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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没有任何担忧。为什么？我家是塔楼公寓吗？有那么多钱，还担心什么呢？我拒绝了报酬，去了智异山。在智异山采摘了蕨菜。我就是这样自己筹集了调查报道的费用。我在下一个故事众筹中，竟然获得了十亿韩元的资助。然而，仅仅九个月后，我就彻底失败了。我向所有能借钱的人都借了钱。最后，我去找了这个人。我给这个杀人犯打了电话。我说：“借我点钱吧。”结果，没过多久，一百五十万韩元就到账了。多亏了这个杀人犯，我才报道了梁振浩事件。尽管如此，很多人可能会说：“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向杀人犯借钱呢？”为了那些有疑问的人，我准备了一张照片。我长得很像这个人。在揭露梁振浩会长事件的两个月前，我向杀人犯借了钱。在向杀人犯借钱之前，我的生命中曾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最佳选择。今天，我将向大家解释这四个选择。
虽然我现在靠写作谋生，但事实上，我直到小学二年级才勉强学会韩语。高中时期，在有十五个等级的内申制度下，我一直徘徊在全校倒数几名，后来才勉强升到十四级。但是，我没有任何苦恼。为什么？我家是塔楼公寓吗？有那么多钱，还担心什么呢？突然间，我看起来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双皮鞋看起来有点贵，这件破旧的T恤是名牌，开玩笑的。事实上，塔楼公寓不是我的家，而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地点。塔楼公寓建成时，我在那里做日结工。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进入了OhmyNews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大约整整十年。工作了十年之后，我产生了一个梦想：做更好的报道。对我来说，好的报道就是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听到听不见的人的声音。那就是调查报道。为了这个，我递交了辞呈。
我递交辞呈后，吴连镐社长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好吧，你还是走吧。但是，即使你走了，我也会继续给你发工资，也会帮你维持四大保险。”吴连镐社长为什么会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呢？不必想得太复杂。那是因为我在这十年里写了多少好文章，他才会提出如此惊人的建议吧？我接受了那个诱人的建议，陷入了一周的苦恼。一周后，我见了吴连镐社长，对他说：“我不会接受工资。”吴连镐社长又再次提出建议：“好吧，那如果你以后生活困难，就回来吧，我会接纳你。”我当时心想，我究竟是多么优秀的记者，他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呢？虽然我很感激，但我还是对吴连镐社长说：“我的梦想是再也不回到OhmyNews。”我就是这样说的。我并不是因为讨厌或憎恨我以前的工作才说这些话。我只是认为，如果我不烧掉回头的桥梁，我就会再次回到过去。所以我必须亲手斩断退路。就这样，我冷酷地斩断了退路。我人生中第二个最佳选择，就是拒绝了吴连镐前辈的提议，拒绝了那份报酬。
我拒绝了报酬，去了智异山。在智异山采摘了蕨菜。大家看到蕨菜可能会笑，但这并不是好笑的事情。采摘一公斤蕨菜可以赚一万韩元。我就是这样通过体力劳动，自己筹集了调查报道的费用。那么，用采摘蕨菜赚来的钱做了什么呢？我见了朴俊英律师，他是一位再审专业律师。我与他一起报道了那些被诬陷为杀人犯的人。正如大家所知，益山出租车司机杀人案在事件发生十六年后，通过再审，那名十五岁的少年洗清了冤屈。而三礼组事件，也在事件发生十七年后，通过再审被宣判无罪，重获自由。无期徒刑犯金信惠女士，去年才勉强获得韩国法院的再审决定，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总之，因为人们看到了我的好报道并给予了支持，我在下一个故事众筹中，竟然获得了十亿韩元的资助。看到好报道能够传播开来，这一事实得到证实，让我感到最幸福和高兴。
在我进行调查报道的两年里，我发现了再审案件受害者身上的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贫穷，学历相对较低，而且他们自己或者家人中都有残疾人。简而言之，社会弱势群体被诬陷为杀人犯。韩国法院和调查机构对社会弱势群体是残酷的。除了我刚才说的三点，我还发现了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共同点。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是电影《母亲》中的一个片段吧。在奉俊昊导演执导的电影《母亲》中，金惠子饰演的母亲的儿子元斌被诬陷杀害了一名女高中生，进了监狱。那时，金惠子饰演的母亲一边说“我儿子不是杀人犯”，一边付出了近乎疯狂的努力。后来，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啊，原来我儿子真的是凶手。就在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警察来找她了。警察说：“母亲，我们抓到真凶了。”母亲大吃一惊。自己的儿子是凶手，竟然抓到了真凶。于是金惠子请求警察：“我得去监狱一趟。”于是金惠子去了监狱。在那部电影中，元斌也是智力障碍者。代替智力障碍的儿子，谁去了监狱呢？去了之后发现，那个被诬陷的朋友也是残疾人。那时，金惠子女士，也就是母亲金惠子女士，只问了那个人一句话：“你没有妈妈吗？”我报道过的再审受害者，都没有妈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我被冤枉，心中充满怨恨时，甚至连这怨恨都无法化解，没有人能给我最后的帮助。没有妈妈，意味着这三起再审案件的受害者都没有妈妈，也没有地方可以倾诉自己的痛苦。
