的盘算。很多县志和档案里都能看到这样的细节：某县知县明面上上报说，“拳民乃良民练武，请朝廷开恩”，实际上是想借这股民气威胁教会、吓唬乡绅，再顺手把自己那点小金库填一填。一些地方豪强、会党头目则趁机拉人、收保护费，打着拳会的旗号把黑白两道一锅端了。
最关键的是北京的态度。1900年之前，中央其实对义和团是犹豫的。一方面，许多大臣知道这些人不受控制、容易惹祸；另一方面，朝廷又确实太缺乏可以动员的力量了。最后，在对外压力越来越大，朝廷内部主战派抬头的情况下，慈禧一步一步滑向了借拳民之力，向列强摊牌这条路。从默许拳民进京，到明令各省毋得剿办拳民，再到干脆对多国宣战。这条时间线，在官方档案和各国外交记录里，都有清晰的日期和诏书文本。
对老百姓来说，后果是什么？一开始，很多参加拳会的农民，真的是抱着一种“替天行道”的热情上去的。有人在家书里写，“乡人多往从拳，云可保身，且除洋教之害”。这种语气你能感到，那是一种又怕又恨、又想抓住一点希望的复杂心理。可是战火一蔓延，八国联军一路打进来，报复性的屠杀、焚掠，各地清算拳匪，倒霉的还是这些被裹挟进去的普通人。很多回忆录里都写过类似的场景：某个村子前几年还算太平，后来拳民在村口扎旗，号召扶清灭洋。几个月后，联军或清军反扑，村子被当成拳匪巢穴，房子被烧，青壮被抓，妇女为求活路被迫卖身、逃亡。等风声过去，朝廷和列强坐下来谈赔款，条约上写的是庚子赔款哪省摊多少银两，真正摊到每户人头上，就是地里多收几层税、盐价粮价再往上加一档。
你会发现，这个逻辑非常一致：从拳会头目，到地方官，再到京城主战派，口号都很大：扶清、灭洋、除教案。但真正在地面上承担代价的是谁？是那些被动加入拳会、被迫避祸、被列强和官军轮番收拾的老百姓。
现在把镜头拉回2020年之后的中国。我们不是说历史一定重复，只是提醒你去对照几个非常相似的结构。
第一，现在的中国，也已经有一整套随时可以被激活的义和团式情绪。网上各种极端民族主义、阴谋论、仇外言论，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到。动不动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谁敢辱华就全面抵制”。很多时候，上面表态之前，下面的情绪已经冲到前面去了。平时这些情绪被困在屏幕里，只是刷一刷评论区。可一旦哪天社会秩序开始松动，失业的人多了、被债务压垮的家庭多了，这些情绪很容易被人打包成一句简单口号：“替国家出气、收拾汉奸”，然后往线下搬。
第二，那些最有动力去利用情绪的，也不会是普通人。就像当年的县官、豪绅、会首。今天的很多地方权力、半黑半白的利益集团，其实也很清楚，当经济下行、财政撑不住、民怨越来越大时，最便宜的一种维稳方式，就是把矛头引到别人身上。可能是外企、可能是某个国家、可能是某个少数群体、某种信仰，也可能是某个被选中的敌人。表面上大家喊的是爱国反侵略，实则上是有人在利用这种情绪转移视线，为自己的地盘、项目、财富续命。
第三，对普通人来说，风险从来不在口号里，而在谁来执行。清末时代，很多人加入拳会，是被身边的亲戚朋友一劝，不去就不爱国、不去就当汉奸。今天，在一个高度数字化、动员效率更高的时代，一旦类似的逻辑被放大，你很难保证自己不会被裹挟进去。可能是被单位要求转发某些内容，可能是被社区组织统一站队，也可能是在街头遇到某种自发行动，你不参与就显得立场有问题。而一旦事态失控，真正会被清算、被牺牲的，往往还是最没有话语权的那一层人。这一点，清末拳民的结局已经演示过一次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义和团这一段，对理解中共末期之后的可能走向特别重要？因为太平天国教会我们，当中央财政和军队烂掉，只能把军权往地方下放。义和团则在这个基础上又补了一刀：当政权没本事解决结构性危机时，最容易走的一条捷径，就是利用民间暴力和极端情绪，先 এমনই矛盾往外推一推。只要这两步同时出现：军权分散 + 情绪被动员，大清后面的那一串灾难，就有了完整的剧本。而今天的中国，军权、警权、舆论、网络监管都还紧紧攥在一只手里，这这才勉强压住了各种义和团式冲动。一旦哪天财政和权威开始松动，这些东西会不会一起跑出来？