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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的书，叫做《伊斯兰例外论》。
这本书回答了一个一直困扰我，相信也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这么难？世俗化就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宗教会慢慢的从公共领域退场，变成一个人的私事，就像基督教在欧洲经历的那样，最后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我们这些伊斯兰世界之外的旁观者，总以为国家的世俗化，应该是全人类所有文明的终极归宿。可是呢，伊斯兰世界似乎完全违背了这条规律。
比如我们看看土耳其。土耳其是一直被视为世俗化的模范生，但是在强力推行了近百年的西化改革之后，一旦民主机制真正开始运转，选票却把埃尔多安这样的宗教保守派，一次一次的推上权力的巅峰。整个国家正在快速的“再伊斯兰化”。
我们再看看埃及。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时候，西方世界一片欢呼，以为那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可结果呢？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不是世俗派，而是主张“伊斯兰是唯一解决方案”的穆斯林兄弟会。
更加讽刺的是巴勒斯坦。2006年，在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动之下，巴勒斯坦举行了被公认为公正、透明的民主选举。西方原本指望会选出比较世俗、温和的法塔赫。结果呢？民众却把选票投给了哈马斯。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而这也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新鲜事。早在1979年，伊朗就给我们上过一课。当时的巴列维国王试图用强权，把国家拽进西方世界。他不准女人戴头巾，强推全盘西化。可结果呢？伊斯兰革命惊天动地，一夜之间，就把国家拉回了政教合一的轨道。
这一桩桩，一件件，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这就好像在那个世界里，宗教保守才是某种深层的地心引力，是那个社会的稳定状态。而世俗化，反倒像是一种极不稳定的非常态。为了维持世俗化，你需要强人政治，你需要军队，你需要极高的能量去对抗那个引力。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个社会就像被压紧的弹簧，突然被撤去外力一样，瞬间就会弹回那个宗教保守、政教合一的稳态里。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这么难？
《伊斯兰例外论》这本书抛出的核心观点非常犀利，就如他的书名所言，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就是“例外”的。请注意，这里的“例外”，不是说他一定更好或者更坏，而是说，他的“出厂设置”，与其他宗教，尤其是与顺利完成了世俗化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
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诞生的第一天起，他们处理信仰与权力关系的方式，就是截然相反的。正是因为有这个深层的基因差异，他才决定了世俗化对于基督教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阻力；而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世俗化却是一种剧烈的、痛苦的，甚至可能是注定失败的“基因变异”。
听到这里，你脑海里可能已经冒出一个念头：这不是“基督教中心主义”对伊斯兰教的恶毒攻击吗？还真不是啊。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沙迪·哈米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沙迪·哈米德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就不太像典型的欧美人的名字？没错，哈米德是一位埃及裔的美国学者，他自己就是一位穆斯林。这本书是来自于伊斯兰内部的反思。
下面，我们就继续深入到这本书的细节里，我们把哈米德的这个《伊斯兰例外论》展开来说一说。我们来看看，伊斯兰到底拥有什么样独特的文明基因，这个基因又是如何在现代世界，引发一场场剧烈的排异反应的。
要看清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基因层面的这个差异啊，我们就不能只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我们必须穿越回他们诞生的那一刻，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创始人究竟在干什么，当时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基督教。大家想一想，基督教的始祖耶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历史学家眼里啊，抛开那些神性的光环，耶稣的社会身份其实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可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世俗政权之一啊。耶稣虽然在传教，可是他的手里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没有军队，没有领土，没有建立政府。事实上，作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派领袖，耶稣大部分时间都在躲避罗马当局的追捕。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后果：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必须在罗马法律的夹缝中求生存。耶稣从来没有试图去取代罗马皇帝，他甚至还主动划清了界限。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句名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句充满智慧的神学格言。但是在作者哈米德看来啊，这其实是耶稣和那些最早期的基督徒，为了保命而做出的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妥协。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皇帝陛下，您放心，我不想要您的皇位，我对世俗的权力没有任何兴趣，我只管人们的灵魂得救的事，我绝对不会越过这条红线。”
