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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好，我孫佬。今天來討論一下，為什麼城市人口生不出孩子。其實討論這個問題的人很多，但是我覺得大部分討論方向都是錯的，所以得不出什麼正確結論。
我們知道，現在全球各地的大城市，人口的生育意願可以說是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那各國政府呢，也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各種政策調整，希望刺激人的生育率。但是，我認為所有的這些刺激政策，最後都會失效。城市人口生不出孩子，它是一個客觀的歷史規律。那麼，這個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今天我就從兩個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從經濟方面來分析生不出孩子的原因。那麼，現在的城市人口，他如果生孩子，整個的成本收益比是非常低的。生孩子不僅不會帶來任何收益，反而會背上沉重的債務。這是抑制了人們的生育動機。但是，這樣的一種討論呢，它所成立的前提和基礎，就是必須把人看成一種資產，看成一種資源。只有在人變成資源和資產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從經濟上討論生育的動機。那，我們先從這個角度來討論一下整個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生產」這個詞。因為我們長期受到貨幣經濟學，還有金融投資的影響，所以習慣於把生產理解為產品的生產，尤其是工業產品。但實際上，這種認知是不全面的。理解「生產」這個詞，需要回到它的本意。其實，它除了指工業產品的生產之外，更是指生物自身繁衍生育下一代的行為。所以，這個動作本身就叫生產。而且，我們現在幾乎忘記了生物進行自我繁衍的生產活動，原本就帶有一定的經濟屬性。尤其是對於人類而言，生孩子這個事情原本它就有經濟收益。選擇生孩子的人，在他們的生育動機當中，除了一部分是由生物本能驅使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原因是理性計算的結果。
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這本書當中就提醒我們，人類的經濟發展史，早就已經說明生育行為，一直就帶有強烈的經濟動機。他寫道：「在古代，生育孩子的私人收益是很高的。它不僅很早以來就是勞動力的來源，而且是當時盛行的，通過大家庭制來提供社會保障的基礎。這些收益明顯是超過了撫養孩子的成本。」當可以把孩子視為一種資產的時候，生育率通常是很高的。並且，諾斯還認為，夫妻在決定生孩子之前，會進行經濟上的理性計算，確保收益大於成本。所以，最終是成本收益比決定了人們生不生孩子。
然後，我們通過一個簡單形象的例子來理解上面這段話。比如說，在原始的農業時代，土地是完全依靠人力耕種。人力越多，就意味著能夠耕種更多的土地，收穫更多的糧食。當一個人盡全力耕種自己那份土地之後，如果他又發現了三倍大的新土地，那麼這個時候，他會有充分的動機去耕墾新土地。但是，他限於個人自身的精力和時間，已經不可能再去額外耕種新的土地。那為了不讓新發現的土地荒蕪，這個人最好的辦法就是生三個孩子，讓自己的孩子分別去開墾新土地。
那隨著時間推移，當他三個耕田的孩子又發現了新土地的時候，光是依靠父親，還有兒子的勞動力，也不足以耕種所有的土地了。這個時候，他們的兒子又會再生孩子。那麼，第三代人又會來到新土地上進行勞動。也就是說，在連續生育了兩代人之後，這個家族的總勞動力，已經是從原來的一個人變成了現在的13個人。土地和財富也呈現出了相同倍數的增加。也就是說，在生了孩子之後，家族的財富積累，要遠遠高於不生孩子的情況。新開墾的土地所帶來的收益，要遠遠高於撫養孩子的成本。
那麼，簡單一些進行表達，就是生育行為的發生，是因為在扣除了生育成本之後，它依然可以帶來淨收益。在生孩子可以給家族帶來淨收益的情況下，生育行為的動力就更強。那如果不能帶來淨收益，甚至是帶來淨虧損，那麼生孩子的動力就弱，或者是完全不想生孩子。而帶來淨收益的必要條件，就是必須要有新土地，要有新的機會留給下一代，讓他們可以在新的空間創造屬於自己的財富。
那麼，現在的城市人口之所以生不出孩子，問題恰恰出在這個地方。現在城市過於擁擠，人口過多，但是土地過少。我們留下了很少的空間，很少的機會，很少的財富給後代，造成我們的後代沒有辦法創造屬於他們的財富。生存空間遭到擠壓。同時呢，人口爆炸式增長，就造成每個人所分得的資源越來越少，創造財富的機會越來越小。所以，這個就體現出了一個城市化率越高，人口增長率越低這樣一個悖論。
那這樣的一個悖論呢，就像一個詛咒一樣，困擾著所有的現代都市人。那麼，套用之前那個生孩子種地的例子，當可用耕地面積不再增加，反而在縮小的時候，這個時候如果還堅持多生孩子的話，那只會產生不好的結果。那就是原本一個人就可以耕種的土地，現在不得不分給兩三個人一起耕種。但是土地的產出會因此增加，於是原本屬於一個人的勞動收益，現在必須給好幾個人分享，就造成每一個人的收入都比上一代人下降。