会被谁来利用？普通人又会被推到什么位置上？这些问题，清末已经留下过真实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时间线往下看，在义和团之后，辛亥到北洋前期，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进“谁有兵谁是官”的军阀时代的。同时也想一想，如果在一个拥有核武、互联网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重演类似结构，会是什么样的画面。
如果把清朝最后二十年当成一部连续剧，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1901年签辛丑条约割地赔款，只是整部剧开到倒计时阶段的那一集。首都失守，皇帝太后逃跑，赔款签了三十九年，关税、盐税抵押给列强，北京附近允许外国兵长期驻扎。表面看，朝廷保住了龙椅，但从那以后，这个政权就注定要靠透支未来的方式续命。
为了还赔款、为了证明自己还有治理能力，朝廷开始搞所谓新政：改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修铁路、练新军，还挂上一个听起来很现代的名词，“预备立宪”。史书上写得很漂亮，但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中央没钱，就往下一层一层压，要求各省自筹经费。各省督抚也不是傻子，知道这是皇上把黑锅往地方一甩，于是纷纷打自己的算盘。一边照章上报说，“臣当竭诚效力”，一边利用新政名义，抓紧把税权、军权稳稳握在自己手里。
练新军就是最典型的一件事。按照纸面制度，这些新式军队当然是皇军，但军饷是谁发的？军官是谁提拔的？士兵家属出了事，找谁说理？基本都在本省本督抚那儿。很多当时的军人回忆录都提到，自己认的是某某大人、某某将军，至于北京那位小皇帝，更多只是新闻上的存在。也就是说，朝廷为了续命，等于亲手把最硬的一块权力、带枪的权力，送进了地方大员兜里。
与此对应，今天的中国这十几年的新政画面，你也很熟悉：高铁、机场、城轨、一带一路、军改、警务现代化，各种新口号层出不穷。背后的财政逻辑也差不多：中央靠土地出让金、税收分成、央企红利，地方靠城投债、隐性债、各种收费罚款，把未来几十年的现金流提前透支到今天来用。表面上看，是加快现代化步伐，实际操作中，每一级政府心里都在算：我这摊钱怎么撑过任期？我手里的人马、项目和利益圈怎么保住？谁也不敢说自己真的有余力去兜底整个国家。
再往后，就是辛亥这一枪。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爆发，本质上就是地方对中央“又要钱又不给好处”的一次集中反扑。清廷想把铁路国有化，用来抵押贷款，四川、湖北一带的士绅、商人直接炸锅：你前面让我们出钱修路，现在说收就收。于是地方的商人、知识分子、新军、会党拧在一起，点燃了起义。
接下来的情节大家都知道：各省一省接一省宣布独立，宣统帝颁逊位诏，国号从大清变成中华民国。但对普通人来说，国号换掉的那一刻，生活并没有突然变好，反而进入了一个更混乱的阶段。北京有北洋政府，南京有临时政府，南方有护法军，西南有自己的一摊，东北是张作霖的地盘。谁是真正的中央？要看谁手上的兵更多、粮饷发得更勤。各地军阀收税自养，铁路沿线、盐运关口、矿区、通商口岸，能抓住一点资源的，都成了抢手货。老百姓在县志、家书里写得很直白：以前一年交两次税，现在除了正税之外，还要交军费捐、团防款、临时摊派。以前只有朝廷抓丁，现在是各路军队都在抓人补兵。躲不过就只能跑山、改行、投亲靠友。
你如果对照今天，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类似的隐形结构：在各种压力叠加的情况下，中共虽然还牢牢控制着军队、警察和财政中枢，但地方已经在大量自谋出路。有的疯狂卖地、卖资源，有的用罚款、检查、奇怪的收费项目来补窟窿，有的干脆躺平，能拖就拖。等到有一天，如果外部的冲击再大一点，内部财政再撑不住一点，很有可能也会出现类似辛亥前后的局面：表面上还有一个统一的国号和政府，底下各省、各大城市，各条系统都在优先保自己的人、自己的盘子。