这种局面啊，在基督教创立之初维持了几百年。所以早期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思考怎么样治理国家、怎么样制定刑法、怎么样收税这些问题。他们被迫发展出了一套在异教徒的统治之下生存的神学，那就是承认世俗权力的合法性，同时保持精神的独立。可以说，基督教在他的童年期，就已经学会了如何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而存在。这就是基督教的“出场设置”：政教分离，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本来就是他的原始状态。
所以呢，当几千年后，西方开始搞现代的政教分离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发明出什么新东西，他们只需要回归到耶稣原本的样子，让上帝管灵魂，让政府管社会，而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对于基督徒来说啊，世俗化可以说简直就是一次“返祖”，是一次回归本源。
但是，伊斯兰教这边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伊斯兰教的始祖穆罕默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的时候啊，确实也是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派领袖。但是当他迁徙到麦地那之后，一切都变了。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国家建设者”。大家注意这个词：“国家建设者”。在麦地那，他不仅仅是神的使者，他还是那个新兴政治实体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法官和最高军事统帅。
在伊斯兰教的这个创世纪里啊，并没有一个“凯撒”站在先知的对面，因为先知本人就是“凯撒”。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在伊斯兰教的“出厂设置”里，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是完全重合的。穆罕默德颁布的不仅仅是道德劝诫，还有具体的法律：如何分配遗产、如何惩罚盗窃、如何发动战争、如何缔结和平条约。这些都不是后人的演绎，而是直接写在《古兰经》和《圣训》里的神圣指令。
所以啊，当一个现代穆斯林阅读他的经典的时候，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关于灵魂救赎的教导，他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神圣的社会治理方案。在这个方案里，并没有给一个独立的、世俗的“凯撒”留下任何位置。如果有谁，试图把伊斯兰教仅仅变成私人的精神寄托，把法律和政治交给世俗政府，那么，在很多虔诚的穆斯林看来，这就不仅仅是改革，而是信仰层面的“背叛”啊。
接下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两大宗教的圣书，《圣经》与《古兰经》的本质区别。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当然是非常神圣的。可是呢，它是上帝的话语，通过人类作者记录下来的。比如保罗书信，路加福音。这是保罗写过的信，这是路加说过的话。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它经过了人的手，带有人的风格和时代的印记。这就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既然是人记录的，那么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就可以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相当程度的灵活解读。
但《古兰经》就不同了。在伊斯兰教义里，《古兰经》是真主直接的、逐字逐句的言语。它不是穆罕默德写的，也不是他转述的，他就是神谕本身。一个字都不能改，一个标点都不能动。它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当神在这本经书里，明确规定了遗产继承的比例，明确规定了对某些罪行的惩罚，应该是砍手还是砍脚，这就不仅仅是建议，这是神的律法。你如何能去议论、去修改神的律法呢？
这种对文本神圣性的极致强调，就使得伊斯兰教法，也就是沙里亚法，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这就引出了哈米德在书里提到的，另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概念：“成功的诅咒”。这是什么意思呢？
早期的伊斯兰教实在是太成功了。在先知去世后的短短100年里，穆斯林的大军，横扫了从西班牙到印度的广阔疆域。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扩张奇迹。其后发展出来的伊斯兰文明，也是当时地球上的文明天花板之一啊。可以说啊，伊斯兰文明的这个诞生过程，简直就是“顶级爽文”的路子。对于当时的穆斯林来说，这种辉煌的世俗胜利，就是真主眷顾的直接证据。信仰等于胜利这个等式，被深深的刻进了伊斯兰文明的集体潜意识里。
而相比之下呢，早期的基督教简直就是一部“苦情剧”，是吧？它是伴随着各种苦难、各种迫害成长的，连始祖耶稣，都被直接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啊，伊斯兰教的这种早期的巨大成功，给现代的穆斯林，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心理黑洞”。
当我们把时间轴拉到现在，穆斯林世界面对的是什么呢？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是殖民统治，是自身文明的衰弱和停滞。从那个曾经横跨欧亚的辉煌帝国，到如今被西方碾压的这个破碎局面，这种巨大的反差，在穆斯林心中，产生了一种剧烈的“认知失调”。如果我们所信奉的是真理，如果真主许诺了胜利，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输的这么惨呢？