我想给大家讲讲这个人的故事。他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在三礼四人组抢劫致死案中被诬陷为杀人犯的姜仁九。直到现在，他写自己的韩文名字还有些吃力，在读写方面仍然面临困难。事件发生在1999年2月，三礼国家超市里一位奶奶被抢劫犯杀害时，这个朋友才十八岁。他与父亲相依为命，而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智力障碍者，甚至无法用韩文写自己的名字。姜仁九先生仅仅因为住在三礼超市附近，就被警察带走，遭受酷刑，被迫承认自己没有杀害奶奶的虚假供词。于是他被送进了监狱。他出狱后，在2015年，我想见他并进行采访。但是，即使我再怎么经历困难，再怎么有名，如果我说：“我会帮助你，我们来采访吧。”你觉得他们会说“啊，是，谢谢”吗？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去找他们，他们会躲得更深。我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才和姜仁九先生眼神交流并对话。然后，在建立信任关系之后，又花了三个月才进行采访。总共花了九个月。如果不是调查报道，他就是无法采访的对象。经过一番说服，我去了姜仁九先生的家。姜仁九先生当时住在忠清南道论山的一间单身公寓里。采访时我问他：“仁九先生，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仁九先生说了一件事。他说：“我明明没有杀奶奶，却被警察带到警局毒打，被关进监狱，那时候太难了。”他这样说道。于是我又问姜仁九先生：“仁九先生，你妈妈是怎么去世的？”因为他没有妈妈。姜仁九先生向我讲述了他妈妈去世的令人震惊的故事。他的智力障碍父亲有点喜欢喝酒。喝了酒就会施加家庭暴力。特别是经常欺负妈妈。因此，母亲患上了抑郁症。姜仁九七岁的时候，患有抑郁症的妈妈躺着，突然妈妈起身，在纸上写了些什么，递给了仁九。她说：“仁九啊，把这个拿去店里给大叔看，把大叔给你的东西拿回来。”七岁的姜仁九拿着那张纸条，怀着替妈妈跑腿的喜悦心情，全速跑向了店里。他把那张纸条给了店里的大叔。大叔看了看纸条，又给了仁九一些东西。仁九又拿着那些东西全速跑回家。他把东西给了妈妈。妈妈把那些东西倒进了嘴里。没过多久，妈妈的嘴里冒出了白色的泡沫。于是七岁的姜仁九用袖子擦拭妈妈的嘴。他问：“妈妈，你怎么了？”妈妈说：“仁九啊，妈妈没事。妈妈只是想睡一觉。”然后她和仁九一起枕着仁九的胳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人只有姜仁九。妈妈就这样去世了。我感到非常荒唐和悲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于是我又问姜仁九先生：“仁九先生，你作为残疾人被诬陷为杀人犯，母亲又那样去世了，有没有人为仁九先生哭过呢？”他默默地想了想，然后说：“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他。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姜仁九先生被诬陷为杀人犯，在监狱里待了一年之后，真凶在釜山被抓获了。真凶也是三个人。但是检察官却把真凶放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释放真凶之前，检察官让真凶三人组和包括姜仁九在内的三礼四人组假杀人犯进行了三对三的对质。当时检察官可能知道姜仁九先生是最弱的。于是他们逼问姜仁九先生：“姜仁九，你杀了奶奶吗？还是没杀？”如果换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回答？你们被诬陷为杀人犯，现在还在监狱里，肯定会说“是”吧。但是姜仁九先生面对眼前的杀人犯，却这样说：“奶奶是我们杀的。对不起。奶奶是我们杀的。”他这样说道。于是，一直低着头的真凶抬起头，看着姜仁九先生。然后他嚎啕大哭。那个真凶是唯一一个为姜仁九先生哭泣的人。那次采访让我非常震惊和悲伤，我强忍着眼泪讲述了这件事。然后我从姜仁九先生独自居住的单身公寓出来，开车回首尔，但根本没有勇气回首尔。我在车里嚎啕大哭。即使是那样，我也想成为第二个为姜仁九哭泣的人。但是，我哭了好久，姜仁九先生突然出来了。姜仁九先生的冰箱里正好有一罐咖啡，是他准备给我喝的。他不知道我正在哭，就拿着那罐咖啡出来敲门。他说：“理事，您在做什么？为什么还不走？”然后让我喝了咖啡再走。我接过那罐咖啡，又嚎啕大哭起来。
总之，我获得了十亿韩元的资助，报道了再审案件，其中属于我那份的钱，老实说，大约是一亿五千万韩元。我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是一个柔弱又胆小的人。我担心如果我一个人把这些钱都花光，以后会受到惩罚，所以我想用这笔钱做点什么，于是我创建了一个名为“真相调查小组夏洛克”的调查报道媒体。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我一个人筹集了十亿韩元，如果我雇佣三名员工，那不就能赚三十亿韩元了吗？我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可爱的人。然而，仅仅九个月后，我就彻底失败了。九个月后，从一亿韩元开始，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我总是四处借钱，我把所有能动用的东西，从存款到保险，都取了出来。我向所有能借钱的人都借了钱。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那时，在我经历两年低谷的时候，一家媒体的高管来找我。他说：“我们合并吧。”我考虑了一下，然后拒绝了。我想，既然开始了这项工作，就必须坚持到底。我拒绝那次并购，是我人生中做得最好的第三个选择。