北洋前期，就是这条路的进一步展开。袁世凯上台之后，一度看上去是恢复秩序，废科举、搞新法、兼并地方武装，把各省都督换成自己的人。但他能做到这一步，靠的不是宪法，而是北洋军。袁死了，北洋军内部马上分裂成直、皖、奉几大派系，先在北京城里抢总统之位，再把战火烧到中原、东北。很多当时人的回忆都提到，同一条铁路，半年内可能先后被三支不同的军队控制。每换一拨人，就要重新交一遍路捐军捐。商队被反复搜刮，老百姓索性不敢出门，市场直接瘫掉。
这一幕，映射到未来的中国，大概会长这样：如果中共的中央权威不是体面退场，而是在一次次经济和政治危机中被消耗掉，谁握着枪、谁控制着关键的财政和信息节点，谁就会自然地往地方军阀方向滑。可能不会像一百多年前那样直白地叫某某军阀，而是以某战区、某警备区、某重要行业监管机构、某大型国企集团的形式出现。但实质是一样的：上面的统一口号还在用，下面实打实的是，谁能发工资，谁能保治安、谁能保住饭碗，谁就先听谁的。至于国家整体往哪儿去，已经不在大部分人的控制范围之内。
从八国联军到辛丑，从辛丑到辛亥，从辛亥到北洋军阀，清朝给我们留下的是一条很清晰的轨迹：一个本来就有内伤的帝国，被外部一脚踹开口子，内部靠改革和借债续了几年命，最后在财政透支、军权下放、地方自保的连锁反应下，慢慢散架。这条路，如果你用来当作中共末期的参照，不需要太多形容词，很多细节你自己一对照，就知道哪一段已经在路上了。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北洋前期，名义上有一个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几大军系在北京轮流坐庄。下面一省一省各算各的账。接下来这十来年，中国就彻底滑进了一个新阶段：枪在谁手里，匪、军、帮会、口号全搅在一起。老百姓每天面对的已经不是朝廷，而是一整片灰色地带。
如果你翻一些当年的县志、回忆录，会发现一个很扎眼的变化：以前写某县隶属某府某道，到了民国十年以后，开始反复出现“某军路经本县”、“某部驻扎境内”、“盗匪猖獗”、“团练溃散”这样的词。对县里的普通人来说，日子就是在兵来兵去、匪来匪去中间被切割的。
很多军阀本身，就是太平天国之后那批团练、乡勇的升级版。原来给清朝打工的地方武装，清朝倒了、北洋政府又养不起，干脆自己立旗子。今天叫某镇守使，明天改成某路军总司令。不少人早年就是做保镖、押镖、会党头目出身，这些在后来的口述史、地方档案里，都有明确记载。换句话说，所谓军阀，很多时候就是土匪、黑社会披了一层合法外衣。
到了一些大城市，这种灰色结构又有另一种形态。上海是最典型的：青帮控制码头、工人、赌场、烟馆。商人出钱，警察、官员给手续。到了1927年清党的时候，蒋介石干脆公开把青帮拉出来当自己的打手。蒋自己在日记里都承认，依靠江湖朋友帮忙清理共产党和工会骨干。对外的口号是清党、救国、反共。对普通上海人来说，最直观的就是某天开始，谁家的铺子门口由哪路兄弟站岗，保护费交给谁，谁说了算。
再看乡下，很多回忆录都提到过类似的画面：一个县城周边，名义上有三路军驻防，同时还有七八股土匪，外加几个打着会党旗号的帮会。哪一股势力强一点，就去县衙里谈判，要个保安团长、自卫队长的名义，顺便把自己的人塞进保甲、乡绅、税警队。白天是保安队，晚上换身衣服就是上山的土匪。征粮、抓壮丁、绑票、罚款，用的都是军需、公粮、捐款救国的名义。
普通人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是什么感觉？很多人写得很直白：你家门口今天挂的是直系军旗，明天换成奉系旗，再过两个月可能又多一块民军的旗子。每换一块旗子，你要重新交一遍钱，重新被摸一次底，甚至还要送人去当兵。谁敢说不？谁敢问一句，你到底替谁打仗？顶多敢在日记里骂一句，“兵匪不分”。有些老辈人的口述回忆里说得更狠：“不怕匪，只怕兵”。匪来一次，兵常年在。