这种“我们本该第一，现在却是倒数”的失落感，是现代伊斯兰政治运动最深层的心理燃料。穆斯林会怎么去解释这种心理落差呢？理论上来说，当然可以承认现代文明就是厉害，我们应该去学他。但是正是因为有那个无比辉煌的过去，伊斯兰世界的主流心态不是拥抱现代，而是恰恰相反：输是因为我们不够虔诚，是因为我们偏离了先知建立的那个完美的政教合一的模型。毕竟历史无比明确的证明过，那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辉煌。所以我们现在不行，恰恰是因为我们试图模仿西方的世俗化，结果丢掉了自己的灵魂。
所以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逻辑非常直接：那就是回到过去，回到那个宗教与政治完美融合的“出厂设置”里去。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穆斯林国家，“穆兄会”的那句口号“伊斯兰式解决方案”，会有那么强大的号召力。那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而已，它是在召唤一种失落的荣光。
所以，当西方人或者其他局外人，试图去推销政教分离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推销现代化。但在很多穆斯林听来，这是在要求穆斯林承认，自己的文明从根子上就错了。这就难怪，这种推销往往就会遭遇最顽强的抵抗。
当然，很多人马上就想到了，既然基因里有政教合一的这种设定，那是不是改一改基因就好了呢？毕竟在很多宗教里，都发生过激烈的宗教改革啊。
这就是西方世界最喜欢做的一个梦。西方人总是期待伊斯兰世界，能够出现一场像欧洲那样的宗教改革，出现一位“伊斯兰的马丁·路德”。他们认为只要改革了，伊斯兰教就能够变得温和、现代、世俗。
但是哈米德在这本书里，狠狠的泼了一盆冷水。他说，这完全是一种基于西方经验的误读。事实其实非常讽刺，那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宗教改革不仅不是解药，反而是“剧毒的毒药”。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完成基督教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到底做了什么。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核心口号是“唯独圣经”。他要绕过腐败的教皇与教会，直接回到圣经的文本。而且不仅要回到文本，他要让教会也回到最早期的那个贫穷的、没有权利、被迫害的早期教会。这虽然听起来很激进啊，但是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过啊，《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他的“出厂设置”就是：我们不要管那些世俗的东西，我们只要管好不属于这个世俗世界的精神救赎就好了。所以，当路德回到原点的时候，他释放出的，就是一种把信仰个人化、内在化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了教会的政治权威，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铺平了道路。
那么，如果一位“伊斯兰版的马丁·路德”，也搞“唯独古兰经”，也要绕过千百年来传统的那些解释经文的宗教学家，直接回到《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始文本，那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回想一下，伊斯兰教的“出厂设置”是什么？是在战斗里所向披靡的先知，是建国的领袖，是事无巨细的法律条文。所以，当现代的伊斯兰改革派萨拉菲主义者（也就是瓦哈比派），当他们高喊“回到经典”这个口号的时候，他们回到的，不是一个宽容多元的现代世界，而是一个更纯粹、更强硬、更具战斗性的7世纪的阿拉伯。
哈米德在书里，列举了拉希德·里达和穆罕默德·阿卜杜，这样的，一些早期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例子。这些人最初的初衷确实是改革，是想让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他们认为，传统的伊斯兰学者太迂腐、太僵化了，他们想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劈开中间人，直接去解读经典。可结果呢？这种理性的改革，反而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传统的伊斯兰法体系，虽然看起来很古板，但是它其实有一套复杂的制衡机制。传统的乌理玛（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学者）这个阶层呢，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很重要的缓冲作用。尽管不像基督教那边那么灵活，但这些学者也会根据现实情况，去解释经文，避免极端化。比如他们对发动圣战的条件，对一些严刑峻法的实施，都通过各种拐弯抹角的解释，设置了很多限制。
可是啊，一旦回到经典呢？那这个温和的缓冲层就被剥掉了。普通信徒就直接面对那些关于战争、关于刑法和异教徒的，写的非常激烈的经文。最后呢，你得到的不是那种信仰回归个体的、偏向于世俗化的转变，你得到的反而是“原教旨主义”。
这就解释了，一个让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者，往往比传统派更加激进呢？你去看看伊斯兰国ISIS，看看基地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伊斯兰教的“新教徒”啊。他们都极其厌恶传统的宗教权威，他们主张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阅读和执行经文。这非常非常的“马丁·路德”啊，只不过呢，路德从经典里读出来的是“因信称义”，而他们读出来的是“斩首”。
斩首和建立哈里发国。书里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断：哈米德说，伊斯兰教并不需要一场改革，因为他已经有过一场了，而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所以哈米德警告我们，不要再幻想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会带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伊斯兰的语境下，越改革越激进。这真是一个很让人绝望的悖论。西方人眼中的解药，恰恰是伊斯兰世界动荡的毒药。