實際數據也驗證了以上的推理。來看這個是美國財政部發佈的研究報告，內容是關於美國新一代年輕人收入問題，還有經濟狀況調研的結果。顯示年輕人的財富機會和上一代相比大幅減少。根據統計，在扣除了通脹因素之後，生於1940年代的美國人，他們擁有90%的機會超過父輩的收入。而生於1980年代的人，他們只有50%的機會可以超過父輩的收入。而出生在千禧年的新一代，他們超過父輩的收入比例更低。
在經濟收入方面，可以說是一代不如一代。這是大家都要面對的現實。而且，在財富機會減少，跨代際收入下降的同時，年輕人現在的勞動參與率也在不斷下跌。從1990年的94%以上下降到20年的88%。年輕人的結婚比例，從62%以上下降到45%。生育率則從2.1下降到接近1.6。換句話說，最近幾十年年輕人的狀況就是收入下降，沒有勞動意願，結婚的想法不斷減少，生育的意願不斷降低。
而在這段時間，美國的城市化率卻在大幅的提升。那麼，這個是美國國家統計局的城市人口比例。在1950年代，城市和農村人口基本上是各占整體的50%。而到2010年的時候，有超過80%的人已經是成為了城市人口，農村人口只占20%。大量人口湧入城市，但是有限的城市卻沒有辦法給他們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和充分的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一同崛起的，還包括房價以及生活成本。這是美國房價的歷史走勢圖，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現在的房價相當於1990年的4倍多，接近5倍。其他的生活成本也是一起上升，尤其是育兒成本。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育兒成本的增長，超過了住房、交通、購物的成本，成為最近幾十年增速最快的一種生活成本。前面我們講到跨代際收入降低，房價育兒的問題呢，則是反映了跨代際生活成本的提高。在這個一升一降之間，年輕人就徹底失去了生育的動力。
非常顯然，我們此時此刻正處於生育曲線和城市化曲線整個的死亡交叉的右側。這個就相當於玩遊戲打開了地獄級難度。回到前面所說的那個基本公式，生育動力來自於生育行為所帶來的淨收益。而淨收益的產生，它的前提條件，就是要留給下一代充分的創造財富的機會。很顯然，現實情況並不符合以上條件。也就是說，我們這個時代，孩子不是父母的資產，而是一種純粹的負債。比如說，美國人生孩子就相當於給自己背上了一筆巨額的負債，而且這筆債務很可能一輩子也無法償還。
美國的情況，其實可以代表全球普遍的情況。那觀眾當中可能有人會提問，中國的情況如何呢？簡單的回答，就是中國的情況遠遠比美國更嚴重。來看這個圖，這是全球主要地區城市化率的歷史變化，還有未來預測。可以看到，美國的這條綠色曲線增長是相對平緩的。那麼，相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的城市化增速其實比較緩慢。但就算如此，也是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後果。而圖中代表中國的這條紅色曲線，它的走勢可以說是非常的陡峭，角度非常巨大。
中國在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裏面，把城市化率從不到10%提升到60%以上。這個數據背後，就代表中國人口是一種近乎瘋狂的速度湧入城市，然後迅速的推高房價和生活成本。但是現如今的中國城市，卻面臨外資撤離，內資倒閉的困境，提供的就業機會大幅減少，年輕人的收入斷崖式下跌。
還是回到那個基本公式，中國城市的人口，他們生孩子，現在完全是沒有淨收益，而且它產生的淨虧損要遠遠大於美國。如果說美國的城市人口生孩子，是給自己背上了巨額負債，那麼中國城市人口生孩子，基本上就是讓自己原地破產。
以上內容呢，簡單來說，我就說到了所謂的生育人口的成本收益比。如果成本大於收益，就傾向於不生。如果收益大於成本，人們就傾向於生孩子。這個簡單的道理，我想每個人都明白。
除了經濟上的原因之外呢，還有文化上的原因。現在整個的城市文化，就是一個不鼓勵生育孩子的文化。它是一個強調個體獨立性，個體自由的文化。那這種文化本身就是不鼓勵生育，就是有問題的。所以說，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整個的呃城市體系都不鼓勵生育。
我們接下來從文化角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除了我前面提到的由於經濟的原因而造成生育率下降，還存在其他原因，比如說文化原因。現在有一部分人選擇不生孩子，不是因為經濟上負擔不起，而是在觀念上選擇不生。比如說，我們都知道丁克族還有不婚族，都屬於這種情況。他們的口號是「不婚不生快樂一生」。那麼，這樣的主動選擇並不是憑空出現的，他一定是受到某種文化的影響才會產生。
我經常都在說，人的所謂獨立性，其實是個偽概念，因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總是會受到某種外在因素的影響，要麼是經濟，要麼是文化，要麼是宗教信仰，或者是潛在運行的社會規律，歷史規則等等。那麼，當今影響年輕人的文化，是一種城市文化。現在的城市文化，它是一種崇尚個體的文化。那麼，這種文化它不再強調傳統責任，還有家庭這些東西的重要性，它強調的是個人的體驗。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就是「生命是一種體驗」，「人生就像是打一場遊戲，體驗一下這輩子就過去了」。