再加上一层黑社会化：很多地方的商会会长、码头工会头目、盐号大掌柜，背后都有帮会撑腰。真正的规则是货从谁的码头走，工是谁的人，警察接谁的电话。你表面上看到的是商会纠纷、工潮，背后其实是帮会和军阀抢利益。老百姓夹在中间，连站队都是奢侈，只能看风向，谁现在占城，就先拱手服软，求一条活路。
这一整套局面，如果你再对照一下今天，其实很容易想象一条未来可能的线。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很多雏形了：所谓扫黑除恶的通报，往往一拉就是一串：黑社会头目、村支书、开发商、建筑公司、保安公司、个别基层警察，全拴在一起。平时你看到的是物业纠纷、强拆高利贷黄赌毒这些具体案件，背后其实是一个地方的小型利益共同体：谁从工程里抽成，谁从放贷里收利息，谁负责出面维稳，谁帮忙打压不同意见。在中央还强势的时候，这些东西表面上还能收着，出事了就抓几个典型，换一批干部，案件往上一报，事情算处理完毕。但一旦中央财政顶不住，军警系统发不出足额工资，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罚款和灰色收入，那这些人就有了更大的动机，把手伸得更长、更公开。名义上可能还是联合执法、综合治理，实际就是各路人马出来分一块越来越小的蛋糕。
到那时，中国很可能会出现一种现代版军阀 + 黑社会的格局。不是每个省都变成割据王国，而是在很多地方，会出现这样一种混合体：一条线是地方党政、公安、城管、国企、高管；一条线是保安公司、退伍军人、社会团体；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黑恶势力、地下放贷、灰色生意。三条线彼此交叉、互相利用。必要的时候挂上一面旗子，可以是维稳、反恐、打击极端主义，也可以是反腐、反共、地方自救。对外面的口号怎么换，取决于当时对他们最有利。真正不变的是那件事：要保证自己这一摊人有饭吃、有钱分、有安全感。
在这种局面下，普通人会怎么活？和民国军阀混战时的感受其实差不多：上面是你搞不清楚的各种政府、委员会、指挥部、联防队；下面是一次一次非常具体的检查、摊派、募捐、征用。你不见得会在电视上亲眼看到政权崩溃的直播，但你会很清楚地感觉到，谁在你这条街有话语权，是哪个系统、哪个哥、说了算。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清末民初那套全面军阀化 + 黑社会化的烂局，不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标签，而是一个可以被今天中国现实，一点一点对照上的模板。
等会儿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会把镜头拉得更低一点，直接从一个普通家庭的视角看。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一年到头究竟要交多少看得见、看不见的“买命钱”？哪些决定是他能做的？哪些东西他根本轮不到说话？
如果你把这套经验平移到未来的中国，其实就能大概看得出来。中共一旦镇不住局面，普通人要面对的，很可能也是同样三件事，只是换了一层现代外壳：
活命成本，不再是兵饷捐、团练税，而是房贷断供、存款缩水、各种名目的罚款，社保福利一点点往下砍。以前卖地、卖人，现在可能是被迫卖房、卖保单，掏光家里最后一点现金。
暴力碎片化，也不会写在公告里，而是：一边是名义上的警察、协警、城管、各类执法队，一边是地方黑社会、保安公司、宗教极端团体，打着反共、自救旗号的混合组织。谁能动员人、谁敢下狠手，谁就占地盘。理由永远是维护秩序、保护大家。
信息失真，会更厉害。一方面是官方话术和审查系统还在运转，另一方面是各种自媒体、群聊、小道消息满天飞。你很难知道哪一个冲突，是谁挑起来的？哪一条消息是被放出来给你看的？但你能真切感受到的是：工作不好找、钱越来越薄、出门越来越不安全。
清末那些写家书的人，往往最后会说一句：“愿儿早离此地，盼你另谋出路。”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走到现代版晚清，很多普通人心里想的，恐怕也不会是“国家前途”这么大的词，而是“家里还能支撑几年？孩子要不要送出去？要不要提前把能挪的东西挪走？”