那么，既然基因改变不了，改革又是一条死路，那么伊斯兰世界，难道就只能在极端主义里打转吗？也不完全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还有一波人，他们试图走出第三条路，那就是西方观察家最寄予厚望的“温和政治伊斯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温和派穆斯林。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一句的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群人和那种拿着AK47的恐怖分子，可是完全不同了。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哪怕是在受到压迫的时候，也主要是在搞慈善，办医院，做社区服务。他们的理念听起来也非常诱人：他们说，我们不搞暴力革命，我们要接受现代世界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民主选举，我们要组党拉票，通过合法的程序上台，然后用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把伊斯兰的价值观注入到现代国家里。
这听起来不是很完美吗？这就是所谓的“中间路线”。如果这条路走通了，那么伊斯兰例外论就不攻自破了，伊斯兰教就真的能和现代民主兼容了。然而现实给出的答案却非常的残酷。
因为在伊斯兰政教合一这个黑洞一样的引力面前，可能是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的。这个引力太过于强大了，以至于被这个引力吸引，和拼命抗拒这个引力的，这两种极端的力量，会无情的把这个中间力量给撕的粉碎。
我们就来看看穆斯林兄弟会的结局吧。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穆巴拉克政府倒台。埃及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结果穆斯林兄弟会大获全胜，他们的代表穆尔西当选总统。那一刻似乎就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一场所有人始料不及的噩梦。
短短一年之后，埃及社会不仅没有走向和谐，反而陷入了彻底的撕裂。2013年夏天，有数百万世俗派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军方推翻这个民选政府。你没有听错，世俗派民众要求推翻民选政府。最后军队真的出手了。2013年8月14日，发生了开罗拉巴广场大屠杀，至少800名穆兄会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被打死。
作者哈米德当时就在开罗，而最让他感觉到恐惧的，都还不是军队的残暴，而是埃及那些自由派精英的反应。这些自由派平时喝着咖啡，读着西方哲学，满口谈论的都是人权、法治、言论自由。但是在那天，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留着大胡子的穆兄会成员被屠杀的时候，他们没有愤怒，没有同情。相反，他们感到了一种狂喜。有些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欢呼：“杀光他们，把这些寄生虫，从我们的国家里清除出去！”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自由派，会变得这么嗜血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伊斯兰例外论”的这个恐怖的引力场里，可能根本不存在什么温和的中间路线。
大家试着站在那些世俗自由派的角度来想一想。在西方，民主党赢了还是共和党赢了，无非就是税收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医保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只是一种政策分歧而已。尽管你可能很不喜欢另外一种政策。但是在埃及，当穆兄会赢得选举的时候，对于那些世俗派来说，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生存威胁”。因为穆兄会的最终目标，不管他们表现的有多温和，依然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还记得那个“出厂设置”吗？伊斯兰教本身就包含了法律和生活方式。一旦穆兄会掌权，他们就不仅仅是管理国家，他们会通过教育、通过法律、通过在街头巷尾的潜移默化，去重新定义什么是好的生活。他们会禁酒，会要求戴头巾，会把神学渗透进学校。
还记得刚才我说过的穆兄会的主张吗？前半句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上台，而后半句是用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把伊斯兰的价值观注入到现代国家里。这后半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要命的。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西式生活的世俗派来说，这不仅仅是输掉了一次选举，这是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失去了灵魂。
所以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只要伊斯兰教还带着那个政教合一的基因，民主选举就变成了一场“身份战争”。要么是你死，变成一个彻底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要么就是我亡，变成一个世俗国家。埃及的自由派发现，为了保住自己的自由生活，不被伊斯兰化，他们就必须支持独裁的军队代表，去杀掉那些民主选出来的穆兄会。因为在他们眼里，不自由的独裁，也比神权的统治要好。这是一种“恶魔的交易”，是在两种恐怖中，选择更有可能活命的那一种。
这就是伊斯兰世界里的“自由的悖论”。欧美的自由派是最支持民主的，但是很多伊斯兰的自由派，是支持独裁的。
而对于穆兄会来说呢？他们的失败也是注定的。他们试图玩民主游戏，但是他们身上背负的伊斯兰基因太重了，那个地心引力太强。一旦你想利用它，它就会把整个国家撕成两半。而这场失败的实验，给所有的穆斯林，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创伤。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虔诚的穆斯林，你听信了长辈的话，你说好，我们不搞暴力，我们去投票，我们走合法程序。可结果呢？结果你们赢了，选票却被推翻了，被屠杀了。而全世界，包括那些整天喊民主的西方国家，对此竟然默不作声，甚至暗中支持军方政变。
这种时候，你的内心会发生什么变化？你会彻底绝望，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温和路线是骗人的，民主是西方给我们的陷阱。那么，就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推倒重来吧。于是一个“怪物”，在这种迷茫和绝望的氛围里，爬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伊斯兰国ISIS。