那既然是體驗的話，那麼我自己體驗爽就行了，為什麼又要承擔責任養育下一代呢？為什麼要用子女來綁定自己，讓自己那麼的不快樂，不自由呢？所以，這種體驗式的文化，個體式的文化，它也影響了人們的生育意願。
那這樣的一種城市文化是怎麼形成的？這裡我要借用一下美國的文化學者桑內特的觀點。桑內特這個人，他主要是研究資本主義文化。他曾經寫過一本討論城市文化的書，叫做《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和城市》。在這本書當中，桑內特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去論述了現代城市在文化上對人類造成了什麼影響。
歷史上，城市的構成往往是以特定的宗教和習俗為基礎。比如說，古希臘城邦是以多神教為基礎，每個城邦都有它自己的守護神還有神廟。而基督教文明的城市，是以基督信仰構成其核心價值。那麼，問題就是構成現代城市的核心是什麼呢？桑內特認為，現代城市的基礎是英國醫學家威廉·哈維的血液循環論。在西元1628年，哈維以臨床解剖學的實驗為基礎，發表了《論心臟運動》，他系統的論述了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他完全用一種科學的機械的方式來描述人體的內部結構。
現在的城市設計，其實是受到了哈維的血液循環研究的影響。城市的交通就像是人體的血管，城市的經濟就像是人體的營養物質。血管負責把營養運送到身體的各個部分，城市的交通系統，經濟系統，負責把財富和資源送到城市的各個部分。桑內特寫道：「哈維在血液循環以及呼吸方面的發現，引導出公共衛生上的新觀念。在18世紀啟蒙運動的設計者，就運用了這些觀念來設計城市。設計者想讓城市變成一個，人們可以在當中自由移動和呼吸的地方。在一個有靜脈和動脈的城市當中，人們可以像健康的血球一樣川流不息。」
這樣一種全新的城市理念，它完全摒除了傳統的城邦守護神，也摒除了上帝等等觀念。城市本身在這個情況下是沒有靈魂的，它就是一個純機械的血液循環系統。那麼，生活在現代城市的人，就像是一個個獨立的紅血球。這些獨立的紅血球，完全和歷史傳統習俗切斷了關係。他們是一些既沒有道德約束，也沒有信仰和文化約束的個體。
在徹底和傳統割裂的情況下，現代城市就必然會產生一種極度崇尚個體的文化。個體的自由被放在了無比重要的位置。那這種都市文化認為，自由先於責任，享受先於勞動，快樂先於痛苦。那麼，按照這樣的道德，生孩子他必須經過的交配行為，反而是體現出了快樂和享受。但是，交配和懷孕的結果呢，卻意味著責任和痛苦。所以，人們更為傾向於享受交配的快樂，而避免生育的責任。因此，城市人口的交配次數不減反增，但是避孕的規模和手段，卻在以更大的幅度增加。兩相抵消的結果，就是生育率下降。
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城市化的革命在全球範圍爆發。以哈維的血液循環論為基礎的現代城市，成為了全球城市化的藍本。它就像是傳染性病毒一樣到處蔓延。桑內特繼續寫道說：「都市革命和大部分突然爆發的社會革命一樣，是一個雜糅諸多原因的事件，而且一開始感受到的時候，它就已經呈現出畸形發展的現象。倫敦一方面代表著西方這種突然而大量的都市膨脹現象，另外一方面也顯示出它可能是異常的災難。」
正如桑內特所說，現代城市本身很可能就是一種災難。我們這些現代人是處於災難當中卻不自知。城市化本身就是一種絕症，我們現在可以說是病入膏肓。
總體來說，為什麼現代城市是最高效的絕育器呢？現在城市人口它高度的集中化，造成資源短缺，土地稀缺，工作機會稀缺。這些原因它降低了生育孩子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斷的升高，推高了養育孩子的支出。最後，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比被完全破壞，人們不再具有生育的經濟動機。
另外，現代城市文化是一種崇尚個體自由，以個體為中心的文化。這種文化本身也不鼓勵生育，它只是鼓勵短期的自我享受。所以，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整個的城市文明都不支持生育。毫不誇張的說，城市文明本身就註定是一種斷子絕孫的文明。
總體來說呢，城市的政府希望通過各種政策來刺激生育，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這種做法最後都會被證明是無效的，因為城市人口就不可能提高生育率。這是客觀的歷史規律所決定的。那麼，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必然就會發生城市人口的替代現象。就是農村地區還有落後國家那些新移民，會替代原有的城市人口。這個趨勢必然會發生。
現在的城市年輕人總是自嘲自己是最後一代人。確實，你是最後一代。但是你之後新的一代，不是從你自己身上繁衍出來的，而是外來人口將你替代了。而這些新的外來人口，在經過城市化的薰陶之後，過不了一兩代又會變得沒有生育能力。到那個時候，又有新的人口將會替代這一批老的城市人。所以，現在城市的規律就是這樣，一波又一波的洗人口。只要你進入城市，你就會徹底的失去生育能力，失去作為人作為動物的活力。這個就是現代城市的詛咒。
好，今天就這些，下次再見。嗯，誰知，嗯嗯嗯嗯。誰知，嗯嗯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