所以，把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拉出来，不是为了证明历史一定重演，而是提醒你一件事：在一个大帝国慢慢垮掉的过程中，最早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往往不是皇帝、不是将军，而是那些每天只想过日子的普通人。如果把晚清那八十年真正细看一遍，你会发现，活下来的普通人，很少是哪一方的大英雄，大多数都是提前认清局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自己留了一点空间的人。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预言哪一天大变，而是借着这段历史，尽量早点把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退路想清楚。
第一层现实，其实很残酷：能走的人，还是应该尽早想办法走。中国有钱的早跑了。晚清的时候，有能力迁到通商口岸、租界、海外的那一批人，后来在族谱、家书里，普遍被写成“先人远识，不致全家覆没”。今天的差别，只是地理范围大了、信息更多了，但逻辑没变。越是可能成为未来冲突中心的地方（核心一二线城市的政治区、重要工业基地、边疆要冲），越不适合在最危险的时候全家死守。能润出去是润，润不出国，把家人慢慢挪到风险相对低一点的地方，也是退一步。
但现实是，大多数人走不了。清末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毕竟受认知和金钱局限的人占大多数。对走不了的人来说，最关键的一点，不是幻想哪天上面换了一批好人来救我，而是先承认：如果真进入现代版晚清，你面前的可能是好几年、十几年持续的烂局，而不是一两年的风暴。这个预期一旦建立，你很多选择会不同：工作、资产、关系、孩子、教育，都不再是“怎样上升”，而是“怎样活得久一点、受伤小一点”。
所以，当中共陷入现代版清末民初，普通人该怎么才能活下来？
首先要认识到风险是什么 → 然后要放下什么幻想 → 最后在今天，中国普通人现在能做什么？
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清末民初，其实就一句话：大帝国烂尾，最常见的不是灭国，而是长期烂在那儿。晚清就是这样。太平天国之后，朝廷军队打不动了，军权被迫下放；义和团之后，中央信誉在国际上彻底透支；辛亥之后，国号换成了民国，但下面是军阀、会党、黑帮一起上桌。
你去看当时人的回忆录、家书，最扎心的不是“亡国”两个字，而是很琐碎的句子：“今岁军捐再起，乡中青壮多被抽，十室九空”，“昨夜又有兵至村，索饷不遂，焚屋数十”。也就是说，对底层人来说，危险不是某一分钟宣布解体，而是日常生活一点点变形。原来是一套人压你，全国产一套标准；后来变成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不同的人来压你，嘴上都说自己代表天命、革命、国家。
把这套逻辑平移到今天中国，很残酷但很现实的一点是：中共要垮，很大概率不会是电视里某天宣布政权结束，更像是财政撑不住 → 军警地方化、黑社会化、帮派化、极端化，一起往上冒。
所以普通人真正面对的风险，不是哲学问题，是很具体的几件事：
你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罚款、抽血、乱收费越来越多。医疗、教育、养老这些兜底的东西，一段一段在塌。城市里，治安开始肉眼可见地变差，小规模暴力事件、极端事件越来越多，但媒体不一定报。一旦某些地区财政断粮，军警、黑恶势力和打着各种旗号的人，会混在一起收保护费、搞控制。