关于ISIS，我们听过太多关于他们暴行的各种新闻。我们习惯地把他们当做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疯子，一群杀人狂。但是哈米德在书里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低估ISIS的“逻辑自洽性”。ISIS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吸引全球数万名穆斯林，抛家舍业去投奔，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暴力，更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极其诱人的“神学解决方案”。
它的逻辑，其实是建立在我们前面讲的，所有这些失望之上的。
第一步，他否定了现代国家。他说，你看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是西方殖民者在一战之后，用尺子在地图上画出来的，他们是“伪国”。只要你还承认这些国界，你就永远是西方的奴隶。
第二步，他否定了温和路线。他说，你看穆兄会，他们想搞民主，想和西方妥协，结果呢？被杀得人仰马翻。真主早就说了，不要信异教徒的那一套。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步，他重启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成功的诅咒”。ISIS对信徒说，我们之所以输了那么多年，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建立真主的律法。现在我们要重建哈里发国，我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选举，我们就用剑与火，直接把真主的国度搬到地上来。
这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但对于那些陷入绝望、感到巨大心理落差的穆斯林来说，这简直就是黑暗中的一道光。ISIS承诺的不仅仅是领土，它承诺的是历史的回归，它承诺把那个战无不胜的伊斯兰，重新带回来。
所以，在哈米德看来，ISIS就是伊斯兰教例外论的一种极端变异。它就像是，从那个政教合一的古老基因里，长出来的“恶性肿瘤”。只要那个基因还在，只要现实的挫败感还在，这种变异的风险，就永远存在。
讲到这里，可能大家的心情都有点沉重。从“出厂设置”与现代世俗国家的互不兼容，到改革的陷阱，再到ISIS这种变异怪胎的诞生，伊斯兰世界似乎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那么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按照一般的套路，作者在最后，通常都会给出一个光明的尾巴，比如呼吁加强对话、促进教育、等待时间的治愈等等。但是《伊斯兰例外论》这本书，让我挺钦佩，但也感到一丝寒意的地方是，他拒绝提供这种廉价的安慰。
哈米德得出的结论，不是一种温和的妥协，而是一个极其尖锐的“二选一”。他指出，西方人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人，其实犯了一个巨大的逻辑错误。他们总是想当然的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在中东，这不仅不是真理，反而是一个谎言。
哈米德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在中东，如果你想要自由（比如说男女平等、宗教宽容、个人权利），那么你就往往得靠“独裁者”，来进行强行维持。因为只有刺刀，才能够压制住那个保守的社会底色。而如果你想要民主，你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一人一票，那么你选出来的极大概率，就是要求限制自由、要求实施宗教法的那些“政教合一派”。
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悖论：要么是“不民主的自由”，要么是“不自由的民主”。你只能选一样。民主和自由，必须要放弃一个。
哈米德认为，对于现在的中东，民主必须要先于自由。这就意味着，西方世界，必须学会接受一种“非自由的民主”。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国家愿意搞选举，愿意建立一套机制，让权力可以和平交接，不再通过杀人来解决分歧，那么即使选上来的政府要求禁酒、要求戴头巾，甚至实行部分的伊斯兰法，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合法性，并且学会与它共存。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难以接受？是不是觉得，这是对现代文明底线的步步后退？是的，哈米德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选择”。他在书的结尾，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撕裂般的痛苦。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穆斯林，他本人就是自由主义最坚定的信徒，他是喝着西方的墨水长大的。他在情感上，无比向往那个个人权利至上的世界。但是作为一个诚实的政治学者，他不得不承认，在他的故土，那个自由的梦想，目前只能通过残酷的独裁来维持。而如果真的尊重人民的选择，他就必须忍受那个并不自由的、充满宗教色彩的结果。
而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系列分析，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才是一个稳态，才是真正有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持续的。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大同”是一个注定要破灭的梦想。并不是所有的花朵，都会开成同一个颜色。伊斯兰世界，可能永远都不会变成另一个欧洲，另一个美国。它会在一条独特的、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在这个神权与人权的剧烈拉扯中，走上一条我们完全陌生的道路。也许我们也只能是怀着敬畏，当然也怀着警惕，看着这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现代世界的惊涛骇浪中，独自寻找属于它的，哪怕是我们并不喜欢的生存形态。
好，这本《伊斯兰例外论》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