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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讲述。1989年，在中国北京，以学生为主导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民主化运动正在进行。由于当时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因此被称为“天安门事件”。然而，只有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才能称之为“天安门事件”，因为中国政府禁止使用“天安门”这个词。
此外，“六四”这个日期也遭到审查，因此中国人无法搜索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信息。有些人甚至将“六月四日”称为“五月三十五日”。中国著名小说家余家在外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月三十五日精神”的文章。然而，即使是“五月三十五日”也被禁止，在中国国内，不仅无法悼念“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甚至无法谈论“天安门事件”或发表任何意见。
由于中国政府这种抹杀历史的行为，如今有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天安门事件”。如果您看过YouTube上的视频，应该会至少看到一次中国人被问及“天安门事件”时回避回答或逃离现场的采访。1989年6月4日，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回到1976年。
1976年1月8日，受到全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逝世。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82岁，中国因此发生了许多变化。
华国锋，毛泽东信任的接班人，逮捕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以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四人帮”——四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结束了导致数十万至数千万人死亡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成功地掌握了权力，取代了华国锋，并开始全面推进他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一直期望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待政治和经济，并将资本主义融入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维持中国政治理念——社会主义的同时，经济政策则彻底遵循资本主义。如今，邓小平被评价为通过开放政策奠定国家发展基础的人物，也是中国人民最尊敬的领导人。然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初期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
首先，邓小平以沿海地区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并因贫富差距而受到批评。此外，由于只注重改革，也出现了助长腐败的指摘。例如，1983年引入了“双轨制”。“双轨制”是指国有企业以政府规定的价格销售煤炭、钢铁、机械设备、主要资本品等，但当产量超过一定水平时，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的数量内以低价出售，超过标准后则可以自由定价。
仅凭这一点，您可能就会想到“囤积居奇”。政治家和企业勾结，以市场价格的一半购买计划价格内的商品，然后再次出售，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这导致少数人垄断，并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1989年，通货膨胀率甚至上升到了18%。同时，失业率也很高，市民们对共产党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剧。
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成为了不满的焦点。也就是说，人们开始认为，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中，其中一个方向是错误的。这时，人们选择了资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是错误的。知识分子也相信，只有民主改革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学生们也学习了外国的知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受到影响，认为贫富差距和腐败等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一党专政。
1986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方励之教授公开赞扬西方民主，并发表了批判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专政的演讲。演讲的要点是，放弃共产党体制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受此演讲鼓舞的学生们在中国各地发起了要求民主化的示威活动。
当时的中国虽然对新闻媒体实行审查，但关于政治的意见相对自由。然而，在1986年底学生示威活动之后，中国加强了对大学的监控。此外，在示威活动结束后不久，获得了许多学生支持的胡耀邦总书记也因保守派言论的批评而失势。这是因为他在1986年底的示威活动中支持学生一方，与邓小平产生了摩擦。
大约三年后的1989年4月，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成为了契机，北京的大学生们发起了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胡耀邦的示威活动。当时，北京大学甚至张贴了写有“不该死的人死了，该死的人没死，唤醒民众，勿忘斗争”的横幅。
以胡耀邦的去世开始的示威活动，发展成了要求更积极改革和民主化的示威活动。也就是说，“天安门事件”的根源在于邓小平激进的改革开放政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由此产生的对共产党的怀疑和不满，以及学生们通过接触外国知识而产生的对民主主义的热望。
4月15日，人们开始聚集在广场上。从4月17日傍晚开始，许多青年学生彻夜不归，占领了该区域。示威者在广场上搭建了帐篷和广播设备，并起草了一份包含了北京大学3000名学生诉求的文件。学生们有七项诉求：
第一，承认胡耀邦的自由和民主、中庸的见解。
第二，承认人民反腐败和自由化的要求，并恢复受迫害的人。
第三，公开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
第四，允许民间媒体，保障言论自由。
第五，增加教育预算，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
第六，废除限制示威的北京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条款。
最后，第七项是进行民主选举，更换做出错误政策决定的官员，并通过媒体完全报道这些诉求。
总而言之，主要目的是反对干部的腐败，争取媒体的自由，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以及实现民主改革。
随着大量学生进行静坐，示威规模逐渐扩大，并蔓延到其他城市。4月19日，示威者甚至成功占领了中国共产党总部门前的正门——新华门。
从4月20日开始，北京警方开始正式镇压学生，但由于聚集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并未取得显著成效。4月22日，北京举行了胡耀邦的葬礼。葬礼上有10万名学生和年轻工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此时，学生们要求与当时的首相李鹏会面，提交请愿书，但被置之不理。