清末那一代人已经踩过一次坑。我们这一代如果还把问题理解成“会不会像苏联那样体面解体”，其实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超大体量、财政已高度透支、社会高度原子化的中国，烂尾时刻，普通人要承受的那套连环打击，到底长什么样？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小可爱问：“那既然中共一倒台，后面可能这么惨，那干脆别倒台不就完了？”这个想法很正常，但它有个前提错误：中共倒不倒台，从来不是你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极权体制迟早要还账的结构性结果，也是中国几千年王朝轮回的老剧本。你可以主观上希望它永远别出事，但客观上，财政扛不住、经济下行、社会撕裂到一定程度，它自己就会一步步走向失控，这跟你是不是希望出事，关系不大。
至于后面会走向哪里，也很残酷地分两种可能：如果中国人在这场大灾难里，真的能反思、能学习，最后顶着巨大代价，走到一个比较像样的民主宪政框架，那当然是最好的结局。如果走不出来，只是换一批人上去，社会更乱、更碎片化，那也依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宿命。
我现在做这期节目，不是为了期待灾难，也不是替任何一方站台，只是把可能发生的那条路讲清楚，好让每一个普通人，少一点瞎幻想，多一点准备空间。
所以，在我们认清了风险，同时也要放下几种特别危险的幻想：
1. **体制会自己改好的幻想。**晚清搞新政、搞预备立宪，文件一大堆，会议一大堆。但地方回忆录里记的是什么？“新政名目日多，征税无已时，民间不闻朝廷何德，惟知摊派益重。”今天你看到的深化改革、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本质上跟那时候是一个路数，在不动根本权力结构的前提下，用技术手段续命。指望它自己痛改前非，从上到下一夜之间良心发现，这是第一种要放下的幻想。
2. **等一个英明领袖的幻想。**清末有人盼光绪，有人盼某位能臣；民国初年有人把希望押在袁世凯身上，觉得总得有个强人先把局面镇住。后来怎么写的？不少人1920年代回忆，才承认一件事：这套机器本身，就是用来吃人的。好人要么被吃掉，要么被裹挟变形。今天再说不是制度坏，是某某人坏，换个好领导一切都会好，本质上就是用一两个看上去没那么坏的独裁者给制度洗白。听起来安慰人，但从历史数据看，成功率极低，代价极高。
3. **外国人会来救的幻想。**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有人真心盼列强来约束清政府，结果等来的是《辛丑条约》：赔款、关税、矿权、驻军。你今天指望欧美、日本因为同情中国老百姓，来帮你推翻统治、设计新制度、兜底经济，这就有点离现实太远了。他们会不会对中共有压力？会。会不会在某些议题上帮你？有可能。但所有这些优先顺序，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不会替你负整个烂摊子的成本。
4. **反共革命党会杀回来救我们的幻想。**这点是最容易踩坑的。清末到民国，“革命党”三个字非常好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你去看普通人写的东西：某地革命军进城，军费一层一层摊到老百姓头上。很多队伍，前一天还是土匪，第二天打着讨贼军、护法军的旗子，在百姓家里照样抓壮丁、抢粮。口号是真的好听，操作是真的一样。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反共组织，如某某临时政府、海外联络委员会、新中国联邦，主打一个“解救中国劳苦大众”。其中有真想重建秩序的人，也会有借旗子搞钱、搞地盘的人。如果你把“反共”两个字，当成自动免检的道德标签，就非常危险。历史已经说明，反谁不等于真为你好。关键看他打算怎么对待没筹码的小人物，是不是以中国人利益为根本。对于你而言，你会把全家人活下去的希望，赌在遇到少数真心为中国人未来而革命的组织上吗？
5. **国内外同胞会集体救我们的幻想。**还有一种幻想，其实很多人不愿意说破：就算体制靠不住，起码中国人会救中国人吧？海外有那么多华人富豪、成功创业者、知识分子，国内也有不少体制内、体制边缘的人，以及企业家、知识分子，看上去三观挺正。等到真乱起来，这些人总会站出来，组织一个华人版的“诺亚方舟”，把大家捞一把。听上去很温暖。但从清末一路对照下来，你会发现规律刚好相反。