夏洛克之所以能够摆脱危机，是因为报道了济州岛的吴在善老人，他被诬陷为间谍。这位老人被诬陷并遭受酷刑，最终成了间谍。他失去了一只耳朵。他正在重现遭受酷刑时的情景。在报道这位老人之后，夏洛克终于成为读者们追捧的媒体，许多媒体也进行了引用报道。果然，好的报道是会传播的。尽管如此，我仍然面临困难，所以最后我去找了这个人。我最后去找的人就是他。我给这个杀人犯打了电话。我打电话是有原因的。我们在报道三礼事件时，曾与他见面，我和朴律师采访过他。当时他告诉我，他一个月能赚四百万韩元。我听了那句话，就把它记在心里，当危机来临时，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很惊讶。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借点钱，结果他说他没钱。我当时很生气。我说：“你不是说一个月赚四百万韩元吗？你一个没结婚的人，那些钱都去哪儿了？”他说他反正把钱都花光了，信用卡账单也都要还，所以一拿到工资就没了。我听了很失望，就挂了电话。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发来一条短信，让我发一个银行账号给他。那时候我哪还顾得上什么？我立刻就把银行账号发了过去。没过多久，一百五十万韩元就到账了。我给他打了电话，问：“这是什么钱？”他回答说：“我拿到工资就花光了，只有信用卡。信用卡能取到的最高现金服务金额就是一百五十万韩元。这是给你的，你拿去用吧。”我当时说：“啊，您何必做到这种地步呢？”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得有多困难，才会来找我呢？”向杀人犯借钱，是我人生中第四个做得最好的选择。多亏了这个杀人犯，我才报道了梁振浩事件。
关于梁振浩事件，第一个来找我的举报人非常可怕地向我描述了梁振浩事件。我感到非常害怕。举报人看到我颤抖的眼神，只说了一句话：“如果害怕，就别做了。”在那里，我不能说“啊，我很害怕”。我说我不害怕。我说我一定会报道。于是我进行了报道，梁振浩会长在许多女性团体的努力下，以及我们的报道，大约十天后就被拘捕了。我再次强调：好的报道是会传播的。比起梁振浩会长被拘捕，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场景。这位是曾被梁振浩会长集体殴打的大学教授。这位一直躲藏起来的人，在报道之后恢复了自尊，正在前往检察院举报梁振浩会长的路上。这位也是前员工，曾被梁振浩会长扇过耳光。他曾在一个需要一天才能到达的岛屿上躲藏生活。在报道之后，他恢复了自尊，走了出来，也堂堂正正地前往警察局举报梁振浩会长。看到受害者这样恢复自己的自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调查报道真正的意义所在。
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会说：“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向杀人犯借钱呢？”为了那些有疑问的人，我准备了一张照片。中间的那位是被诬陷的姜仁九。牵着手的那位就是那个杀人犯。左边的那位是另一个男人，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三礼国家超市里去世的奶奶的女婿。这位女婿这样说道：“我岳母发生这样的事，虽然非常悲伤，但更让我悲伤的是，因为我岳母的去世，三个无辜的智力障碍儿童被诬陷。”他对杀人犯说：“如果你来法庭说出所有真相，我就会原谅你。”杀人犯在再审开庭时，去了法院，承认说：“我确实是杀人犯，我们都犯了罪。即使是现在，我也愿意接受惩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互相和解，互相原谅了。我向杀人犯借钱，我并不后悔。我也不觉得羞耻。除了这个杀人犯，那些诬陷姜仁九先生为杀人犯的警察和检察官，没有一个人道歉。十名法官中，只有一名道歉了。除了那一个人，在这起事件的负责人中，只有这个人道歉了。我并不后悔。
在我人生中重要的四个选择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恐惧、颤抖和害怕。我虽然没有资格对大家的人生指手画脚，但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如果面对那个计划，你感到恐惧、颤抖和害怕，那么那条路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如果感到不恐惧、不颤抖、不害怕，那么那条路就不能走。请走那条让你感到恐惧、颤抖和害怕的路吧。那条路会拯救你们。谢谢大家。
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做出选择。正是那个选择塑造了我们的人生。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是基于什么来选择行动的呢？我认为那就是“读心”。这是一种练习，不把内心涌现的情绪用于破坏，而是将其转化为理解。当这种练习反复进行时，我的行为就会改变，行为改变了，就会形成态度。生活常常无法选择，但态度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而决定这种态度的核心，最终就是读懂自己内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