随后，大规模示威活动也在上海和西安等地举行，并开始发生暴力事件。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感到不安，担心国家可能因此颠覆。
在观望局势的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当时的赵紫阳总书记虽然不完全赞同学生，但认为有必要与学生运动的代表会谈，并接受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然而，其他干部认为，如果不镇压学生运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有可能崩溃，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可能会重演，中国将陷入巨大的危机。
在对立中，强硬派干部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学生运动是反革命运动，少数人正在利用学生煽动混乱。这进一步激起了市民的反感，第二天，超过1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再次聚集。不仅有学生，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表达了不满。
然而，强硬派的立场并未改变。他们认为，既然社论和警告无效，就只能镇压。直到此时，强硬派也未考虑流血镇压。他们打算动用警察而非军队来镇压学生。此外，在5月4日“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将有更多学生参加示威活动。赵紫阳表示理解“官怕民”是理性的，并发表了旨在和解的演讲。
然而，被称为“三人组”的三名学生领袖之一的吾尔开希等人，却更加积极地继续示威。这三人以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停止示威，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时候，否则就无法改变”。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制作的“民主女神”雕像被放置在广场上，表达了坚定的意志。从5月13日开始，在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的领导下，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绝食抗议。
然而，问题在于，这恰好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前两天。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日程，标志着持续了近60年的中苏对立关系的正式结束。但由于绝食抗议的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欢迎仪式只能在天安门广场而非北京机场举行。此外，为采访戈尔巴乔夫而来到北京的许多外国记者报道了北京的混乱状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这些事件让共产党达到了极限。由于当时的情况被外国知晓，到了必须做出决断的时候。后来泄露的“天安门文件”显示，邓小平和李鹏等人认为，如果继续放任示威活动，共产党将崩溃，进而中国经济也将崩溃。因此，他们决定宣布戒严。
“天安门文件”是指当时中国共产党会议记录，即记录了“天安门事件”武力镇压决定的文件。最终，在邓小平的命令下，25万名解放军集结在北京。共产党的计划是在6月4日凌晨1点进入天安门广场，并在早晨前强制解散所有示威队伍。此外，军队还被赋予了在示威者抵抗或反抗时开枪射杀的权利。邓小平曾说，即使牺牲20万人，也要控制局面，带来20年的稳定。
此时，示威队伍听到了共产党将进行武力镇压的传言，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无法与军队对抗，应该解散；也有人主张应该坚持留在天安门广场。事实上，许多人提前离开了广场，但仍有许多人留了下来。
于是，在6月3日晚上，装甲车和坦克开始侵入天安门广场。当时，邓小平指示李鹏实施武力镇压，并说：“损失应尽量减少，但一定程度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许多北京市民用公交车和火车阻挡了道路，以阻止军队的侵入。甚至有人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坦克。他们与示威活动无关，但为了阻止军队，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北京市民甚至试图说服镇压军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军队向阻挡侵入的许多北京市民开枪，甚至用坦克碾压市民，继续侵入。
6月4日，镇压部队如计划般抵达天安门广场。镇压部队命令示威队伍解散。一部分示威队伍离开了广场，但一部分人坚持拒绝解散。军队向拒绝解散的市民开枪，甚至用坦克碾压逃跑的市民，无情地开始了武力镇压。军队甚至向民宅开枪，导致无辜者死亡。市民也用燃烧瓶和砖块抵抗，军队中也出现了伤亡者，但装备有枪支、装甲车和坦克的军队杀死的市民数量则无法相比。
根据美国政府的估计，死亡人数估计为1万人。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队伍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全部被解散或射杀。
顺便说一句，提到“天安门事件”，最先让人想起的“坦克人事件”发生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的6月5日。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阻止了18辆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他独自一人，没有任何装备，却勇敢地站到坦克面前，成为了自由和抵抗的象征。1998年，他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照片仍然是“天安门事件”的标志性图像。
就这样，“天安门事件”以悲剧告终。那么，当时“天安门事件”的幸存示威者们又怎么样了呢？他们接受了共产党不追究责任的提议而解散，但与承诺不同的是，大部分领导示威的学生都被逮捕了。在被称为“三人组”的领导者中，头号通缉犯刘刚被关押了数年，直到1998年才在克林顿总统的请求下被假释，流亡美国。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目前在台湾担任政治学教授。另外两人也流亡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各自开始了生活，但仍然在为中国的问题发声。
你可能会觉得这三人组还活着很奇怪，但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目的是给中国社会一个教训。他们想传达一个教训，即挑战共产党是不被允许的，也就是制造恐惧。这种恐惧非常有效，至今仍有许多人不敢挑战共产党。
最后，关于“天安门事件”是否能被称为民主化运动，存在各种意见。要称“天安门事件”为民主化运动，参与者们持有不同的理念。有些人希望将共产党体制转变为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体制，有些人则希望仅仅通过部分改革来获得自由，甚至有人赞扬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主义。内部存在矛盾和冲突。
可以肯定的是，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十万市民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如果示威成功了，至少在中国就不会禁止“小熊维尼”了。顺便说一句，赵紫阳直到去世都一直被软禁在南京的家中。
这就是关于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民主化运动——“天安门事件”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