清末民初的时候，也有大量华侨、商人、绅士出过力。侨领捐款办学、办报纸、给革命党凑军费，一些本地大户在城破之前，帮乡里多说几句情、多赎几个人。这些都是真事，档案和回忆录里都有记载。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能做的是锦上添花、雪中送一小块炭，但没有一个群体有能力给全国老百姓兜底。原因很简单：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家人要保。真到生死关头，能稳住自己那一小块，就已经是逆天发挥了。
你把这个逻辑平移到今天，其实也差不多。海外华人里，肯定有人会做媒体、做救助、做揭露真相的工作，这些都很重要。也一定会有一些人，在局部地方做互助、搞避险项目，甚至偷偷帮人脱身。国内也会有少量良心企业家，愿意承担一点风险的医生、老师、律师，在关键时刻托一把。但他们能做的，注定是点状的、有限的。
而中国人和华人社会大部分人群，在中共的长期统治塑造下，都是原子化的，眼光短浅且自私自利。关键时刻能不互害就不错了。另外社会价值观长期导向是“有钱就是牛、就是爷”，导致很容易没有道德良知底线。所以当面对社会公共重大灾难，没有无私的大规模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基础，而小范围的利益或无私团结、不足以应对重大灾难。大多数人都是想不付出、搭便车的价值观。疫情3年普通人的状态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不可能有一个海外大组织，一声号令就把全国普通人全接走，也不可能有一批良心资本，集体掏腰包帮你还房贷、兜医保。清末那代人后来回忆，当时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总有人会管吧？总不会任由我们这样死吧？”结果就是，真的有人帮忙，但永远帮不过整个制度往下压的速度。
所以，指望国内外同胞集体来救这件事本身，就是拿别人有限的善意，给自己编了一个无限的安全感。你可以期待局部的互助，可以主动去建立、参与这种互助，但如果把“别人会救我”当成大前提，那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你都会拖延。应该分散风险的时候不分散，应该早点给家人准备预案的时候不准备，应该现在就搭小圈子的时候，天天在网上等一个救世大群。历史上，真正被救下来的，往往不是最值得被救的，而是那些自己先动起来的人，刚好碰上了那点别人能给的帮助。
最后，再说一句听上去有点冷血，但我觉得必须说的话：在动荡年代，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责任。清末那些给子孙写家法的人，常常会说“乱世以保命为先”。不是鼓励你变成自私的犬儒，而是提醒你，只有先把自己和家人的基本安全守住，你才有可能在将来稍微平稳一点的时候，去谈建设、谈改变。一个被饿死、打死、消耗掉的人，再正确的立场，也是白搭。
所以，这一整期节目绕了这么大一圈，讲太平天国、讲义和团、讲辛亥、讲军阀，不是为了吓你，而是想让你在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和空间的时候，提前把那些迟早要面对的问题，认真想一遍。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人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教训。中国大多数底层人，我以前也陷入可恨的情绪当中，但随着自己学识阅历的增长，其实更多是一群可怜人。
最后祝愿所有中国人，和海外关心中国的海外华人，以及关心中国的外国人，最后都能全家平安健康，一起见证新中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